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人类的天性中还有另一种激情——钦佩——可以作为补偿。无论谁要增进人类的幸福，就必须增进钦佩情绪，减少嫉妒情绪。
治疗嫉妒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圣人而言，可以用无私精神来治疗，尽管即使在圣人身上，对其他圣人表示出嫉妒也是有可能的。对普通人而言，治疗嫉妒的惟一方法即在于幸福，但困难也正在于，嫉妒本身就是幸福的一大障碍。
罗素认为，人在童年时期所遭遇的不幸大大刺激了嫉妒心的形成。一个孩子发觉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宠爱，就养成了嫉妒的习惯，等他进入社会时，他便去搜寻那些把自己作为牺牲对象的不公正现象。只要这类现象一发生，他就会立即觉察到；如果没有，他也会用想象去创造。这样一个人必然是不幸福的，在朋友心目中成为一个讨厌的人，因为他不可能永远记住去避免他想象之中的轻视。他一开始就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到后来他以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变成了事实。
还有一种儿童时期的不幸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即遇到缺乏慈爱的父母。一个孩子虽然没有受到过分宠爱的兄弟姐妹，但却觉察到别的家庭里的孩子，比他更受父母的疼爱。这使他憎恨别的孩子和他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的放逐者。有几种幸福是人人天生应该得到的权利，倘若被剥削，必然导致乖戾和怨恨。
但是，嫉妒者可能会这么说：“告诉我幸福是治愈嫉妒的疗法又有何用？只要我继续有嫉妒心，我就不会找到幸福，而你们还告诉我，在我找到幸福之前，我是不会抛弃嫉妒意识的。”然而，人生并不是这样符合逻辑的。只要认识到自己身上嫉妒情绪产生的原因，就是在治疗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用“比较”的观念去思考的习惯，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当任何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都应该尽情去享受，而不要停下来去这么想：同别人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比较起来，自己的事儿并不怎么叫人快乐。“是呀，”嫉妒者说道，“今天天气很好，春天来到了，鸟儿在歌唱，鲜花在开放，但是我知道，西西里的春天更要美丽一千倍，赫利孔山丛林里的鸟儿唱得更动听，沙伦的玫瑰比我家花园里的玫瑰更鲜艳。”当他这么去想时，太阳失去了光芒，鸟儿的歌唱变成了无意义的鸣叫，鲜花似乎都不值得一看。
他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快乐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是的，”他会对自己说，“我心中的姑娘是可爱的，我爱她，她也爱我，可是希巴女王一定绝艳美丽得多！哎，要是我有所罗门那样的机会该多好啊！”所有这类比较都是毫无意义的、愚蠢的；无论是把希巴女王还是隔壁邻居当做我们不满的原因，两者都是无益的。
实际上，嫉妒是一种恶习，既是道德上的，又是理智上的，它永远看不见事物本身，而只看见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你挣着可以满足你需要的工资，你应该感到满足，但是，你听说有另外两个人，你知道他们一点也不比我高明多少，而挣的工资却是你的两倍。如果你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人，刹那间你的满足感便荡然无存，不公平的感觉始终萦绕心头。
治疗这一切的有效办法是，培养精神纪律，即不去想无益的事情。
罗素指出，仅仅通过成功并不能摆脱嫉妒心，因为历史上或实际生活中总会有人比你取得更大的成就。享受自己已经得到的快乐，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把你所幻想的——也许完全是错误的——比你更幸运的人来和自己比较，这样你才能摆脱嫉妒。
不必要的谦虚和嫉妒有很大的关系。谦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我们怀疑极端的谦虚是否配称美德。羞怯的人需要别人的一再安抚保证，而且常常不敢接受他们本来有能力去完成的任务。羞怯的人认为自己比不上那些自己经常相处交往的人。因此他们尤其容易产生嫉妒心，并由嫉妒心导致不幸和敌意。
我们不相信哪一只孔雀会去嫉妒另一只孔雀的羽尾，因为每一只孔雀都认为自己的羽尾是世上最美丽的。结果呢，孔雀成了和平温顺的鸟类。试想一下，要是一只孔雀受到这样的教育，认为对自己做高度评价是邪恶的，那它的生活会变得多么不幸啊！每当它看见另一只孔雀开屏时，它就会对自己说：“我可不能去想我的羽尾比它漂亮，这样想是骄傲自满，可是，哎，我多么希望自己更漂亮些！那只丑鸟这么得意，自以为漂亮了不起！我拔下它几根羽毛怎样？这样或许就不必再害怕同它相比了。”
或者它会去设个陷阱，以证明那只孔雀邪恶冥顽，行为不端，犯下了孔雀社会所不容的罪行，于是它在头领会议上告发了那只美丽的孔雀。发展到后来，它们会立下这样一个规定，凡是羽尾特别美丽的孔雀几乎总是邪恶的，孔雀王国便会选出那只仅有几根秃羽的孔雀当头领。在这一规定被接受后，它就会把所有最美丽的孔雀处死，到最后，真正漂亮的羽尾成了只有在对过去模糊的回忆中才会出现的东西。这就是嫉妒假充为道德时所谓的胜利。
