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讨论最明显的那类束缚。当我们对某种事情表示信任或不信任时，或者对某些观点表示赞同或不赞同时，如果由此而招致了法律的制裁，则思想就是不自由的。在罗素看来，世界上有这种自由的国家寥寥无几。在英国，按照《亵渎法》的规定，宣布不信仰基督教是不合法的，散布耶稣有关不抵抗的说教也是非法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想当囚犯，就必须表明自己是耶稣的忠诚信徒。在美国，一个人如果要想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必须事先郑重声明他是反对多婚制和无政府主义的，而一旦身在美国，还必须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在日本，向天皇的神权提出挑战是违法的。
很明显，要做到思想自由，最基本的条件是不因观点的表达而遭致法律的制裁。但还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做到这一点。虽然许多国家都认为它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惩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比它更大的两个阻碍：经济惩罚和证据歪曲。显而易见，如果因为表白了某种信仰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了。
罗素以他亲身的经历为例说明了这一点。那时，罗素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邀请，在那里做了一名讲师，但不是特别会员。是否是特别会员的区别，不在于钱物的多少，而在于特别会员在学院当局享有发言权，而且只要没有严重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在会员期内是不会被辞退的。罗素之所以不被接纳为特别会员，是因为教士派会员不想增强反教会派成员的选票。结果是，当它在一九一六年厌弃了罗素的反对战争的观点时，就毫不迟疑地将他辞掉了。如果不是他有点积蓄的话，恐怕早就饿死了。
可以说，当各种信仰可以自由竞争时，思想就是自由的。换言之，当各种信仰能够各抒己见，且不受法律的惩罚或经济的制裁时，思想就是自由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只能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不过，要想向这一理想大大地迈进一步，却是可能的。
过去，威廉·詹姆斯常常宣扬“愿意相信”。在罗素看来，应该宣扬的是“愿意怀疑”。没有什么信条是绝对正确的，一切信仰都在不同程度上笼罩着不明确和错误的阴影。提高信仰真实度的方法很多，包括听取各方意见，尽心尽力地证实相关证据，为避免所持观点的偏颇与持有相反意见的人进行辩论，并且培养随时抛弃理由不充分的假设的习惯。这些方法在科学中得到实践，同时也建立了科学知识体系。只要一个科学工作者持有真正科学的世界观，他就会承认，随着新的发现，现在作为科学知识的东西迟早会得到修正。科学界是惟一能够发现近似真知的东西的领域，在此，人们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这种严肃的、不为教条所左右的对某种观点的接受，正是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
与科学相反，在宗教界和政界，还没有什么科学的东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持有正统观点，以饥饿、监禁和战争相威胁，并谨慎地避开与任何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人们能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作一番不可知论式的思考，就可以根除现代世界十之八九的罪恶。如果战争双方认识到彼此的错误，就不可能爆发战争。教育将有利于开发智力，而不是使智力萎缩。让一个人做某项工作，是由于他适宜做这项工作，而不是因为他趋从了当权者的荒谬的教条。如果可能的话，仅是合理的怀疑就足以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自由人的礼赞
按语：
放弃为个人幸福而做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的炼火净化而变得纯洁无瑕。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诚，所有的灵感，所有的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边无际的死寂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定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了的宇宙的瓦砾尘埃之下。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人在他稍纵即逝的有生之年，去审视、批判、认知、并且在幻想中去创造。在他所知道的世界中，这种自由属他独有；在这种自由中，他优越于控制他的外在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人，作为具有善恶观念的存在物，时刻面临抉择：我们应该崇拜权力，还是崇拜善？我们的上帝存在并且是恶的吗？或者他应该看作是我们自身良心的创造？
假如权力是坏的，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坏，那就让我们打心眼里拒绝它。在这种拒绝中体现了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决心只崇拜由于我们自己对善的热爱而创造的上帝，只尊敬激励我们洞察生命最美好瞬间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屈服于外在力量的专横暴虐；但是，在思想上、在渴望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约束，甚至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着自由。那么，就让我们领会信念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在对美好的憧憬中继续生活下去，让我们永远以美好的想象为前导，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去。
当事实与理想的背反开始变得明显可见时，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一种激烈的对神的憎恶，似乎是对自由的必要肯定。以普罗米修斯的坚韧去蔑视充满敌意的宇宙，永远认清宇宙的罪并永远主动地憎恶它，以此拒绝权力的恶意可能创造的任何欢愉，这显然是一切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的人的责任。然而，愤慨依然是一种拘束，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占据。愤怒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屈服，但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由智慧构成的自由是建立在我们欲望的屈服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屈从之上的。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忍让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自由中产生整个艺术、哲学和美的想象的世界，由此，我们终于征服了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但是，美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无拘无束的沉思中，只能存在于不被热切期望重压之下的思想中。因此，只有那些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个人好处的人，才能获得自由，因为个人好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必须承认，在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中，尽管有些被证明为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实在的善的事物；另一些被我们热烈企盼的事物，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完全纯净的理想的一部分。必须放弃的信念是坏的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比起不受抑制的热情想象所造成的错误要小得多；宗教教条，通过提供一种证明它永远不会错的理由，并由于它发现了许多严正的真理而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
