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说：“各位不要激动，我提一个建议，看看这么解决行不行。一种方案是我们一起租一辆车到城里吃饭，因为这附近没有餐馆。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把餐费发给大家，由个人选择。在旅店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家咖啡馆和酒吧，不想吃饭的老师可以泡泡酒吧，喝喝咖啡，体味一下英国小镇的夜生活。如果有人想吃饭，就自己结伙儿打出租车到城里去。据导游介绍，这里距城里约有十公里，那里有一家中国餐馆，可以吃到汤面，一碗面条大概是5英镑。各位吃完了面条还可以顺便逛逛街，买买东西。怎么样？是同意第一个方案一起去吃面条，还是每人发10英镑自己安排？”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发钱！”
于是每位教授当即领到了10英镑。
钱拿到手后，有几位教授说，今天中午吃多了，现在肚子还胀得很，晚饭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几位教授表示，出国这几天体重增加了，得想法子减减肥了，正好可以从今天做起。
另有几位对建议去酒吧坐坐的一个年轻人说，酒吧咱中国有的是，何苦“不远万里”跑到这鬼地方装作有情调呢？那位年轻人碍于情面没好意思再坚持。
其中有一位于教授说得最爽快：花5英镑去城里喝碗面条，还要打出租车，谁去谁有病！连面带车还不得10英镑啊！合人民币150块钱，那面条是金丝做的啊！不去，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去，省了。谁爱去谁去，我舍不得花钱。我回屋睡觉了，俗话说得好，“营养不足睡眠补”，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最后有四位教授经过反复斟酌犹豫，还是选择了去吃面条。他们三男一女合伙儿打了辆出租车，一块进了城。而那位女教授事先做了声明：“我一点儿都不饿，我是想去城里逛逛商店。你们男的先吃面，我在门口等着。等你们吃完了饭，陪我一起逛。”这位女教授自认为独具慧眼，一路上不放过任何地摊、小店，她好像比警犬还灵敏，四处寻找比中国便宜的袜子、内裤之类的，不停地在嘴里唠叨着各种商品的比价。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整个考察团中，吃面条的是少数，仅有四个人（其实，只买了三碗面，在男士的劝说下，那位女教授要了个空碗，从其他三个人的碗里各分了一点儿，她说只是尝尝）。这四位教授由于采取了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选择，而受到了众人的群起嘲笑，在他们进城的那一刻起，这四位便成了考察团中“另类”了。
“这几个家伙简直是臭极了，一个个自私自利的，看见吃的就红了眼了。”
“嘁，这号人不值得一提，跟猪似的，除了吃还知道啥？”
“哎？那个老王不是你们系的嘛，他是不是很有钱啊？”
“是啊，他老婆是学校财务处的副处长，哪能缺钱花呢！”
“还有你们院的那个老李，听说平时尽在外边赚钱，课讲得挺臭，钱挣得倒不少，是吗？”
“嗨，这年头，老实人吃亏呗，那些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连5英镑一碗的面条都敢吃，人品能好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没有钱。有了钱也不能摆阔吧，瞧这几位刚才看我们那种眼神，好像我们是乞丐似的。咱也有钱，不比他们穷！牛什么呀！”
“等他们回来就知道了，肯定后悔啦。说不定餐馆关门了呢。”
“要我说，这里的中餐馆卫生条件肯定不行。面条里弄不好还有苍蝇、蟑螂呢！你们瞧着吧，这几个家伙没等回来就跑肚拉稀啦！”
“哎，咱们应该先把厕所里的手纸给藏起来，看他们怎么办！”
没进城的这些人中，有十来位一直饿着肚子站在小旅馆的门口，等着看吃面条的恶棍们回来时的惨相，另外几位自带了饼干、方便面的老兄老姐心态相对平和一些，他们为多得了10英镑而喜悦，当然也为没有去中国餐馆吃上面条而有些愤愤不平。
可恨的是那四位“脑袋有病”的“有钱人”，竟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回来了。他们夸张地打着饱嗝，拍着肚皮，说话那口气，好像不是喝了碗面条，倒像是在皇宫里吃了什么大餐似的。
兜里揣着10英镑，肚子里却咕咕叫的这伙人，群情激愤，把这四位吃面条的“富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幸亏“面条派”的这几位见势不妙，未敢顶嘴，否则，那天晚上搞不好能弄出血案来呢！
在剩下的几天里，考察团中的“面条派”明显地陷入了孤立状态。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拍照，更没有人帮他们照看行李。而那些非面条派的教授们都变得趾高气扬了。
“吃碗面条，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处理得不好，会影响稳定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学会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团长讲得对，不少人都这么认为。
学风问题
朱院长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精彩，赢得了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
显然，朱院长的发言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一气呵成地照着稿子念了下来，没有丝毫的磕绊。
专家座谈会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主题是“加强学风建设，规范学术道德”。与会的学者分别来自各著名大学，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重量级专家、“大腕”。这里的许多人都是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其中不少学者频频在电视台亮相露脸，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角色。换句话说，不知底细的人常把他们误认为是电视明星，或者是在电视台里领工资的名人。