但是，在每只孔雀认为自己比其他伙伴更美丽时，就没有这种压抑的必要了。每一只孔雀都想在这一竞争中赢得第一名，而且因为每只雄孔雀都尊重自己的雌孔雀，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嫉妒当然是与竞争紧紧联在一起的。如果要摆脱嫉妒，就必须抛弃极端的谦虚，做一只高傲的孔雀。
疲劳是常常引起嫉妒心的又一个原因。当一个人对自己要去做的事感到力不从心时，他便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便极可能以对那些工作较为轻松的人产生嫉妒的形式出现。
因此，减少嫉妒心的方法之一是，减少人的疲劳。但最主要的是，要去寻得一个能使自己的本能得到满足的生活。纯粹是职业性的嫉妒多有性方面的原因。一个在婚姻或子女抚养方面颇为幸福的人，是不怎么会因为别人更有钱，事业上更成功而去嫉妒的，只要他自己有足够的钱，能够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抚养孩子就行。
然而，本能生活幸福的人是很少的。在这一方面，文明似乎走上了歧途。要减少嫉妒心理，必须找出能弥补这种状况的办法来，要是找不到这样的办法，那么，我们的文明就会处于由仇恨走向毁灭的危险之中。
尽管嫉妒是邪恶的，它的作用也是可怕的，但并不完全是个魔鬼。它一方面是英雄式的痛苦的表现，那是在茫茫黑夜中徒步跋涉者的痛苦，他们或许是在走向更好的安憩之处，或许只是走向死亡的毁灭。在这绝望之中要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文明人必须像开阔自己的视野一样，开阔自己的心胸。他必须学会超越自我，并且通过这样做来获得真正的自由。
犯罪感
按语：
罗素认为，犯罪感是成年人生活不幸福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潜在的心理原因。具有犯罪感的人，担心自己变成害群之马被人驱逐。令人惊讶的是，某些行为即使没有丝毫值得反思的原因，也被标示为罪恶。总之，这些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犯罪感，觉得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与他无缘，对他而言，最辉煌的时刻不过是去做伤感的忏悔的时候。罗素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六岁前从母亲或保姆那里所受的道德教育。成年人的犯罪感竟会与天真无邪的儿童联系在一起，又与疼爱我们的人有着关系，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本文的论述又不能不使我们信服。
关于犯罪感，我们必须作详细的探讨，因为它是成年人生活不幸福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潜在的心理原因。
传统的宗教的犯罪心理学，是为现代心理学家所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在新教徒看来，在每个人受到诱惑做出罪恶的行为时，良心便会显露出来，而在他犯下这一罪过之后，他有可能经历两种痛苦的感受：一种叫作后悔，那是没有用处的；另一种叫作忏悔，它可以消除人的罪过。
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甚至许多已经不再信教的人，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接受那些多少有些变化的正统的犯罪观。在如今的时代里，部分由于心理分析的发明，情况则起了相反的变化，不仅非正统的人拒绝接受旧的犯罪观，甚至许多依然认为自己是正统的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良心不再是什么神秘之物，因此也不再被认为是上帝的声音。我们知道，良心所禁止的行为，在世界各地是各不相同的，从大的范围而言，它和各地部落的习俗是一致的。
那么，当一个人的良心刺激他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良心”这个词，包含着好几层不同的意思，最简单的就是担心被发现的恐惧。
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完全无可指责的生活。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些事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处罚，那么，这个人在有可能被人发现时，他就会忏悔自己的罪过。我们并不是说这也适用于那些惯犯，对于惯犯而言，或许他们把坐牢视为必不可少的职业冒险。然而，这对受人尊敬的初犯却是适用的，例如，一位银行经理，在一阵紧张刺激下侵吞了公款，或是一位牧师，在热情的冲动下做出了某一不轨行为。这种人，在他们的罪行很难被人发现时，他们会把它忘掉，但在这罪行被发现或极有可能被发现时，他们便会希望自己仍然保有高贵的品德，这个念头使他们清楚地感到自己罪恶的严重性。
与这种想法密切相连的，是担心变成害群之马被驱逐出去的恐惧。一个人玩牌时做了手脚，或是未能偿还赌债，在这一切被发现时，他本身已无理由来对大家的裁决表示反对。一个完全接受社会道德准则的人，一旦做了违背道德的事，因而失去其社会地位时，会遭受极大的不幸，面对这一灾难的恐惧，或灾难降临时的痛苦感受，会很容易使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罪的。
但是，犯罪感的最主要的形式还埋藏在更深处。犯罪感的根源在于无意识层次，而且它不会由于对他人的反对意见的恐惧而显露于意识层次。在意识层次，某些行为即使没有丝毫值得反思的原因，也被标示为罪恶。当一个人有了这一类的行为，便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摆脱自己所相信的那种罪恶的人。道德方面的钦佩，他只给予那些他认为心灵纯洁的人。他多少有些悔恨地认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样的圣人。事实上，他的关于圣人的信念，几乎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实现。