然而，在顺从中有一种更进一层的善的因素：即使在实在的善不能获得时，也不该烦躁地欲求它们。对每个人而言，伟大的自我克制或早或迟都会光临。对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目的是不可达到的；他们不相信以热忱意志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会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死亡、疾病、贫困或责任之声的存在，世界并非为我们而设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美好的事物还是我们渴求之物，尽管命运可能阻止它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而不是去抱怨我们希望的破灭，我们要远离思想上的徒劳无益的悔恨。这种顺从于力量的程度，不仅正当而且正确：它恰是智慧之门。
同大自然的力量比较起来，人的生命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和死亡，因为它们比奴隶能在自身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伟大，而且因为他们所考虑的一切都是被它们毁灭的。尽管它们是伟大的，但伟大地思考它们、感受它们没有热情的光辉，则更为伟大。而这种思想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再以奴隶式的屈从在无可避免的命运前低头，而是吸取它，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个人幸福而做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的炼火净化而变得纯洁无瑕。
自由人以最坚固的所有的纽带，以共同命运的维系，使自己与人类同胞联合在一起，由此他发现一种新的景象总是伴随着他，爱之光辉照射在他的每一件日常事务中。人的生命是一种穿越黑夜的漫长的行程，绕在这漫长征途四周的是看不见的敌人，人受着疲惫和痛苦的煎熬，朝着一个很少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地前进，在那儿没有人长期逗留过。当他们行进时，由于被无限强大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掌控，我们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我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征途中洒播阳光，以同情的慰籍来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一种永不怠倦的爱的纯洁的欢乐，增强正在衰弱的勇气，在绝望的时刻，逐步灌输信念。让我们不要用恶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功绩与过失，而让我们只考虑他们的需要——悲哀和痛苦；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同一个黑暗环境中的难友，与我们一起都是同一出悲剧中的演员。因此，当他们的生命历程结束时，当他们的善和恶由于过去的不朽而变成永恒时，正是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失败，我们的行为不是造成他们痛苦和失败的原因。但是，无论在哪里，圣火的火花照亮在他们心中，我们准备鼓励、同情他们，用勇敢的话语激起他们高昂的勇气。
人的生命是短促而脆弱的；缓慢而又确定的命运使他和他的同类陷入无情和黑暗之中。对善和恶的盲目，对毁灭的满不在乎，无穷的困难伸展于人生的无情之路；对人而言，今天被判定要失去他至爱的人，明天使他自己将要穿越黑暗之门，惟一还值得追求的是，在横祸来临之前，他所拥有的是使他短暂的生命历程变得高尚的崇高思想。鄙弃命运之奴隶的懦弱和恐惧，崇拜自己的亲手建立起来的圣地；不因机遇的主宰而丧气，从统治他们外在生活的专横暴虐中解放出来，而保存着心灵；骄傲地向那暂时容忍他的知识和判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挑战，像疲倦而又不屈的阿特拉斯（传说被罚用双肩在世界极西处顶住天的巨人）那样，独自支撑他以自己的理想塑造的世界，而不顾无意识力量的践踏，勇敢地行进。
生活本不该这样
按语：
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恐惧比希望占据更大的比重：他们担心别人会夺走自己的所有物的时候较多，而考虑如何自己也为他人的生活带来快乐的时候较少。生活本不该这样。那真正幸福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罗素指出，那种不为占有只求创造精神主导下的生活，是福音书和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先哲们所倡导的。如果所有人都能鼓起勇气，并不顾一切挫折和障碍坚持这种生活方式，那世界将因此而变得无比的美好。
那些其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对世界都有益处的人，是为快乐所支撑、为希望所激发的人。他们在处理私人关系时，从不为可能失去他人的敬爱和尊重而挂怀；他们从不奢求回报，而只在付出爱和尊重；他们工作时，不会受嫉妒心所驱使，而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须做的；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耗费时间来为本阶级、本国家辩护，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让整个世界更幸福，让残忍、利欲之事更少，让更多的人摆脱压迫，自由发展。
在这种不为占有只求创造的精神主导下的生活，包含一种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任何不利的环境都不能将它夺走的。这种生活方式是福音书和世界上所伟大的先哲所倡导的。那些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不再惧怕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生活中最看重的事情并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力量。如果所有的人都能鼓起勇气，并不顾一切挫折和障碍坚持这种生活方式，那世界的变革就不需要从政治和经济开始，因为个人的道德已经发生了变革，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会随之毫无阻碍地发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穿透自己表面的遭遇，而看到那来自于信仰和创造性希望的内大的快乐。就一般人而言，要克服恐惧心理，仅仅依靠面对不幸的勇气还不够，还必须根除造成恐惧心理的原因，把美好的生活不再看作世俗意义上不成功的生活。
如果我们认真地审视生活，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罪恶大致有以下三类：第一类，物质方面的罪恶，如难以维持生计、疼痛、死亡等；第二类，性格方面的罪恶，如无知、脾气暴躁、缺少意志力等；第三类，权力方面的罪恶，如暴政、借助暴力或教育中的过度灌输而形成的对自由发展的干涉等。
这三种罪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