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并不是坏心的惟一来源，嫉妒和挫折也能产生坏心。众所周知，生理的缺憾所产生的嫉妒是恶意的来源，但其他不幸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在性方面受挫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嫉妒心极强，这通常采取对较幸运者进行道德谴责的形式来体现。革命运动的动力大都源于对富人的嫉妒。老人常常嫉妒青年，当他们嫉妒时，他们易于虐待青年。
罗素认为，没有办法对付嫉妒，除非使嫉妒者的生活变得愉快些和充实些，并在青年时代提倡集体创业的思想，而不是鼓励竞争。最可怕的嫉妒形式存留于那些在婚姻、子女或事业方面不如意的人身上。这类不幸在较好的社会制度下大都可以避免。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嫉妒很可能还会残存一些的。历史上有许多将军之间彼此嫉妒的先例，他们宁可战败，也不愿增加对方的声誉。同一党派的两名政治家或同一流派的两名艺术家，几乎肯定会相互嫉妒。在这类情形中，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使竞争者无法伤害对方，胜利只能取决于更优异的成绩。画家对竞争者的嫉妒往往没有多少危害，因为惟一有效的对付办法，就是画出比对方更好的画来，所以他不大可能去毁掉对方的画。在嫉妒不可避免的地方，应当利用它刺激人们去自我努力，而不是去阻碍对方的努力。
了解了坏心产生的原因，我们也就可以对症下药，避免产生这种坏心。坏心是美好人性的大敌，也是改良世界的阻碍，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正视、必须努力使之改变。如此，我们便具有了真正的道德，世界也将变得无比美好起来。
行为的改良
按语：
罗素以“哲学家”名世，但真正纯哲学的著述，尚不及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哲学与文学本身，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素并不赞同一般道德的观点，他认为改良人的行为在于多研究、多教育，并不在于不科学的说教与经济的赏罚。
道德家的目的是改良人们的行为。这是值得称颂的雄心，因为人们的行为大部分是可叹的。但是，我们并不赞美道德家所希望的个别改良和他们为实现这些改良所采用的方法。他们表面的方法是道德的告诫；他们真正的方法是经济的赏罚制度。
前者的影响既不长久，也不重要；自萨沃纳罗拉以来，信仰复兴运动者的影响总是非常短暂的。
后者——赏与罚——却具有极为可观的效果。例如，它使得男人宁可临时嫖妓，也不愿有半个永久的情妇，因为他们必须采取最易隐瞒的方式。这样，它造就了大量从事一种非常危险职业的人，并使花柳病广为流行。这些并不是道德家所希望的东西，但是他们太不科学了，竟没注意到这正是他们所造成的。
有更好的方法来取代这种不科学的说教与行贿的混合物吗？罗素认为是有的。
人们的行为所以有害，或是由于无知，或是由于不良的欲望。“不良的”欲望，当我们从社会观点论述时，可以定义为有损害他人欲望倾向的欲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损害他人的欲望多于帮助的欲望，源于无知的损害无需详述；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知识，因此改良之路在于多研究和多教育。
科学与幸福
按语：
罗素认为，科学在增加人类幸福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或许是没有止境的：减少人性中我们称之为“恶”的那些方面；卫生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从而延长了寿命并减少了疾病等。如果把我们已有的知识加以更广泛地应用，我们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罗素指出，虽然现在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是自然科学，但在将来，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影响很可能远在自然科学之上。当我们发现性格如何依赖于生理状况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成为我们所称羡的那种人。智慧、善良、仁慈、艺术能力等，所有这些东西无疑都可以因科学而增加。只要人们明智地利用科学，在创造美好世界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几乎是无止境的。
关于科学应用到人生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观点——这一观点是那些害怕“不自然”东西的人所特有的。在欧洲，卢梭是这一观点的创始人；在亚洲，老子对这一观点有动人心弦的阐述，而且比欧洲要早两千四百多年。罗素认为，他们对于“自然”的赞美，不过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而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那什么东西是“自然的”呢？罗素指出，泛泛而言是说话者幼年时所习惯的东西。老子反对船舶、车辆和公路，这可能是他所出生的地方不知船舶、车辆和公路为何物的缘故。而卢梭对于这些东西则习以为常，因此并不认为它们是违反自然的。但是，倘若他在有生之年看见铁路，他无疑会大加指责。服装和烹饪由来已久，对此大多数提倡自然的人都不会提出异议，虽然他们一致反对式样翻新。节育被那些宽容独身的人当成犯罪，因为节育违反了自然，而独身则自古就有。在所有这些方面，那些提倡“自然”的人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只能使人把他们视为守旧之士。
