受一个半官方组织的委托，由五十多位专业人士组成的课题组要展开一项关于老年人幸福感问题的专项调研。委托方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调研组则是由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他们的研究生组成。
此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及时而准确地了解城市人口中的老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第一手真实材料，作为他们的决策依据，提高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摸清情况是科学决策的第一步”，委托方的负责人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极其诚恳，标准的“语重心长”。
调研组根据委托者的要求，认真仔细地商定调查的方法。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分布在城市与乡村，普查是不切实际的，况且调查的经费十分有限，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来完成。为方便取样，他们决定选取四个大城市中的二十个社区来进行，每个社区随机选取十位老人，登门访谈，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
小组兵分四路，奔赴四大城市。调查伊始，有一个难题摆在了课题组的面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或口头通知，社区居委会对于课题组均不予以接待。于是，他们分别去居委会的上级部门——街道办事处请求帮助。而街道办事处则要求专家们去找更上级的领导批示。于是，调查组又找到区里，区里又请示了市里的民政部门，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关系理顺，手续补齐。
教授、副教授们带领的调查小组试图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五个社区展开工作，但市里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连居委会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这等于瞎子摸象。我们也搞不清社区居委会的分布，不如推荐一个区你们找他们联系为好。
区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相关领导在听取了调查小组的意见后同样认为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有的街道的领导办事拖拉或公务繁忙，不一定能接待好调查组。于是，区里指定了几个办事能力相对较强的办事处负责协助调查组的工作。出于同样的考虑，街道办事处又把调查组的专家们引荐给了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居委会。一切都顺理成章。
居委会冲着上级的面子和信任，殷勤周到地接待远方而来的客人。
所到之处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条件堪称一流，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锦旗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标语口号和便民服务措施等。居委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都是中年女性，且一律面带笑容热情好客，不停地劝专家们喝茶、吃水果、嗑瓜子。
当得知调查组的意图后，她们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没问题，别说找十位老头老太太，就要找二十、三十位也不费吹灰之力，你们不必辛苦了，我们把他们喊来就行了。”
当调查组的师生们说“我们想采取走门串户的方式，进行个别访谈”时，居委会的主任还是满腔热忱地表示：“那更没问题，我给你们带路，陪你们去一家一家地访谈。”
调查组的几个人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种调查方式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婉拒了居委会干部们的好意，坚持自己入户访问。
“那怎么行呢？”居委会主任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你们又不认识他们姓什名谁，住在哪楼哪号，两眼一抹黑地误打误撞，弄不好让人当成坏人了呢！这法子不行。”
“您能把社区老人的花名册给我们看看吗？我们想做非概率抽样。”带队的教授提议道。
“啥？您说啥，非啥抽样？”居委会主任没听过这个说法。
“噢，就是我们想从老年人花名册上随便选十个人，然后去访谈，您觉得怎样？”教授解释说。
“那敢情好！”主任让工作人员很快找出了一个硬皮夹子，翻开后摊到教授面前，“您自己瞧吧，社区的老头、老太太全在这里了，你们自己选吧。”
于是，调查组的师生们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地选定了十位老人的名字。
“噢，这个人不行，早就老糊涂了，就是老年痴呆了。连老婆都不认识了。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这个胡老太也不成，大小便失禁，床上拉屎、拉尿的，那屋子根本就进不去人，比公共厕所还臭呢！还有这个曲老头儿也说不了话，他年轻时就哑巴了，耳朵聋得连煤气罐爆炸了也听不见，去年差一点儿被炸死。这个霍大爷更不成，早就不住在这儿了，他让儿子、儿媳撵走了，那间两居室的房子硬是被儿子霸占了。这几个也没选对，一个去年冬天煤气中毒死在家里，开了春才被发现，尸体都腐烂了。还有一个是上个月下楼时不小心摔死的，这两个人的户口怎么还没销掉呢？应该从花名册上涂掉的。小王你也太马虎了。还有这位就喜欢捡垃圾，天天睡在垃圾堆里，你们根本就找不着他……还是我们帮你们选吧，这不怪你们，你们是外人，不像我们熟悉情况，对他们我们可关心啦！”
