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0年至1970年，五种不同的教育学说强烈地影响着美国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学校教育。本书通过对社会活动的描述和分析，比较详细地分别说明了这五种学说。在本书所描述和分析的社会活动中，包括那些赞成采用某一学说的人们所发表的着作。这样，每一派学说都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运动和历史的事实来论述的。本书讨论了这些运动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特征；鉴别出各派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着述，而且注意系统地阐述和说明每派学说的代表作品；指出了每派学说历史的和当时的思想渊源；然后，对每派学说关于人性、生活的价值、可靠知识的关键特征以及我们如何进行学习等问题的观点，专门作了评论。最后，作为总结，按照教育的目的、课程和提倡的方法，陈述了该学说在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方面的应用。
我们将按下面的顺序来论述的这五种理论运动：
1.传统的文科教育2.进步教育3.学科结构运动4.新行为主义5.人文主义心理学上列每种学说都要分章进行论述，上列的五个标题构成本书的五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都将按照下面的顺序组织讨论：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五个题目，并把它们作为二十世纪教育理论的代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全书内容所要展开和检验的主题。
十九世纪的时代背景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之时，美国的公立学校制度已经有大约一百年的历史了。它发端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和五十年代(1830-1850)。十九世纪的前半期，普通人，即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已得到了承认。十九世纪的农夫和猎人显然都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绝对地比别人更聪明些。传授“读、写、算”的学校(“threeRs”School)体现出了这种想法；学校教育就是训练基本的实践技能，而并非一定要进行公民教育不可。从历史上讲，公立学校运动是在杰克逊时代得名的：豪里斯·曼(HoraceMann)1819年毕业于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在杰克逊人主白宫期间，亨利·巴纳德Barnard)执教于康涅狄格；卡尔文·威利(CalvinWiley)1840年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1833年，克里伯·米尔斯(CalebMills)开始在威伯希学院(wabashCollege)工作。他们以及另外一些和他们意见相同的人，在确定以税收来维持的美国公立学校的范围、目的和宗旨方面发挥了领导的作用。他们本人并不是务农者，而是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这么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教热情的鼓动。不过，十九世纪初期公立学校运动的这些人道主义的领导人成功地劝说了立法者，使他们相信公立学校的价值。
南北战争以前，豪里斯·曼等教育福音的传教士的成就是创办了作为美国的一种公共机构的学校。他们把公立学校看作是一种有助于自由社会成长的强大力量。可是，十九世纪形形色色的文化影响限制和削弱了做的社会功能。
尽管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中几乎没有杰克逊的支持者，可是，在杰克逊担任总统期间以及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这个运动还是取得了成功。虽然杰克逊的热情支持者很少注意公共教育，但是，那种“单间的地区学校”(Oneroomdistrictschool)仍然构成了杰克逊的民主政治所主张的开发边区那种总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杰克逊的民主政治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政治见解和公民教育与宗教无关。
杰克逊的民主政治显然赞成这种思想，并且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政治知识同教育背景和道德或哲学观点无关。从清教徒的意义来说，这里面没有宗教的清规戒律。此外，从启蒙运动的意义来说，也没有理性的支配。
豪瓦德·K·比尔提出，福音派边区教会虽然培养了人们对识字教育的兴趣，使人们能够阅读《圣经》，但由于强调了感情上的启示作用，人们便不相信关于社会、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知识了。比尔认为，这种影响的长期存在，使美国人的性格特点趋向于从感情上，而不是从理智上去处理一些重要的问题。那种认为知识过多会使人心术不正的传统说法，已经使反理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流行。此外，比尔声称，对于《圣经》的忠诚培植了某种权威主义，它促使人们接受圣经，而不是进行批判的分析和讨论。比尔在辩论时攻击了福音教会；他说，和杰克逊的政治思想一样，福音教会把知识人为地分成了几个部分。福音教会认为，政治知识与书本知识和宗教素养都没有关系。福音教的神秘主义强调，通过有力的情绪上的启示，人们有可能认识最后的事物，这就促进了这种把知识划分为许多部分的做法。福音布道会和野营布道会遍布于整个边区地带。在那些感情的体验过程中，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神秘的体验和一切智慧的神圣源泉来发现真理。这样，有些人认为，重大的道德和哲学问题的解决，与其说是通过思考和学习，还不如说是通过祈祷时与上帝的直接交流，因此学校无须注意道德和哲学问题。
