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先星师长一听，笑了，“这次解放大西南，上级的部署是‘关门打狗’。二野老大哥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垒墙，我们负责从北面关门，墙没垒好就关门，‘狗，要跑，现在人家把墙垒结实了，我们还不赶几步路把门关上吗？”
官兵们这才茅塞顿开。
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部队指战员高唱着。进军西南不怕苦，追歼逃敌不畏难……赶到成都去捉那个战犯胡宗南，咳咳咳，我们都是英雄汉”等自编歌曲，高歌猛进。
19日，178师到达梓潼，温先星师长正在一间大房子里召开作战会议，作战参谋便来报告：“敌有在绵阳地区阻止我军的趋势，兵团首长令我20日前赶到，协同180师抢占绵阳，准备参加成都战役。”
温先星思忖一阵，指着地图说：“梓渔离绵阳40多公里，行军时速要达到20华里以上，零点才能到达。上级把艰巨任务交给我们，马上出发。”
部队跑步前进，晚11时到达魏城镇，国民党第7兵团闻讯南窜。满头大汗的533团团长赵本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什么天下第一军，我看叫天下第一逃，照面不打，敌人不是投降就是跑，这个仗打得真没劲。”
12月21日。刘、邓二野总部下达了发起成都战役的命令，与此同时，国民党第16兵团率先在金堂起义，多米诺骨牌倒了，其他部队亦开始动摇瓦解。
24日，国民党真5兵团和20兵团在彭县起义，25日，国民党7兵团在德阳起义，27日国民党18兵团在成都、双流一带起义，国民党第5兵团突围失败，5万余人缴械投降，至此，退往川西的70多万蒋军土崩瓦解，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大陆“与共军一决雌雄”最后一战的兵力，灰飞烟灭。
12月27日，178师解放了中江，三台后，又回师新都，28日拂晓178师移师成都近郊。
12月30日，贺龙率178师正式举行入城仪式，部队沿洞子口缓缓步入市区。
刘文辉身着长袍马褂，邓锡侯一身中山装，俩人并同熊克武及部分原本参加川西会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早早来到指定地点。
这天，成都出现了冬日少有的好天气。一轮娇艳的旭日从薄雾中冉冉升起，蔚蓝色的晴空飘逸着朵朵白云，虽是冬天，却使人如沐春晖。
成都市区，已是焕然一新。街上彩旗飞舞，红旗飘扬。“欢迎救星共产党！”“欢迎亲人解放军！”的标语贴满在墙上，比比皆是。
欢迎的人群，从城外乡间、从闹市各处齐涌而出。他们拿着彩绸和彩纸做的各种彩旗，脸上洋溢着胜利的欢笑，穿上干净的衣裳，组成一队队欢迎队伍，向解放军入城的方向北门走去。
学生们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唱着刚刚学会的解放区的歌。工人、机关职员、起义的士兵，分乘着汽车，骑着自行车，高呼欢迎的口号。小孩子们像过年一样，高兴地放着鞭炮，歌声，口号声，欢呼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入城的解放军队。伍服饰齐整，队列雄壮，步履矫健，与国民党委顿散漫的军队一比，简直天上人间的感觉。
“你说，解放军怎么会不打胜仗？！看人家的当官的，当兵的，都一个样。人人平等，个个齐心，哪有不胜之理！”邓锡侯摇头叹息，心中感慨不已，“晋康，贺老总是早些年与你、我打过交道的。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任丰州镇守使，在四川驻了一段时间，那也是很气派的。对比那时和现在，你我都看到了，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上上下下团结平等，官兵一致，所以部队精神风貌都不一样。”
“国民党不亡，天理难容。”邓锡侯摇头叹道，正说着，贺龙高大的身影闪现在二人眼前。他一身干净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从吉普车一钻出车门，便远远望见了立在北门边的刘文辉、邓锡侯工人。
“自乾、晋康，当年和诸位一起跑滩的贺龙回来啦！”爽朗的声音，铁塔般的身子，还有那一双有力的大手，激动地迎向二人。
“贺司令长官，我们代表成都市各民众欢迎解放军解放成都。”刘文辉迎住对方，真诚地说道。
“同庆，同庆”贺龙喜气盈盈，然后又紧握住邓锡侯的双手，三人簇拥着汇入欢庆的海洋。
其间，曾有一名记者围住贺龙的汽车，向他提问道：“贺司令长官，请你谈谈大军进入成都的感想。”
贺龙漂亮的八字须略一抖动，便幽默地回答道：“记者先生，在我们解放军里没有什么司令长官。只有员，没有官。我衷心感谢成都人民热烈的欢迎！”贺龙说着他频频地向围过来的群众致意，答谢群众的欢迎。
从上午9时一直到下午午时，解放军入城的行列一直在欢迎的人群中缓缓移动。直到黄昏，人们还跟着入城的解放军，恋恋不舍地散去。
1950年1月11日，解放军第18兵团在北校场举行盛大仪式，隆重欢迎外围及成都起义军官大会。
贺龙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起义的军官，一向是热诚欢迎的；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原则，经过整编改造，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大家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要做到坦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对于起义部队的改造，贺龙指出；“首先要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即一切为人民服务，一切为士兵服务的政治工作。各起义部队应立即着重进行革命政治教育，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比起来，说明两种军队在本质上的不同：起义部队必须把过去由蒋匪领导所养成的欺压人民的恶习彻底改造，迅速建立为人民服务的好的思想作风，给人民老老实实当勤务员。”
刘文辉、邓锡侯等当场表态，一切听从党的指示。
1950年1月，西康宣告和平解放。吴忠、廖志高率解放军第18兵团62军正式进驻雅安，刘文辉亲往迎接。
接着，起义部队的改造正式开始。
（八）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贺龙司令员亲自主持改造整编起义部队的工作。西南军区派出以黄荣忠为团长、安以文为副团长，由40余名干部组成的第3工作团到起义的第24军：以段龙章为团长组成的250多人的第4工作团到起义的第95军；川东军区负责对起义的潘文华第235师具体帮助改造整编的工作。