调查组又重新选了几个，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访谈。
最后，只能按照居委会的建议，确定了十个人的名字，调查组的成员一一登门做了调查。
这十位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而且精神状态也很积极，他们个个对晚年的生活都相当满意，幸福感溢于言表，并不断夸奖现行的老年人优待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无微不至的关怀。
四路调查小组分别汇总了调查情况，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是百分之百。
没电了
我怕他，怕得要命。
如果不是处长逼着我过年必须到他家里拜年的话，我才不敢主动去呢！
不光我一个发怵见他，我猜想局里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跟我有同样的恐惧心理。
他是我们的老局长，已经退下来五年了。他当局长时是一个脾气暴躁、说一不二的人，跟谁都不客气，说拍桌子就拍桌子，想训谁就训谁。他丹气充足、嗓门洪亮，讲话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句尾常缀以“啊”声，拖着长音。“那是标准地道的官腔，透着威严。”同事们背后赞美说，这是位高权重者的语音标识。在我等小字辈的喽罗兵眼里，领导俨然一副首长的派头，居高临下，高不可攀。偶尔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碰见他时，下属们个个弯腰躬背地退避于侧，向他致敬。局长的脸上少有笑意，一年四季冷若冰霜。局里的干部，包括处长们没有不怵他的，极少有人敢跟他套近乎。
我的处长原先是局长的秘书，局长退休时才把他调到了我们处。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处长派我春节前去给局长拜个早年。他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代他向局长问好并替他做个解释，因为年底的工作太忙了，处长没时间亲自前往请安。我知道处长说的是真话，他的确太忙了，那天他要跟几个朋友打几圈麻将，晚上还安排了两个饭局。
处长把拜访老局长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办，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既感到荣幸又觉得紧张。临行前，我又专门请示了处长，生怕有所闪失。我说：“我一个科级干部恐怕没有资格去探望老领导，级别相差太远了，局长会不会跳起来抽我一耳光，然后又一脚把我踹出门去，老局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好像很在意这类事情。”
“怕什么？瞧你这唯唯诺诺的窝囊相，罗罗唆唆的！”处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连眼皮都不抬地说，“我告诉你，你是代表我去的，怎么不够级别？再说了，你的职务比他高，你是现职科长，他呢，啥也不是，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你有啥好怕的？他现在就像是一根被拉了闸的电线，懂吗？电线还是那根电线，但早就没电啦！你可以随便摸，不会触电的！傻瓜！”
“可是，仅送一个水果篮，是不是礼轻了点儿？”我仍没把握。
“那就不错啦，这已经超标了！你懂不懂？真是书呆子，长个猪脑袋。局里年底看望老同志的标准是五十块钱，咱那果篮花了七十块钱，你会不会算账啊？快去吧，别烦我了！”处长摆了摆手把我轰出了办公室。
我只好硬着头皮拎着水果去看望老局长。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因为老局长很讲究排场和礼数。就他那性格，我敢肯定地说，只要他扫一眼这点儿破水果，再瞅一下我这个无名之辈，绝对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把我打出去才怪呢！我觉得自己很倒霉，让处长给涮了。十年前，也就是局长退休的前五年，他的小儿子结婚，前去贺喜的人在他家门口排起了长队。局长事先早就说了，他儿子结婚不办宴席，不接受下属的贺礼。他只是要把家里的重大事情向组织上报告一下而已，这是纪律。但同事们还是不听招呼，他们找了个折衷的办法！光送礼，不吃饭。所以，那一次，局长家的防盗门只开了个小缝，多数前去道喜的人，只好顺着门缝把一个个红包、信封递进去便扭头就走。我那时刚毕业分到局里工作，也随大流地跟着同事们去凑热闹，想讨一杯喜酒喝。我精心挑选了一对漂亮的玻璃瓶，没承想让局长给扔了出去，摔得粉碎。他向我吼道：“少来这一套，我从不收礼！”
如今我又拎着果篮来惹他生气了，这不是自讨没趣吗？那结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透过车窗，远远地就看到老局长站在楼门口凛冽的寒风中。不知是激动还是畏惧，我下车时绊了一跤，差一点儿跪在了老局长的面前。他疾步迎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两眼闪着泪花。他说：“我已恭候多时了，真盼着你能早点儿来，刚才电话一放下，我就下楼等着你啦！”
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招呼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又兴奋地为我倒上了一杯热乎乎的茶水。他说：“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真是过意不去。瞧，还送水果给我，太破费了。”他顺手拉过了一个马扎，坐到了我的对面。我起身让他坐在沙发上，他说什么也不肯。