限制十九世纪学校发挥其社会作用的在文化方面的另一种影响，是福音传教士派别之间的严重对立。随着同一地区居民的增多和居民中种族的日益繁杂，家长们时常难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宗教背景。学校终于放弃其宗教定向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每一个派别都深信，只有奉行宗教中立政策才能避开其对手的邪说。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么做是正当的。如果卫理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浸礼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准备把他们的孩子送往同一个学校，他们都要确保自己的孩子在信仰和道德方面的信念不致遭到损害。这样，就需要有那种致力于读、写、算的不带任何派别色彩的公立学校。人们之所以接受这种非宗教化的、又不带政治色彩的免费公立学校，部分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间互相猜忌。折衷的办法是既不要政治，也不要宗教。
还有，南北战争以后，人们普遍都受到了小学*教育，这也促使学校传授形式化和真实的教材。旧制小学必须衡量学生的学业成绩以确定其能否升级。虽然我们能够测量出学生对于事实的记忆能力，但是，对于他们在道德品质方面的进步，却是无法作出判断的。
所以，“学校机器”最终就得依靠事实和对事实的记忆。其模式是布置书面作业和要求学生原封不动地随时复述内容；反过来，教师又受到书面的教学大纲、规定的教科书和标准化了的考试的限制。这样的教育实践，尽管经常也要求死背具有某些道德意义的教材，但并不要求学生和教师去考虑各种价值的问题。它所关心的只是一些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而不是公民品德的表现。在学校里，儿童只是注意那些印在书本上的字词，而不关心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里斯纳(Reisner)认为，从南北战争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切学校改革运动，其目的都在于改革由旧制小学所形成的那种机械的体制。
最后，当我们试图确定十九世纪教育学说的思想、文化基础时，我们还不能忽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哲学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和德国唯心主义对美国知识界的冲击。显然，豪里斯·曼把无偏见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教育价值。他认为，学校必须超脱于党派的竞争，学校的工作不是向学生灌输各种观点和信念，学校应该致力于追求真理。所谓追求真理，就是培养全面地、不带任何偏见地处理问题的能力。
同豪里斯·曼一样，亨利·巴纳德(HenryBarnard)在南北战争时期始终坚持，学校必须保持无党派的超脱地位，而政治上的分歧同我们在教育上的努力尝试和讨论无关，这和他在南北战争以前的辩论中所持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中立、超脱和公正乃是教育的价值，而巴纳德对于这些价值是竭尽忠诚的。还有，威廉·脱里·哈里斯(WilliamTorreyHarris)---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公立学校最有影响的领导者---强调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学校工作中纪律与权威的重要性。虽然哈里斯和那些理解他的哲学的人们，关心的是纪律和权威在道德方面的效果，但在课堂上任教的教师们却只是从狭隘的意义上去解释它。哈里斯强调权威、纪律和传统的教材，他认为，这种纪律和权威具有崇高的意义，促进了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竞争威廉·脱里·哈里斯发表的一些观点，乃是1900年以前对中学教育具有特殊影响的理论之基础。一般受教育的人就是受过文科教育的人；他们懂得各种古典的语言，而且熟悉一些经典着作。中学应该尽可能地使青年人深入这个领域。所以，二十世纪初期，在一些小国家的中学内，大量地讲授拉丁语，少量地讲授希腊语、英语，也教一点美国文学名着和希腊、罗马与欧洲的历史。青年人学完这些课程，充其量只能够写一手好字和简单而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此外，他们要受到犹太基督教道德准则的约束；他们努力工作以赎自己的罪过。二十世纪初期，比较简单的中学课程集中于向青年人传授西方文化的基本的道德传统。
当教育被看成是一种按照传统所进行的活动，并且把这种传统 中基本的东西传授给青年人时，它的方向和目的就不会是错误的了。
教师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维护并发扬现有的传统，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使自己的技能精益求精。学校的职责就是保存和发展生活中真、善、美的东西。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中学的课程计划支持了那种关于人性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心灵是构成人的独特而珍贵的部分，它们中的大部分应该得到培养；人们世俗生活的目的就在于利用他的心灵来为上帝和人类服务。由于连篇累牍的空话和套语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校的祸害(这就同目前学校中存在的情况一样)，所以，在十九世纪晚期，并非所有美国的学校，至多也只是在学校的高年级才引导青年人考虑某些基本的生存问题，即一些与人生意义有关的问题：如人的本性和命运，人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宇宙的性质以及他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等。
