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说，我家里的事全由太太做主。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不像有些人那么虚荣，明明一切都由老婆说了算，却在外面愣充大丈夫，口吐狂言：大事听我的！谁不知道那大事指的是什么——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武扩散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而已。
我常如实地告知我的同事，在我们家屁大的事都得听老婆的，我只管比屁还小的事。
老一辈人说：“牛驾辕，马拉套，老娘儿们当家瞎胡闹。”这话虽然既难听，又偏激，可也有一定的道理。女人做主不见得事事都做得对，以我家为例，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老婆就犯了个不小的错误，给我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按我的想法，楼层不必太高，住三四层就挺方便的。她说我弱智，三十层的塔楼，住在三层跟住在地下室里没什么两样！这叫什么话嘛，三层和地下室怎么会一样呢！我心里不服，但嘴上没说。
最后当然由她拍板，买了二十八层，比选择三层同样的户型多花了二十几万。
住高层的优点很多，光线明亮、视野开阔，连下雨都比楼下的人知道得早。上下楼乘电梯，省时又省力。我也觉得满舒服的。
没过几天，一个新的情况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越来越心神不宁、忐忑不安。
负责开电梯的女工，每天捎带着卖《晚报》，搞起了第二职业。《晚报》摆在电梯里的小桌子上，一块钱一份。很多住户上电梯时都顺手拿一份，再扔下一块钱。有时，开电梯的女工还唯恐别人忘了，对没买报纸的人关心地问上一句：“您不来一份？”我就被她提醒过好几回。我每次都笑着摇摇头或摆摆手，说：“不用了！”时间久了，那女人脸色越来越阴沉，像是挺生气的，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有几次，她明明看见我跑过来了，却关上了电梯门，让我不得不再等一趟。我觉得问题出在报纸上了。
有一天，就在她关门的那一瞬间我挤上了电梯。“没长眼睛啊，电梯门夹坏了你负责呀！”她没好气地冲我嚷着。我不好意思吭气，电梯里还有别人呢！“来一份报纸吧！”她白了我一眼。“不买了，我家里订了。”我想撒个谎，打消她的念头。“真小气！”她小声嘟囔着，很伤我的自尊。
我很少看报纸，各类新闻网上都有，在办公室里早就浏览过了。再说，女人当家，心细如发。我老婆每月只给我留出三十块的零用钱，平均一天一元。她说，男人有钱容易变坏。为了把我塑造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她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手段。如果我每天都买一张晚报，那一个月下来我恐怕连头发都理不了啦！所以，我不买报纸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那开电梯的女工却不管我拮据的经济状况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她不断地用殷勤、热情以及白眼和恶语对我交替施加压力，我终于坚守不住了，不得不也“来一份晚报”！
一连二十多天，她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而我口袋里仅剩下四块钱了，我的头发快遮住耳朵了，如果我老婆知道我把理发的钱花在了开电梯的女人身上，她会发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决定爬楼梯上下班，尽管我的关节炎一直折磨着我，但那也比心理折磨更容易忍受。二十八层楼啊，对于我这样一位体重接近两百斤、脚上长鸡眼、膝盖里积水的“残疾”人来讲，的确是一个致命的考验。我还是要咬牙坚持，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电梯女工那嘲讽鄙视的表情时，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连续爬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下去了，但成绩是显著的，我攒够了理发钱，可以让耳朵重见天日了。我完全有资格大大方方地坐一次电梯，感受一下迅速升起的快乐。
开电梯的女人热情地冲我笑着，像是久别的亲人一般。“您出差了吧，看您瘦了不少。”她关心地问我，我嗯嗯地点了点头。她弯腰从椅子下面抽出了一沓报纸塞给了我：“这些报纸是我每天替你留下的，一共十五份。”
天呐，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正准备用那十五块钱明天去理发呐！
惹火烧身
我和我的朋友老梅同时染上了写小说的毛病，但结局却大不相同。
我比老梅先动笔，写了个短篇。老梅过目后，很宽容地夸奖了我几句，说我有一定的写作天才，文字水平“相当凑合”。我的作品唤醒了他创作的冲动和勇气，他拍拍胸脯跟我夸下海口：“我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个大的——长篇，一炮打响，一鸣惊人！”然后，便像仪仗兵似的迈着正步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儿。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当兴奋时便夸张地走上几步。