所以，他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一种犯罪感，觉得这世界最美好的一切与他无缘，对他而言，最辉煌的时刻不过是去做伤感的忏悔的时候。
实际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六岁前从母亲或保姆那里所受的道德教育。在六岁前他已经懂得：骂人是邪恶的；只有坏人才喝酒；吸烟和最高尚的美德是不相容的；一个人永远不该撒谎。尤其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任何一种对性的兴趣都是令人憎恶的。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他母亲的看法，相信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旨意。
对他而言，受到母亲或保姆的抚爱，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而这快乐只有他不触犯道德准则时才能获得。所以，他慢慢地把母亲或保姆憎恨的事，同一些隐隐约约可怕的事，连在了一起。等到他渐渐长大，他忘记了这一道德准则来自何处，忘记了当初违反这一准则时所受的惩罚是什么，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一道德准则抛开，且继续感到，如果触犯它，便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这种童年的道德教育，有很大一部分完全没有合理的根据，决不能适用于普通人的生活。例如，一个讲所谓“粗话”的人，从理性的观点而言，并不一定比一个不讲粗话的人更坏。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想成为圣人的人，都会认为禁止骂人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从理性的角度看，这是很愚蠢的。
同样的情况还有饮酒和吸烟。比起饮酒来，对吸烟人们更容易采取一种反对的立场，因为大圣人在世时，根本不知香烟为何物。但是，这一点上也不可能去进行理性的争辩。说圣人们都不会去吸烟，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归根结底，圣人是不会为了快活享乐而去做某件事的。
在一般道德中的这一禁欲主义因素，几乎潜入了人的无意识之中，而且以各种方式起作用，使得我们的道德准则缺乏理性。在理性的道德中，只要不给别人也不给自己带来痛苦，那么，给自己带来快乐，都是应该值得赞许的。如果我们抛弃了禁欲主义，那么，一个会享受各种美好事物而又不带来消极后果的人，就是一个理想的有道德的人。
我们再来看说谎。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世界上谎言太多，如果大家多讲真话，那对我们会更有好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例如，一个人在乡间散步，一只已经精疲力尽的狐狸仍然挣扎着向前奔跑。几分钟后，猎人们赶到，他们问散步的人有没有看见那只狐狸，他说看见过。他们又问他，狐狸朝哪个方向逃走了，他指了另一条路。对于这个散步的人而言，即使他说了谎，我们也不会认为他的品质有多恶劣。
早期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在性方面带来了危害。如果一个孩子由严厉的父母或保姆施以传统的教育，那么，等到他六岁时，就已经牢固地树立了犯罪和性器官联系的观念，这一切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很难完全摆脱。当然，这一观念又受到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的强化。
其结果是，许多成年男子便认为女人因为性而堕落，他们不能尊重自己的妻子，除非她们对性交表示厌恶。但是，一个男人要是他的妻子对性生活态度冷淡，他就会受本能驱使，到别处去寻求本能的满足。然而，即使他一时得到了本能的满足，这一满足也会受到犯罪感的腐蚀，因此，他不可能从与任何一个女人的任何关系中得到幸福。
在女人方面，如果她同样受过所谓“贞节”的严厉教育，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她在与丈夫的性关系中，本能地采取退缩态度，害怕从这当中得到任何快乐。罗素认为，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男人的性生活比起女人来，更多地受到犯罪感的扭曲和毒害。
罗素指出，对此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孩子还没有进入青春期之前，不要向他或她进行任何性道德教育，而且注意避免灌输这样的思想，即在自然的身体机能方面有什么令人憎恶的地方。随着时间的到来，需要给予这方面的伦理教育时，要注意符合理性，在谈及的每一点上都应有充分明确的理由。
那么，如果一个人不幸福，他的问题源于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犯罪感，他又该如何摆脱犯罪感的束缚、获得人生的幸福呢？
在罗素看来，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中，同时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获得幸福也将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