这样一批高知名度的学术大家们聚在一起，讨论的却是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的问题，这无疑引起学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所以，与会的媒体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了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
谈起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所有的学者们都表现了极度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浮夸敷衍、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简直到了乌烟瘴气、无法忍受的程度！”有的专家当着记者的面捶胸顿足，以示痛心疾首。
还有的大师认为这仅仅是部分现象，即“冰山一角”，导致整体性道德失范的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科研经费投入方式的不公平，多如牛毛的各类评估、考核、检查，以及荒唐可笑的量化标准等等，是导致学者们请客送礼、拉关系跑路子的体制或机制上的弊端。一位学者说到激动处，竟然满嘴脏话，俨然一副江湖派头。
还是朱院长有水平。他在发言时始终保持了大学者应有的风度和理性。他在承认同行们所罗列的不堪入目的丑恶现象后，对各位指出的不同看法进行了简短的小结。然后就这些现象的成因作了系统而富有见解的阐述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朱院长的发言具有明显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媒体记者纷纷围着他，就他发言中提到的某些观点进行深入的采访。朱院长满面笑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朱院长兴致勃勃地请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一同吃饭。席上，他十分亢奋地向领导汇报了下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热情地邀请领导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到学校指导工作，顺便游览一下当地的名胜。他频频地向领导斟酒，殷勤地替领导夹菜，并不失时机地向上级领导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在下个月开展的优秀成果评奖中能够胜出，而且还想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以便为国家尽点儿微薄之力。
为了表示对领导的诚意，他还当场送给领导两幅名人字画。领导借着酒劲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朱院长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一位“不守职业道德”的杂志记者目睹了这一切。他散会后一直尾随着朱院长。就在领导刚把字画从朱院长手里接过来时，这位记者把一本杂志摔到了朱院长面前。他说：“好啊，朱大院长，真是天大的讽刺。您下午发表的关于反对抄袭剽窃的高论，竟然完完整整地抄袭了鄙人的拙作！您看看吧！”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来来来，别激动，咱们有时间坐下来单独谈谈。您放心，我不会亏待您的。”朱院长处变不惊的气度，确实令人佩服。
背课
冷教授讲课时很有热情。
他是党校少有的几位讲课时不完全一字一句念稿子的专家。
冷教授不“念”光“背”，这是很高的功夫。
讲课中的“讲”与“背”不同。怎么说呢，“讲”有一种现场发挥的意味，而“背”相当于事先录制好了歌曲，演员上场时并不是真唱，只是摆摆样子对对口型而已。“背”出来的内容，在“讲”的过程中能感觉出来。冷教授记忆力好，“背”稿子的本领极强，几乎达到了特技表演的水平。
人的记忆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人善于记忆数字，不管多长的电话号码、证件号码、车牌号码，都能脱口而出。有人喜欢记人，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与某人的一面之交或仅是擦肩而过，都能深藏于记忆之中，若干年后再见之时，他仍会一眼认出。还有的人能记事，数十年前的某月某日，他与某位狐朋狗友在某个地方的某个饭店，吃了顿饭，当时点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盛菜的盘子，喝酒的杯子以及谁买的单，花了多少钱，席间张三李四说了什么话，均记得一清二楚。当然，还有的人愿意记仇，小时候父母老师同学打了一下，骂了一句或者多吃了一口东西，他都会铭心刻骨，终生不忘。甚至于有的人特别热衷于记梦，脑子里装满了成千上万个稀奇古怪的梦，不断地讲给别人听。
一般的普通俗人，就像我，记忆力仅限于储存一些与生活相关联的事儿。比如说，别人借了我的钱我终生不忘，而欠了别人的钱又常常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记忆力我极少向朋友伸手。
冷教授的记忆力超人，他的长项是记观点、背语录。他能大段地背出马、恩、列、斯、毛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经典论述。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引经据典，包括最新的文件精神和领导的最新讲话。