可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前夕，这种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的概念受到了新的人文科学的严重挑战。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和教育家推动了对教育进行科学的、实验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方式贬低、放弃、有时甚至反对在传统和宗教基础上对教育所进行的那种富于诗意的、戏剧性的探讨。
从历史上来看，科学首先在物质和工艺的领域中产生影响。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方面，人们已经不再把物质世界看成是上帝所创造的产物，而看成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逐渐地发展和进化的结果，在此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偶然的机遇起了很大的作用。物理测量方面“个人误差”的发现，有关物质和能量不可截然分离的证据以及生物学方面关于植物和动物的形态不能截然区分的事实，动摇了人们先前关于宇宙是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设计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的那种信念。虽然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已经成为大学和中学的独立的“学科”，但是，在这些领域内所进行的研究和有关理论不断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难以在事物的本质中发现物理的、 化学的、植物的和动物的变化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十九世纪晚期，人们在杂交、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二十世纪初，医学成了一种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科学。
1900年以后便开始了对人和社会进行实验性的探索，这时候，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教育学就成为独立的专门学问了。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教育学说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权力，而不是个人的教养，服务于人类或艺术训练，已经成为一种心理习性，而且日益成为判断优秀与否的一种假设的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德国人、日本人有能力建立、维修和操纵极其复杂的军事工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没有能力继续保持对苏联的优势地位，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冲击中戏剧般地表现了出来；它表明，如果说苏联还没有在基础研究方面超过美国的话，起码在核技术方面已居于领先的地位。此外，在国内少数民族、少数派团体以及自诩为代表社会下层的劳工和政治组织之中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骚动，使各种乐观主义的设想受到了挫折。失业、贫困、犯罪继续使得社会风日益败坏。
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可能要受到挑战，美国的社会制度可能经受不了这么严峻的考验。“美国毕竟是脆弱的”，在某些人的头脑中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先进的生产和通讯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固然可以使人惊心动魄，然而，那些具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道德和政治价值的人们可能会象我们一样坚强有力，这一点会使人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庞大的欧洲殖民帝国寿终正寝。当一些新的国家吵吵闹闹地要求参加联合国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的大英帝国迅速地土崩瓦解了。虽然美国并未正式吞并过任何新的领土，但是，它非正式地充当了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管理人的角色。发动越南战争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列强之一。本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领导起了亚历山大、罗马皇帝和查理大帝的继承人的作用。这个国家开始由一个寡头政治集团领导；虽然没有一个人具有亚历山大或奥古斯都那样的英雄气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在从事亚历山大他们曾经干过的事业。
学校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鉴于这种情况，按照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来制订教育标准的趋势增强了。因此，一个刚入学的聪明儿童，越来越不被看作是一个未来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文学家、评论家、宗教领袖、哲学家、小说家、甚或是政治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培养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技师、工程师---一个工艺术王国里的预言家和牧师。人们把生产和创造看成就是制造大机器和创造新技术。
引导青年人进入文明世界的任务落到了学校的身上，这文明世界既受到知识爆炸和权力竞争的改造，同时又受到它们的威胁。正如弗朗西斯·蔡斯(FrancisChase)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