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宾大学习时，曾在建筑系的工作室里用一周的时间雕刻、翻砂、铸模，做了一个精巧的铜镜，制成后又做了仿古处理，然后拿去请美术系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制作年代。虽然铜镜后面嵌有制作年代，但教授不懂中文，看了半天，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的铜镜。"又说："从图案上看像是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帮助不了你。"梁思成看教授越来越认真，反而不敢翻过来给他看了，只好赶快溜掉。后来教授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每次见到梁思成就叫他"淘气鬼"。
梁思成也是一个严师挚友，他从不简单地向学生或助手发号施令，用他的话来说是"教学相长"。他常常和蔼地叮咛他们："你们可不要学五柳先生，不求甚解。"学生或助手们的读书笔记，他不厌其烦地一字一句地批改，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详细的讲解并启发他们的思路。
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曾向一位洋人介绍金庸，说："这是一位名作家。"洋人追根究底，问："有名到何等程度？"进一步介绍："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金庸的小说，风靡了港、台、南洋、欧美，不知使得多少人因为读他的作品而废寝忘食，这种情形，一直到今天不变。金庸的小说能吸引每一个人，上至大学教授，国家元首，下至贩夫走卒，仆役小厮，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堪称是中国近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小说家。
这位大小说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金庸，姓查，名良镛，浙江省海宁县人。金庸的家世显赫，但是他的成功，却和"祖荫"全然无关，全是靠他本身的才能、学识、苦学和勤奋，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其实可以写一本传记，记金庸作为成功人物的一种典型。
金庸的少年时期，在家乡附近就读，中学是着名的杭州高中，"杭高"是中国有数的好中学之一。中学毕业之后，适逢乱世，当时日寇侵华，金庸就在这时候离开了家乡，远走他方。据他自己的忆述，在离开了自己家乡之后，曾在湖南省西部住过一个时期，寄居在一个富裕的同学家中，这一段青年时期的生活当然相当清苦。
再以后，金庸进入国立政治大学就读，读的是外文系。金庸在政治大学并未毕业，原因不明，可能是那时他虽然年轻，但已才气纵横，觉得传统的大学教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之故。使得金庸和报业发生关系的是当年《大公报》招考记者。当年，《大公报》是中国最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影响深远，它在全中国范围内招聘记者两名，应征者超过三千人。在这三千人之中，金庸显示出他卓越的才华，被《大公报》
录取。
自此，金庸就进入了报界。而在不久之后，便被派去香港。金庸在香港的《大公报》工作了很久，担任的是翻译工作。在这个时期，金庸对电影工作有了兴趣。这种兴趣的由来，大抵是由于他在报上撰写影评之故。金庸曾用一个相当女性化的笔名写过影评，也用"林欢"的笔名写过影评。他所写的影评，只怕已全散失不可追寻了，但曾读过的人都说他的文笔委婉，见解清醒。以后，金庸直接参加了电影工作，做过导演。
金庸参加电影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其成就和他写作方面的成就比起来，也相去甚远。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实际参加过电影工作，当过编导了。
金庸的小说创作生涯，可以说开始得相当迟，但是一开始就石破天惊，震烁文坛。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才发表到一半，武侠小说读者已经惊为天人。
再接下来的《碧血剑》《雪山飞狐》，更是声名大振，人手一册。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7年，若是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简直是笑话。
《射雕英雄传》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人人公认，吸引了无数读者。在《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就脱离了《大公报》，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沈宝新先生合创《明报》。《明报》在香港销数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报，在国际地位上，是第一大报。连美国国务院都会三番五次请主持人金庸去商议国家大事。《明报》草创之初，金庸在《明报》上撰《神雕侠侣》，接下来，大部分小说也全在《明报》上发表，一直到《鹿鼎记》。在《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未再撰写小说而专注刊《明报》的社评。《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和他意见完全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由金庸执笔的《明报》社评，其影响已可与当年的《大公报》相媲美。由于坚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金庸曾和《大公报》发生过一次极为剧烈的笔战。这次笔战，金庸所写的几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叹为观止，只可惜这些文字，竟未曾结集出书。
以上所写的，是金庸在事业上成就的简单素描。
金庸的苦学精神更令人叹服。当初，他自己觉得英文不够好，就进修英文，家里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抽屉拉开来，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了英文的单句、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字。据沈宝新先生说，金庸在年轻时，每天限定自己要读若干小时的书，绝不松懈。一个人能成功绝非幸事，天分固然重要，苦学更不可或缺。