老梅办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出一年，老梅的长篇小说——《惹火烧身》隆重推出，没等卖出几本，一场轩然大波却在老梅的单位内部掀起。整个单位上下从领导到同事，包括看大门的，都纷纷登门找老梅算账，要讨个说法。据说，他们个个都从《惹火烧身》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和情节都能从本单位找出相对应的真人真事。这下可麻烦了，老梅家的窗户玻璃没剩下一块完整的，老婆孩子也跑到外地的亲戚家躲了起来。只有老梅还待在家里——不是他愿意住，而是被同事、领导们“监视居住”，未经允许，不准离开。
我十分担忧地跟他通电话。“没事的，你放心。”老梅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小说创作纯属虚构，那些对号入座者，完全是自作多情、自寻麻烦。”他进一步安慰我。
“听媒体上说，你们单位的全体同事要联合起诉你？”我心里还是不太有底，在电话里小声问道。
“没事的，我那是个小单位，全部加起来不过三百多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梅还真能想得开，说得多轻松，“不过三百多人”。我心想，别说三百人全去法院告你，就是三个人也能把你搞垮。
“你那小说到底是怎么写的，写举报信也不至于所有的情节都能对得上呀！”我不仅替他担心，也有些好奇。
“真实呗！文学的本质就是真实。我不像你那样，什么虚构啊，幻想啊，那都是胡编乱造。我写得实在，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老梅挺倔，不允许我对他的大作有任何质疑。
此后，我一直想找到那部长篇看看，但一直没找到。听说本来印数就不多，又被要求停止发行了。
差不多过了半年，我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惹火烧身》侵权案的审判结果。报道中介绍了“惹火”事件的来龙去脉、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法律专家的相关评论。从那篇详细的报道中我了解到，老梅的大作《惹火烧身》的确写得太实在了。连故事发生的单位都用了他所在公司在工商局里注册的真实名字，小说中的人物也都能从他单位的电话号码薄中一一查到，故事情节据说与这些年里老梅公司里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甚至连主要人物（小说中以贪污好色而闻名的领导）居住的楼牌号码都与现任领导的一模一样。老梅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把他所知道的同事们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正如某位法律专家所说：小说在当事人看来，只是一个幌子。书中的少许虚构部分均是作者别有用心的恶意猜想和肆意丑化。这显然不是一部所谓的文学作品，而是一封内容龉龊的匿名信。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取得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证据，最后判定老梅赔礼道歉并处以二十三万元的经济赔偿。
我至今仍十分珍惜地保存着那张报纸，我不是想从那篇报道中汲取教训，而是因为那张报纸上同时刊发了我的中篇小说《相安无事》获奖的消息。
莫提包
莫教授的手提包至少陪伴了他半辈子，里面装着他一生的荣耀。
我第一次结识莫教授时，估摸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头上的黑发已经屈指可数了。他从提包里翻找好一阵子，才抽出了两张纸，那是他的个人简历，上面除了姓名、性别、民族、籍贯、本人成分和政治面貌之外，还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30年某月某日。那一年他正好五十周岁，与我估计的年龄略有出入。履历表上用红笔校注的另一个时间点格外引人注目——1945年8月14日——那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每当给人出示这张表格时，莫教授都要反复强调这个日子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越说越激动，嗓门越拔越高，直到对方点头称是为止。因为莫教授参加革命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曾有人调侃他：“您太厉害了！别人打了八年都没管用，您一参军就把日寇吓跑了，大大的厉害！”他得意地自谦道：“那倒不是。关键是涉及离休待遇问题，这可马虎不得。”
莫教授的手提包内容可丰富了，据我观察，至少有二十多种他逢人便掏出来如数家珍般向人炫耀的宝贝。我看过无数次的珍品有：奖状两张、工作证一本、出席国庆游园会请柬两份、会议代表证三个、参加大合唱时与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合影一卷（照片有一米长，卷成筒状）、名人信件五封（他当年的战友和同学，后身居要职）、他参编的《人民公社万岁》一本、发表的文章四篇（代表作为《从〈红灯记〉的演出成功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等等，前两年包里又塞进了两本砖头般沉重的精装大作——《中华名家辞典》和《世界名人大全》，书中各用二十多个字系统地介绍了莫教授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