然而，他们并非一无是处。比如，维生素的发现使人们复而赞成“自然的”食物。不过，维生素似乎也可由鱼肝油提供。这无疑不是人类“自然的”食物。这个例子表明，如果缺少知识，一种违反自然的新做法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但是，当那危害被认识到时，往往可以利用某种新的人造物去补救。至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和满足我们欲望的物质手段，我们认为，有关“自然”的这套理论，除了证明在采取某种新做法时应该谨慎外，并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比如，衣服是违反自然的，如果不想让衣服引起疾病，就需要增加另一种不自然的行为，即洗涤。
关于人类欲望方面的“自然”，我们有更多的话要说。强迫男人、女人或儿童去过一种压抑其最强烈的冲动的生活，是残酷且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依从“自然”的人生再加上某些条件，是应当赞许的。
最人为的东西莫过于地铁，但是，乘地铁旅行并不会损害儿童的天性；相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种经历是愉快的。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条件下，能够满足一般人欲望的人造物便是好的。
但是，对于那种为权力或经济贫困所逼迫的非自然的生活方式，则无话可说。毫无疑问，这种生活方式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的：假如汽船上没有司炉，航海将会变得极为困难。但是，这类需要令人遗憾，还是设法避免为好。
一定数量的工作不是令人厌恶的事，因为一定数量的工作比起无所事事，十有八九更能使人愉快。但是，目前大多数人所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就其种类和数量而言，真是苦不堪言，那种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日常工作更是如此。生活不应管得过严或计划性过强；当我们的冲动确实无损于他人时，如果可能，应当得到自由的发泄；应当有冒险的余地。我们应当尊重人的天性，因为我们的欲望和冲动是造成我们幸福的原料。
给人们一些在理论上被视之为“好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要增加他们的幸福，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所渴望或需要的东西。科学将来或许能使我们的欲望变得不致像现在这样易与他人的欲望相冲突，到那时我们就能比现在更多地满足我们的欲望了。在这种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欲望才会变得“好些”。
尊重物质的自然是愚蠢的；物质的自然应当以尽量使其服务于人类之目的的观点加以研究，但它在道德上是无所谓好坏的。在物质的自然和人的天性相互影响的地方，如人口问题，我们无须束手被动地尊崇并接受战争、瘟疫和饥荒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惟一可能的方法。神学家们说：“在此事上，应用科学于这一问题的物质方面是罪恶的，我们应当应用道德于人的方面，并且实行禁欲。”每个人，这些神学家也不例外，都知道他们的劝告无人理睬，撇开这个事实不谈，通过避孕的物质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究竟何罪之有？神学家们宁可选择违反人类天性的做法，虽然当这种做法卓有成效时，会产生不快、嫉妒、迫害的倾向和经常性的疯狂。我们却更喜欢“违反”物质自然的做法。这个例子表明，我们所应遵循的“自然”的原则，它的应用是何等的含混和不确定。
自然、甚至人性，将越发不复为一种绝对的材料，而逐渐成为科学所造成的东西。科学如果愿意，它能使我们的子孙过着美好的生活，方法是给他们以知识、自制力及产生和谐而非争斗的品性。当我们能够像我们控制外界物力那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时，那时我们将最终获得我们想要的幸福。
正派的人
按语：
你可曾想到，人们对打猎的乐趣经久不衰，而追捕的猎物却由狐戏剧性地转变为人。那些被正派人士谴责的人，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猎物；正派人士一声吆喝，追捕队便前去围歼，使被捕者不是身陷囵圄就是死于非命。那正派人士究竟是些怎样的人呢？他们何以有如此大的威信？这都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里，遗老们握有大权：他们控制了教育，在教育领域中，卓有成效地维护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标准；他们控制着我们称之为“道德问题”的立法权，因而开创并资助了贩卖私酒的庞大的职业；他们保证为报纸写稿的青年人能够表达正派人的观点，而非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使得许多欢乐继续存在，而这些欢乐不靠他们维持就会很快因腻烦而结束。