说实话，我每次听冷教授讲课，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脑袋里能装得进那么多概念、术语、名言和论断，这些东西要是塞进一般人的脑袋里非得爆裂不可。“本质”“精髓”“灵魂”“主题”“目标”“旗帜”“体系”“观点”“立场”“方法”……随便哪个词，他都能从马、恩、列、斯……那里找到许多话语来一一阐发。
冷教授讲课一板一眼，滴水不漏，逻辑清晰，语言流畅，不时地辅以手势和表情。他不念稿子，“讲”得抑扬顿挫，一气呵成。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折服于他的知识和热情。我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当然我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学生，不像我的同桌和其他同学，他们竟然在冷教授的课堂上呼呼大睡。
骄傲的儿子
我的同事老邱这十多年来一直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
只要一见面，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公交车上，不管是开会还是吃饭，老邱总能把话题迅速扯到他的宝贝儿子身上。谈起儿子，老邱的眼睛会突然变亮，嗓音也格外清脆。他常说，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自己越来越自卑。跟儿子相比，做父亲的简直一无是处。孩子懂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会，而老邱除了胃口好、睡眠足之外，还真难找到其他优点。
老邱的自豪感和“自卑”感同步增长，他在为儿子的进步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落伍感到自卑。他常在兴奋和沮丧交替变化的情绪中起伏升降，像荡秋千似的。夸奖起儿子来，他会把脑袋里所有的溢美之词和盘托出。检讨自己的不足时，他便唉声叹气地自我贬损，听他那自悔的口气，恨不能立刻给儿子重新换个爹。谁都知道这是老邱惯用的对比法，以此唤醒别人对他儿子的崇拜和对他本人的羡慕。
老邱的自卑情绪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连我都受到了影响。跟他的儿子相比，我们这代人确实微不足道。老邱的儿子三岁会弹钢琴，四岁能背唐诗，五岁能说英语，六岁会打网球……从读小学开始就不停地参加各类五花八门的比赛，不是夺冠，就是金奖，家里摆满了奖杯、奖状，这种天才哪个敢比？我在他背唐诗说英语的年龄段，只会结结巴巴地骂后街狗剩子是个尿炕精。至于钢琴和网球，天哪，说句难听的话，我一直搞不清它们是公是母，你说我能不跟老邱一样自卑吗？再说，人家还有个儿子可以自豪，我呢，儿子倒是有一个，除了会扯破嗓子替国家足球队的臭脚们加油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特长。所以，要论自卑我比老邱至少多出一倍。
老邱的儿子我见过多次。从满月起，老邱就抱着他四处巡展，那孩子为他爸挣足了面子。
上个月老邱又一次邀我去他家里做客，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我与他共同分享他的骄傲和我的自卑。我已有两年没见过这个孩子了，他如今读初二，长成小帅哥了。
“叫叔叔，”老邱引导儿子向我问候。
“讨厌！叔叔！”他挺不情愿地喊了我一声。
在老邱的反复动员下，他儿子为我弹了支曲子，又用英语叽里呱啦地背诵了一篇课文。老邱喜笑颜开地足足夸奖了一个多钟头，这才觉得口干舌燥。他招呼儿子说：“去，快给老爸倒杯水！”
“凭什么呀？你自己没长手啊！自己倒去！”儿子正背对着我们玩游戏。
“这孩子，一点儿礼貌都不懂。我是你爸，听见没有，快，去给我倒杯水去，听话！”老邱笑着催促他。
儿子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冲着老邱龇牙瞪眼：“你叫我一声爸，我就给你倒。”儿子提出了条件。
“这小子，越来越混了。算了，算了，还是我自个儿动手吧。”老邱不好意思地向我笑了笑，起身倒水去了。
“瞧他那副德性，饭桶加傻瓜，谱还挺大！”他儿子跟我撇了撇嘴，不屑地小声评价道。
我有些坐不住了，赶紧抽身告辞。
“再聊会儿呗！”老邱真诚地挽留我。
“下次再接着聊吧！”我已走到了门口。
“太遗憾了，不再听我儿子演奏一段贝多芬了？”老邱边跟我握手边客气着。
“少废话！有完没完了，要弹你弹！快把出场费给我！”没等我回答，屋里就传出了孩子气哼哼的声音。
我慌忙下了楼，长长地吐了口气，我打算明天与我儿子一道，去扯着嗓子痛痛快快地为国家队喊加油！
探视
我的导师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探视病人。
有一次他过生日时，我们几个弟子门生为他摆了桌祝寿宴。他那天很兴奋，多喝了几盅，就把这个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
赵老师说，系里的同事或自己认识的熟人或同学生病住院时，他总愿意去看看，问候一番。我们很感动，内心里对他关心别人、珍惜友情的品德钦佩不已。
赵老师接着说：“我去看病号，绝不是出于什么爱心，我是另有考虑。”他又干了几盅白酒，兴致极高。
他说，世上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个人和个人的竞争。什么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学校与学校间的竞争，都不关我的事儿，都没有个人间的比拼有劲头儿。竞争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比方说同学、同事等熟悉的人，甚至包括兄弟姐妹，最容易产生竞争。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跟他较劲。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就目前来讲，他是个成功者。成功在哪里，主要是身体健康。
他说，他每次一听到周围的同事或昔日的同学、朋友因病住院，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从心底迅速升腾，他就忍不住要去医院里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