我仔细地端详了老局长的面孔，心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触摸摆在我面前的这根粗大的“电线”。他身体依然健壮，只是少了些许头发，多了几条皱纹。从外表上看，他跟当年的局长没什么两样，但说话的声调口气柔和了，脸上的表情神态慈祥了，一举一动都与五年前判若两人。也许处长说的对，他真的没电了。
老局长深情地回忆起在局里工作的美好时光，并认真地向我“汇报”了他退休后的生活细节。我的心情从紧张惧怕转变为轻松自信了，不时地插话鼓励他几句，结尾处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一个很有力度的“啊”声。临别时，我还下意识地拍了拍老局长的肩膀，希望他能继续发挥余热，多为人民做贡献。老领导频频点头，嘴里连续说了好几个“是、是、是”。
坐在车上，我突然觉得浑身发热。我深深地意识到我自己也是根电线，虽然很细很细，但它是通着电的，而且在老局长眼里，我这根电线的电量很足。
一件内衣
星期天闲着没事儿，忽然想去对面新开业的一家商店里转转。
那家商店与我的住宅楼仅隔一条马路，开张不到半个月。店门口摆满了贺喜的花篮，还竖着四个大音箱，整天播放优惠打折的诱人信息。为遏制妻子与生俱来的购物冲动，我把窗户缝儿用胶条封得严严实实的，还用两个随身听的耳塞子堵住了她的耳朵，尽量阻碍马路对面高音喇叭一浪高过一浪的商品促销广播。
我这一招挺好使，半个月下来，老婆随着耳机里的音乐跳起了街舞，对于近在眼前的商店视而不见。星期天一大早，她就约了几个老太婆去社区的露天广场上跳街舞了，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空荡荡的家里。顺着窗户钻进来的“买一送十、机不可失”的甜美清脆的女声让我心动。我坐不住了，像吃了迷魂药似的神情恍惚、兴致勃勃地奔向了商店。
一走进店门，滔滔不绝的热情便滚滚而来。如花似玉的导购小姐和花枝招展的售货员一拥而上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向我介绍五花八门的奇特产品。我的耳朵嗡嗡作响，额头的汗哗哗直淌。两位丰乳肥臀型的重量级美女，不由分说便把我连扯带拽地拉到了她们的专卖柜台前，给我挑选保暖内衣。
我试图拒绝她们，因为我不缺那种衣服，家里的储物柜里至少还有七八件从未拆过封的，那都是我老婆逛商店淘来的便宜货。但售货员岂能容我开口，再说我当时的嗓子已经急得冒了烟，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我只好接受了她们的好意，买了一套保暖内衣，又享受了她们“买一送十”的最高优惠——买一套内衣送十根牙签。付款后，我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仓皇逃回了家。
没等喘息平稳，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要试一试这套“价廉物美、不买后悔”的新式内衣是否合身，天哪，我差点儿给憋死，那内衣绷在身上比泳装还紧，领口卡住脑袋，恨不能把两个眼珠子给挤出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上衣脱下来。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脸色才由紫变红。我不得不回到商店退换。
售货小姐对我这类顾客早就屡见不鲜了，她把眼睛瞪到了极限，责怪我的不是。
“您明明说可以包退包换的嘛！”我急了。
“是啊，如果你不损坏商品，当然能退换了，”她一脸不屑的样子。
“可是，这衣服不是完好的吗？”我据理力争。
“完好你干嘛来退？”她冲我嚷。
“不合身嘛，我试过了。”我耐心解释。
“试过了就不能退！这是内衣！你穿过了谁还会要啊！”她冷冷地说。
“你们明明告诉我，这内衣的尺寸正适合我穿，怎么一转身就不负责任了呢？这衣服太小了，跟泳衣似的！”我仍坚持退换。
“那多好啊，保暖、游泳都能用。你这不是赚了嘛！得了便宜还卖乖，真难伺候！”她没有丝毫退让。
“不行，我得找你们老板去，没有你们这样强买强卖的！”我火了。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呀！小心气出个肝硬化！多不值啊！这样吧，你把它留给你儿子穿不就得了，我再给挑件大号的，你再买一件嘛！”她的口气有些缓和了。
“我儿子比我还壮呢！他穿不了。”我不想听她的馊主意。
“那好吧，那就换换吧。不过，不能换内衣，你可以加点儿钱换件风衣。”她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了。
于是在她的鼓动下我只好添钱换了件风衣。这件风衣虽然也粗制滥造，但总不至于把我活活憋死。等我付了款，她又猛然想起了我已经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跑过马路，爬上七楼，取回了“买一送十”时所占到的便宜——十根牙签。
看中医
后背上的疱（医生称之为疖子或痈）在经受了半个多月的青霉素强攻之后，仍然死皮赖脸地盘踞在那里，没有丝毫退却的迹象，就像一个钉子户似的，顽强地与“拆迁公司”抗衡。
“看来得切开了，不来硬的，这家伙是不会服软的。别指望输液了，那是死路一条。”外科大夫的态度很坚决。
“非得手术吗？能不能想点儿别的办法？”作为患者，我从心里惧怕外科医生的主张。
“你以为我没事闲得非要在你身上划一刀？我可是做大手术的，肝移植你听说过没有，我哪年不做几例？要不是院长跟你是朋友，安排我来主刀，就你这么个小破疱，我瞅一眼都觉得是屈辱。这是实习生练手艺干的活儿，你懂不懂？在门诊，一划就行了，几分钟的事儿。别的办法？什么办法？你说吧，你想用什么办法？口服药吃了，吊针也打了。不是治不好吗？还有什么办法，你说呀？”外科医生把我的建议视为无理要求，说话的语气十分不耐烦。
“能让我看看中医吗？外敷中药不知行不行？”我的声音越发显得微弱，像是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