贺龙、李井泉等还亲自做军、师主官的思想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为部队的整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根据西南军区的命令，起义的第24军与解放军第62军合编，取消第24军番号。解放军第62军军长刘忠、政委廖志高还到大邑县向第24军的官兵作动员，主持整编工作。该军第136师与62军独立师合编，第137师与第62军第186师合编，第24军军直的6个营分别编入第62军军直及第186师。根据共产党对起义投诚将领的政策，任命原第24军代军长刘元宣为独立师师长，原第137师师长刘元琮为第186师师长，原第24军参谋长杨家桢为解放军眉山军大分校副校长。其他各级军官，也根据量才录用的原则，有的留任，有的入校学习．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
邓锡侯起义之第95军经过改造教育后，与解放军第60军合编。该军第126师及军直警卫营混编入解放军第179师，第95军原副军长兼师长谢无圻任第179师师长，徐济林、奉伯党任团长，第225师及第95军军直输送团与解放军第180师合编，原第95军第225师师长于戒需任副师长，眉山军分区第三副司令员，刘登选任团长，胡志超、黄君奎任副团长。原第95军第675团与川西军区公安部队合编，周克修任副团长，彭友朋留崇州县任副县长。
原第95军军直通讯营与解放军川西军区通讯营合编，卫生营与川西军区炮兵营合编，军部其他人员分别分配到川西军区司令部和后勤部。原第95军军长黄隐任解放军川西军区副司令员，沈铸东、潘大迥，黄述钧、万里到彭县学习后，也分别安排了工作。其余人员入川西军大学习。杨晒轩为川西军大分校副校长，沈铸东为川西军大分校副教育长。
潘文华起义之第235师合编入川东军区部队，原第235师师长潘清洲任解放军大竹军分区第二副司令员，副师长何鸾任大竹军分区第三副司令员。其他人员也都作了妥善安排，各得其所。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南局，西南军区十分关心起义将领的工作和生活。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分别接见并宴请了起义将领。贺龙司令员亲自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黄隐等将领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征求他们对西南工作的意见，关心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
当时刘文辉卧病在床，贺龙得知后，亲自登门探视，到他卧室问候，见面就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我们王老（王少春）在你那里8年，这个风险可大啊！”同时征求刘文辉对西南工作的意见，刘文辉深受感动。
2月，贺龙和刘文辉、邓锡侯到重庆开会。贺龙指示给他们开特灶伙食，下厨房察看做的饭菜，并向交际科长赵力群说：“刘、邓两老的生活要多加照顾。”贺龙、王维舟等同志每天都要去招待所看望他们。
1950年1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刘文辉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后为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后任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邓锡侯、潘文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邓锡侯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
潘文华由于宿疾已深，未能赴任，未几病笃，于1950年逝世，享年64岁。党中央发来唁电，称潘文华川西起义，有功于人民，为其晚节盖棺论定。
1955年，刘文辉、邓锡侯（除潘病逝外）获一级解放勋章。
解放后不久，刘文辉便定居北京，受到党和人民的礼遇。生前，以身为范，一直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工作。
1974年春节，刘文辉曾以“新春寄语”为题向台湾广播。其中有云：“中国，同它24年前相比，现在是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了！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新的一年里，还将更进一步，我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初步繁荣昌盛而自豪，为它进一步的繁荣昌盛充满信心，由此，我不能不想到台湾省，……不能不想到在台湾的国民党老明友。在这个传统的节日里，……你们打算如何‘除旧布新’，促使‘万象更新’呢？旧中国的‘旧’特点之一，是分裂；新中国的‘新’特点之一，是统一。但是，24年来，旧中国这个‘旧’特点，还未能完全消除，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台老朋友们，彻底消除这个‘旧’特点，此其时矣。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早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新春寄语在台老友，愿在新的一年里，除旧布新，顺潮流，应人心，为实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而努力。”
刘文辉的儿子在回忆中写道：“父亲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了。……他晚年常说，我的起义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这个意愿达到了，又没有完全实现，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1976年6月，刘文辉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2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宋庆龄、刘伯承等送下花圈，深切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