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唐代卓越的散文家、诗人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里写道：“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悦、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凡）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意思是说，古代书法家往往把自己的情感，特别是把那些消极的情绪，用书法来疏导排解，以保持心理健康。这种“疏导”情绪的办法固然有效，但它多少有些消极被动，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适应方法，消极的“自我防卫”。
心理学的实验证实，消极的自我防卫，会使生命力大量地消耗在逃避威胁的上面，因而所剩余的精力，就往往难以用在“创造性的适应”上。而正常的心理适应却应当是，不仅能够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且可以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进行创造性的适应。
消极被动式的心理适应，可以叫做“顺应”。中国有句俗话说“逆来顺受”；基督教宣扬耶稣在被别人打了左边的脸部时，不仅不反抗，反而送上右边脸部，以示耶稣的“宽容大量”的气度；还有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的甘地，曾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等等，这些看来都可以算做是消极被动形式的心理适应。
为了更好地保持心理健康，在心理上适应周围社会环境，需要采用一些更富有积极主动意义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提高斗志，培养奋发向上的志向。
心理健康专家D·B·克莱因在1944年出版了《心理卫生》专着。他在这本书里，把心理卫生的意义解释为提高士气、促进士气的“士气”。他说：士气是一种经常保持独立自主的态度，有了士气，人们就能乐观地、勇敢地、有效地去面对各种困难与危机。士气的对立面就是失望、忧郁和畏缩。这种士气，在学校可称之为“校风”；在军队里则可称之为“斗志”。这也可以说明心理健康学的意义，主要在于积极地引导人们保持心理健康，增强斗志，而不是消极地防范或治疗心理疾病。
由士气所产生的激发行为力量，往往比由纪律所产生的约束行为力量更加稳定、持久。工业心理学的实验证实，生产效率和士气的关系非常大。工作条件和管理方式对生产效率并不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看来对提高生产效率不是直接相关的“中间媒介”的士气。在集体劳动中，士气就是“风气”、“道义”，道义感比起金钱物质刺激的力量要大得多和持久得多。
西方工业心理学家，曾经不止一次地用“问卷回答法”，列出各种重要的工作诱因等级，让青年工人回答，结果“酬金”一项都不是首位，而“同事友谊”却总是居首位。有些青年工人表示，宁愿同自己喜欢的同事一起工作，或者宁愿在“志同道合”的友好气氛中工作，即使降低薪金也不在乎。从这里可以看出，集体的士气就是自发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能使集体一致合作，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因此，可以说集体的士气又是集体的精神、集体的意识。
士气，实际上也就是“信念”。有了信念，就会排除万难，无往而不胜。1921年，法国人维克多·格林尼亚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有人描述他怎样由一个纨祷子弟变为卓越科学家的历程时指出，由于他年轻时遭受别人的羞辱和讥讽后，幡然悔悟，立志要摘掉生活奢侈的、不务正业的、没有出息的“二流子”帽子，在悔恨和羞愧中奋发图强，历时八年便成了着名的化学家，不久后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国建国以来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理学博士，四十二岁的张筑生，谈起他的往事时说：“上小学时，我的作文常名列前茅，可是算术成绩却很糟糕，有一次珠算还不及格。当我走进补考的教室时，脸烧得象熟透的柿子，从那以后，我发愤而起……”
“发愤而起”，就是昂扬的斗志、奋发向上的志向，也就是推动人们前进的动力。由此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性的结论：士气高的标志就是面对困境而不屈不挠；而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展望美好的未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有了这样一些崇高的、奋发向上的志向，就能激励我们有所前进、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说上面这三句话的是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周总理光辉战斗的一生，也的的确确地是实现了他为“中华之崛起”和“中华腾飞世界”的崇高志向。
也许有人会说，昂扬的斗志、奋发向上的志向，不一定是人人都能有的。其实，高尚远大的志向，只不过是属于高层次的个体需要，而“需要”，则是人人都会有的本性、天性。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地说，每个人都有“我并不比你差”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经过有意识的培养、提高，就可能升华为奋发向上的志向。古语说：“人患无志！”只要我们树立了奋发向上的志向、信念；在心理上设立一个积极的、富有吸引力的、优越的奋斗目标，从而点燃起心头上的希望之火，就会保持健康的心理，也就会成为能对社会、对民族有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