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象当代物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即经过探究、探索和发现的连续过程逐步地展现宇宙的性质，在介绍物理学的时候，要把物理学看作人类心灵的极好成就，并把它看作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课程的设计应该引导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尽可能地做到象科学家所做的那样去进行探索和实验。
随后的几年，物理学家们致力于将新的物理学设计用于编制课文、实验室指南、教师手册、特殊的实验仪器、书面测验和电影等方面。对于他们想用来形成基本概念的那些实验，他们作了反复的检验、修改和再检验。他们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利用实验使学生按照指导熟练地在实验室完成试验以得出预定的“正确”结果。例如，传统的方法让学生熟记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而新的研究方法却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验来发现这些定律。
“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课程的实验室指南只提出最小限度的指示，通过提问题的方法来引起学生对于实验中重点的注意。然后就让学生自己决定该做些什么，包括决定是否有必要做实验，或者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基本概念来确定能否回答这个问题。“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编的物理学注重古典物理学和近代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而对工艺上的应用不甚重视。这就使中学的物理课程有可能较多地介绍原子物理学和核子物理学。
数学1952年，伊利诺斯大学中学数学委员会开始在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学中第一次采用他们新编的数学课本第一册来代替传统的中学一年级的代数课程。新编教科书包括关于实数的性质、代数语言、运算与反演、演绎的组织、序列与集合等方面的题目。在增强对实数系统的理解过程中，着重强调的结构概念有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传统的教科书里的那些操作规则，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成用上述规律而得到发展的。
伊利诺斯大学中学数学委员会的课程并不讲解数学规则，他们组织材料的方法是让学生有机会做简单的题目，而且学生只需根据已有的经验就能解答这些问题。在这些探索性的习题里所进行的练习不是将特定的计算规则运用于特殊的问题，而是发现运用于所有这些计算规则的根本特性。所以，发现的过程是掺和在课程的内容里面的。熟悉这些特性以及学生联系这些特性的经验就使学生能够在必要时设计出他自己的计算规则。讲授这些结构概念的目的在于使学习者最终能主动地解决问题。
伊利诺利大学中学数学委员会的课程需用发现法讲授，下面的这段话说明了这种意图：
有效地使用这种方法需要极高的教学技巧。教师必须是一个提问题的专家，要有较深的数学造诣；当学生不能很快地发现显而易见的结论时要有耐心；当学生提出一些意外的建议时要能够相机处置；在拒绝其他的建议时要怀有体贴的心情。他必须善于利用理解力的偶然爆发，而这种理解力的爆发是学生反应这种方法的一个特征；此外，他必须避免过早地用语言表达一个已被发现了的原理。
这种观点认为，数学方面的发现是使事情变得比较简明的一种副产品。首先从操作客体或基本的观念开始，用行动来说明这些客体或基本的观念，然后就努力利用一致的概念来提供一种能够说明这种行动的表象。这种概念仍然是抽象的，但是可以用它的特性把它表达出来。操作和表象是构成发现的要素。在他还不能逐步描述一个概念之前就试图掌握概念的含义和重要性时，需要利用直觉。
直觉可以很快地产生一个需要检验的假设，但直觉必须用符号叙述出来，以便把对于结构的理解传递给别人。
另外，1959年创立的萨普斯算术设学会主要强调概念、法则和技能。“集合”(sets)是普通的因素。其目标是在介绍相应的数的运算之前先介绍各种算术的概念，并通过一系列有关的小步骤使具体的材料和熟悉的观念转化为抽象的和新的观念。在霍利-萨曾斯的《小学几何学》里，几何的概念和结构在一年级就已经讲授了。教材的设计是为了激起推理的能力，发展阅读和理解数学教材的能力。
大克里夫兰数学设计学会则把重点放在数学的思维逻辑上，并从逻辑的方面来讨论数学。它强调学习数学的概念和观念，而不仅仅是学习运算的技能；强调进行推理、思考和理解；在机械的运算之前先形成概念。“克利夫兰设计”大量地采用各种直观的和操作的教具并试图编写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课程。
在先驱者“伊利诺斯大学中学数学委员会”的显着的影响下，继而在研究数学的新方法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学校数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由全国科学基金会建立的，并且采用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委员会数学委员会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报告作为它的基础。“学校数学研究会”用小单元的形式来为小学编写课本，而不是试图把整个中学数学课程下放到小学来。学校数学研究会和伊利诺斯大学数学委员会制订了一套新的中学代数，把代数作为对数字的一种研究，而不是作为熟练运用字母的一种技巧介绍给学生。新的代数教学大纲比旧的代数教学大纲更加强调演绎的结构。他们保留了“发现法的练习”，但利用基本的法则来进行演绎推理。
