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极重视求师交友，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他入仕以后，为了进德修业，深刻地认识到，“求友以无匡已之不逮，此大益也！”他感叹道：“人之不可无良友也！”经过一段人世的磨炼，他这种感情似乎更加炽热。
我们暂且从两个部分来感受他的这种感情：
（一）
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这位两江总督在日记中写道：“我身旁必须有一个性格淡泊之人，时时看到我的缺点来规劝，不让我不自觉中生出骄矜之心”又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好师好友的力量是极大的，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京师为人才荟萃之地，不求人才没有，愈求则愈出。”曾国藩秉着这样的认识，在京城中结交了一大批师友，包括唐鉴镜海、倭仁艮峰及吴廷栋竹如、窦瑁序兰泉、冯卓怀树堂、吴嘉宾子序、邵懿辰惠西、何绍基子贞、汤鹏海秋、黄彭年子寿、刘传莹椒云、王锡振少鹤、朱琦廉甫、天尚志萃畲、庞文寿作人等等。这批师友不但对他当时的进德修益大有教益，而且他后来治政治军，也常常得到他们的重大帮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勇一卒。而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保卫长沙城，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了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也大体上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和调度。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批非湘籍将领陆续得到曾国藩的重用，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这说明曾国藩在浓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之外，还有着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
所有这些大体上接受曾国藩节制的湘军将领，除极少数如塔齐布等出身行伍外，绝大多数是原先不甚得志、僻居乡间的士人，他们以组护名教为己任，以杀“贼”立业为职志，与曾相藩心心相印。然而，他们不团结于此，不团结于彼，独尊曾国藩者，除思想相通这一点之外，曾国藩实有过人的人格力量。曾国藩提倡“恕”。曾国藩说：“人们谁不想自己成名、显贵，若能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显贵，则与万物同春！”反过来说，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说：
圣门好言仁。仁即怒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所以，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再看第二部分：
（二）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感着余香索绕。
然而，自1851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般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般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他又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已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社会史家无不评论，曾国藩此举，实在是深知为政之体的表现。
○运权实战：曾老先生的居官之思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于紧张忧惧。攻拔金陵，为全部战局首功，得失之间，关系成败荣辱。此时湘军声誉日隆。曾国藩更是小心翼翼，谨慎再三。同治六年五月十五日致弟书中说：“余家日下鼎盛之际，余忝窍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曾贞干）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名？沅（曾国荃）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不以递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于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