金庸......毕竟不是写传，只是简笔素描，金庸是怎样的？金庸就是金庸，是天皇巨星，是真正的作家，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偷尸背后的科学精神安德烈·维萨里是比利时的医生、伟大的生物学家、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维萨里在巴黎大学读书时正值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医学教育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精神桎梏。他的老师讲述的还是过时的漏洞百出的"解剖学"教材。
教学过程中，实验课用的解剖材料只是小兔子、狗或猴子等动物尸体，而且试验还不准学生们亲自动手操作，教学和实践严重脱节。
本来就对人体构造有极大兴趣的维萨里对此现象极为不满。为了揭开人体构造的奥秘，维萨里常在严寒的冬夜，悄悄地溜出校门，来到郊外无主坟地盗取残骸；或在盛夏的夜晚，偷偷地来到绞刑架下，盗取罪犯的遗体。他全然不顾被抓、被杀的危险，也不考虑严冬的寒冷、盛夏的炎热和腐烂的尸体冲天的臭气，反而专心地挑选其中有用的材料，对于所得到的每一块骨头都如获至宝，并精心地将它们包好带回学校。回来后，又在微弱的烛光下偷偷地彻夜观察研究，直到弄明白为止。维萨里就是用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工作，终于掌握了精湛熟练的解剖技术和珍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他的行为触犯了旧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校方的陈规戒律，引起了守旧派的仇恨和攻击，学校当局开除了他的学籍。他被迫离开了巴黎，但他没有放弃对人体构造的探索，充分利用种种条件，继续进行解剖学研究。
经过五年的努力，年仅二十八岁的维萨里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部科学的解剖学巨着--《人体机构》。它的发表使得当时的解剖学家和医生们震惊，也奠定了他在人体解剖学的地位。
创造奇迹的桥梁专家他决意要建造一座横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大桥。然而桥梁专家们经过分析，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大家都劝他放弃这个如天方夜谭般的计划。他一如既往，克服了重重困难，构思建桥方案的同时，也说服了银行家们在该项目上投资。
可是大桥开工还没多久，他的大脑就在一场灾难性的事故中受到严重损伤。
很多人都以为大桥的建造计划因此而宣告结束，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如何把大桥建成。
尽管他丧失了活动和说话的能力，但他还有和往常一样的敏锐思维和一根唯一能动的手指。他利用这根手指敲击他妻子的手臂，通过这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他把建桥方案转达给他的妻子，进而由他的妻子把建桥方案转达给正在施工的桥梁专家和工程师们。历经整整十三年，他就用这根手指指挥着工程，直到雄伟的布鲁克林大桥建成。
他就是美国着名的工程师华盛顿·罗布林。
这个世界上看来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不相信奇迹的人永远创造不了奇迹。要相信奇迹，同时也要付出努力，因为努力能创造奇迹。
勤俭奉公的周恩来周恩来从青少年起就追求真理，鄙视富贵享乐。他在南开大学时因才华出众，使得该校创办者、社会名流严修想以品貌双全的女儿相许，周恩来却说自己是穷学生，如果攀此高亲，日后人生道路就要受严家支配为由而婉言拒绝。
上世纪30年代初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岳母三人只租一个小亭子间。
解放后，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平房年久破旧，却以国家仍贫困为理由坚持不许装修。一次记者来采访时遇到下雨，看见秘书正拿旧脸盆在漏处接水，对一国总理竟住这样的地方感到真难以置信。
1937年周恩来从山西去石家庄同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卫立煌联络，只坐三等车（相当于硬座），使迎接者在软卧车厢旁久等空劳。卫立煌对中共高级领导如此廉洁由衷敬佩，曾秘密提出也想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所到之处，干部们都知道他从不收礼，也无人敢送礼。
周恩来衣着和饮食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但总是落落大方，整洁得体。在黄埔军校任职，国民党发给他几百大洋的工资，他除了留下少量生活费用外，其余款项全部交了党费。他公而忘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和人民。
周恩来的坚韧耐劳是出了名的。他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1968年，胡志明到北京访问时，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的回答却是--"我做不到。"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症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作古时的周公旦。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毛泽东在1949年月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也引用这个典故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周恩来严于律己，勤于奉公，赢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爱戴。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清贫洁白的方志敏方志敏，原名远镇，1899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南昌市郊创办农民协会。1927年夏，方志敏回到家乡弋阳县，以"两条半枪"起家，发动数万农民在1928年初举行暴动，又在1929年建立红军并逐步扩大。在方志敏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转战途中，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两个国民党士兵以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拍手笑道："哈，是个大官，油水一定不小！"说着就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结果，他们只找到了一块怀表和一枝钢笔。
方志敏冷冷地说："你们是从我身上找不到一个铜板的，不要白费劲儿了。"
国民党士兵不相信，一个兵用刺刀把他棉衣上的补丁一块块挑开，还是什么也没找到。另一个兵举起手榴弹威胁说："快把钱交出来，不然就炸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