这种观点认为，数学应该作为一门主动的、有生命力的、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来进行讲授。当发现了新的定理时，旧的定理就被废弃了。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显着的进展。与数学有关的领域和应用数学的领域发展也很快。例如，概率和统计就被应用于物法学、工程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
自动化的确和学校里数学教学的变化有某些关系。自动化引进了一些控制机器的机器，如远距离自动拨号电话、导弹、自动飞机驾驶仪等。自动化使人们有可能建造并操作庞大的、复杂的、昂贵的机器，并且使人们有必要去设计和发展这种机器。
自动数字计算机使数学理论有可能结合计算机去解决由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前不可能做的计算，现在可以迅速、有效地计算出来。例如，在导弹的发射中，计算机从雷达上接收到有关导弹飞行的信息，对之进行必要的计算并对导弹加以控制。任何人都无法在短暂的瞬息间完成这种计算。
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已经发现了数学的新用途；生物学家已经把数学应用于遗传学的研究；商人把数学用于统筹生产和销售；社会科学家需要数学来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由于数学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所以青年人必须懂得数学中具有共同特点的基本原理。由于新的数学课程以集合论为核心，并把集合的相交、合并和余数的概念作为一些系定理，所以，各种新的数学课程便努力使数学教学成为一种思考的方法，即成为一个正在运行的概念体系。
生物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有许多地方提到施瓦布。他是学科结构运动的理论家，也是修改中学生物学科课程的领导人。
“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会”是由施瓦布教授在科罗拉多州布尔达(Boulder)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这次会议的科学家认为，以前在讲授生物学时着重于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往往是和材料、数据以及概念背景脱节的。这次会议对生物课程进行了修改，结果把生物学确定为一门研究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在内的有关生命世界的科学。如果学生打算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他就必须掌握诸如进化和体内平衡这类基本的概念。
这些概念乃是构成联结各种生命科学基础的主要论题。
让学生知道科学家是怎样去发现并证实他的知识，这也是重要的。科学的结构就是科学的探究方式以及作为这种探究的基础和指南的基本概念。
..为了使一个人能够认识到一个观念是否适用于一个新情境，从而扩大他的学习范围，他必须清楚地认识他所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一般性质。他学到的观念越是基本，则这些观念对新问题的适用范围就越宽广。
为什么教学要集中于基本概念？以下几个重要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学习基本的原理可以使生物学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它增大了直观思维的可能性，缩小了“高级”知识和“初级”知识之间的差距，提高了学习的乐趣和情绪，也促进了训练的迁移。“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会”编写的，被人们广泛采用的教科书已经细致地体现了这些想法。这些教科书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黄皮的、蓝皮的和绿皮的修订本，这是由这些教科书封面的颜色而得名的。蓝皮修订本的主题是人类生物学，黄皮修订本的主题是分子生物学，而绿皮修订本则着重于生态学，它从各种社区开始，分析社区内部单个生物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尽管蓝皮、黄皮和绿皮这三种修订本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每一本都有共同的主题。
把实验工作组织成实验区，每一个实验区都允许学生深入地研究一门学科，在监督之下设计实验、收集材料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估价，最后形成结论。例如，胚胎学的实验区就可以看到小鸡胚胎最初的发育情况。然后再将其与蛙或人的胚胎进行比较。
英语1959年9月，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委员会成立了英语委员会。国立学院招收经过挑选的教师，为他们开设了语言、文学、写作等课程和深入研究的实验班。它的目标是为那些预备升入大学的中学生走出要达到的成绩标准，以便改进整个英语教学大纲。