最主要的是，他们使得打猎的乐趣经久不衰。在农村的氏族居民中，例如在英国的一个郡里，人们不允许猎狐，因而猎狐的活动的代价就是很昂贵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另外，狐也不可能明白无误地表达它们多么不愿意被人追捕。从这方面而言，追捕人类倒是一种更好的游戏，不过，若不是由于有正派人，就很难心安理得去追捕人类。那些被正派人士谴责的人，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猎物；正派人士一声吆喝，追捕队便前去围歼，使被捕者不是身陷囵圄就是死于非命。如果被捕者是女人，这场追捕就更有意思，因为这能满足其他妇女的嫉妒心和男人们的虐待狂。
一般而言，正派人都用金钱雇佣人来维护世界的治安，因为他们觉得这类事情是正派人不应该承担的。此外，另一个正派人不愿参与其中的部分是诽谤、造谣的机构。人们可以凭着花言巧语跻身于正派人的行列。如果甲说乙不好，乙也说甲不好，那么，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一般就会认为，其中一个人是在履行社会的职责，而另一个人是受了恶欲的驱使；其中那个履行社会职责的人就是两人中的正派者。这样，学校的女校长便比助理女教师正派，而校董事会的女董事又比她们俩更正派。针对性很强的谣言极易使受害者失去工作，即使没有产生这种极端的恶果，也会使人变成不正派的人。
对现实进行改善这种值得称道的实践，乃是正派人的主要特征。神学家们认为，对神灵的亵渎，哪怕是提及那些话都是不正派的。正派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他们将神灵换成了自己而已。
他们试图确保人们永远过着麻木不仁的水草般的生活，试图确保这种生活中的人一旦觉醒，就可能遭受诽谤的损害从而使之置于正派人的控制之下。他们还试图确保尽量减少通过正当途径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可能性，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使检查官查禁那些只能在私下里的淫秽场所才能出现的书籍和戏剧；在这一点上，凡在他们控制法律与警察的地方，只要他们尽心尽力，他们就能获得成功。在英国，自从纺织工业蒸蒸日上之后，传教士和棉花贸易之间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因为传教主教导野蛮人把人体遮掩住，从而增加人们对纺织品的消费需求。要是人们对自己的身体裸露并不感到害羞，棉纺业便会失去这样赚钱的生意。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不必害怕善良品性的传播会减少我们的收益。
发明“赤裸裸的事实”这个词的人，看到了一种重要的联系。这里的“赤裸裸”使一切正直的人深感震惊，“事实”也是一样令人震惊。你不管从事何种工作，不久就会发现：所谓“事实”的东西，是正派人不让进入他们良心里的东西。
正派人盛情的这种虚伪的东西也浸染在政治中，只要你想说服任何正派人，他那个党派的某位政客不过是庸碌之辈，他就会愤怒地拒绝这一意见。因而，政客必须表现得一本正经。一切党派的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心照不宣地联合一致，不让外界了解有损于他们职业形象的内幕，因为党派分歧使政客分裂，但相同的职业感情却使他们勾结得更紧密。只有如此，正派人才能维持他们想象中的民族伟人的形象，才能使学生相信，只有拥有最高尚的美德的人，才能是伟大的人。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政治确实会令人感到非常痛苦，但任何时候都有人格不够高尚因而不能参加这一行业的政客参与其中。
正派人无论在哪里看到快乐，总是有理由对之抱怀疑的态度。他们知道增进学识的人也增加忧愁，于是就据此推断增加忧愁的人也增进学识。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散发忧愁也就是传播学识。学识是那样的珍贵，因而他们觉得这样做就是在造福人类。如此一来，他们就为自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比如，他们为了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乐善好施者，于是便为孩子们建造一个游乐场，然后制订出许多规章制度，结果孩子们在游乐场里倒不如在大街上玩得痛快。他们竭力不让游乐场、戏院在周末开放，因为周末是人们休息的日子。他们竭力不让在职的青年男女交谈。正派人的这种态度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罗素指出，正派人的时代即将过去，有两件事正在断送它的前程。其一，人们相信快乐是无害的，只要别人不会因为自己快乐而遭殃；其二，人们厌恶欺骗，这种厌恶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美学上的。这两种反叛的思想受到了战争的进一步鼓励，在战争中，各国的正派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各自的青年人，以“最高尚的道德”的名义诱使他们互相残杀。战争结束后，死里逃生的人们开始怀疑，仇恨引起的谎言和苦难是否真是最高尚的道德。恐怕要经过很长时间，正派人才能再次诱使他们接受自己完全崇高的道德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