这些学院里的英语教师过去是用传统的方式研究语法的，期望学生通过熟记规则和进行练习来掌握这种富有魅力的语言；而现在要指导这些教师研究结构语法，使学生在懂得这种语言的结构之后，能够在此结构范围之内在任何一种水平上成功地运用它。虽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注重文学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组织形式已让位于围绕主题或典型进行组织的形式)，然而最大的变化仍然发生在语言学方面。
很难确切地说出结构语言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是许多人认为，可以把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在1933年发表的《语言》一书看成是结构语言学诞生的日期。总之，语言学家和教师之间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争论集中在用法的问题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对传统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作了某些修改。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语言学家坚持认为学校里的语法家对语言的整个研究方法都错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发表了乔治·L·特莱格(GeorgeL.Trager)和小亨利·李·史密斯(HenryLeeSmitL，Jr.)合写的《英语结构纲要》和查尔斯·卡彭特·弗里斯(CharlesCarpenterFries)写的《英语的结构》，这两本书对中小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两本书也有力地影响了保罗·罗伯茨(PaulRoberts)。罗伯茨于1962年发表的《英语的句子》是为中学生写的第一本转化语法。
结构语法学家认为最重要的是语音，他们区分了说和写的差别。
语言学家坚持说，一种语言的语音才是语言，而书写只不过是用来使语音符号化的一套规则。传统的语法学家时常无视写和说的这种区别；他们很少注意，或根本就不注意象音高、重音和连音这类现象对于一种语言的语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此外，语言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特有的语法，而每一种语法和其他的语法又有着许多重要的差别。最后，语言学家们都同意：语言本身就是---或者说可能是---具有刺激作用的和值得学习的，而不管语言是否能帮助学生将来成为优秀的作家或讲演家。
语言学家把句子基本上划分为四个种类：第一类是名词；第二类是动词；第三类是形容词；第四类是副词。除了这四类词之外，构成句子的其他的词叫做“语气助词”、“助动词”和“名词修饰语”。重点强调句型。目的是使学生洞察和熟悉句子所特有的基本结构和句型。
评注强调学科的结构的主要隐患或许在于这样一种假设，认为通过学习知识的结构或联系就能提高学生直观的或分析的思维能力。虽然强调学科的结构可能提高分析思维的能力，但是，对于提高直观思维能力来说，尽管布鲁纳和其他一些人不惜大量使用“直观”这一名词，其作用究竟有多大似乎还可以怀疑。
另一种假设认为，学科结构的观念来源于新物理学的演进和战后的知识爆炸。当然，新物理学的演进和战后的知识爆炸这两者都和科学有关，而且，关于学科结构的探究方式以及以学科结构为中心的课程改革，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和数学。这些重点对于自然科学或许是合适的，但它们是否也同样适合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呢？
自然科学可能具有概念结构，而且这种概念结构又有其内在的连续性。但所有的学科是否都是这样呢？例如，历史学就不存在以专门的技术术语形式，或以分类形式出现的概念，也不惜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进行研究和解释。施瓦布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说过，每一门学科的题材比我们所能描述的任何有限的模式或思想结构都要复杂得多。当然，如果不是教条主义地学习，而是在决定其有限的意义和有限的有效性这些概念背景中去学习这种结构化的知识，那么，这种结构化的知识体系的意义是有其一定的价值的，并且是可以为之辩护的。然而，提高结构化知识体系的价值，这个任务即使对于研究生来说都是困难的，更何况那些公立学校的初学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科结构的研究方式究竟想要实现什么价值？提出这种理论是为了使个人按照他自己作出的决定轻松自在地适应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这个理论似乎含有这样的意思)，还是实际上是为了按照社会所希望的那样使个人有益于社会？学科结构的探究方式重视顺序的发展，这暗示学习要程序化。或许有人会这样设想：如果我们能为计算机编制程序，为什么就不能设法对人类的心灵编制程序呢？或许我们能够这样做，然而，如果人类的心灵真的受程序的控制，那么又由谁来为计算机编制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