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的进士、廷臣孙嘉淦当乾隆皇帝即位时所上的《三习一弊流》，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称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等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而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理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宇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曾国藩其庶几乎！
○把权实战：忍字功夫与“敷衍”妙术
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情，总会有局外人或以关心或以指导或以诽谤等等形式议论纷纷，评头论足，而有些人又是不可得罪的。曾国藩对付这类人的办法就是“敷衍”。
当曾国藩、胡林翼决定东征太平军大计的时候，就曾面临过这样的情况。
东征大计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将各自的幕僚召集起来，共同商讨东征安徽的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的讨论，他们决定此次东征作战的主要地域是皖北地区，中心目标是占领安庆。基本的战法是围城打援。即将安庆和庐州围住，吸引太平军的主力部队前来救援，聚而歼之。他们已经基本构画出一幅安庆会战的蓝图。
这个计划刚刚出笼，却不知怎么被河南巡抚、河道总督等人得知。他们负有堵截太平军北上的任务。现在听说湘军要大举东征，一个个都害怕起来，想像太平军到时因为在安徽不能继续立足而北上中原，占领他们的防地。能否消灭太平军，他们并不关心，但月对于太平军北上一事却是十分敏感，这会让他们革职杀头的。他们赶紧上奏，将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刘于太平军北上一事，也是谈虎色变，非常着急，要求曾国藩和胡林翼修改东征计划。
曾国藩接得上谕，见这帮人如此见识浅薄，心中觉得好笑。可行动上却不敢丝毫怠慢，一本正经地又上了一折，像开导小学生一样，告诉咸丰皇帝和河南巡抚等人，用不着担心太平军到时北进。
曾国藩说，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有两种，一种是“流寇”，另一种是占据城池的“窃号之贼”。镇压“流寇”需要四面围堵，而镇压“窍号之贼”则需要剪除枝叶，进捣根本。一旦攻其老巢，各路游贼便会纷纷回救，官军就可以聚而歼之。太平天国的老巢在南京，只要拿下这一根本，就可以制太平天国以死命。要攻南京，又必先驻兵于滁州、和州一带，才能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切断南京的粮草供应。而要进军滁、和，又必须先围安庆，兼国庐州，到时各路太平军必然前往救援，湘军便可以乘机打几场歼灭战。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太平军北上中原的事情呢？
为了减轻朝廷和中原数省官员的担心，曾国藩也对四路东征计划稍稍做了一点的调整，将原定的第四路由商城、六安进攻庐州，改为从商城迂回固始，进攻庐州。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他是在装样子，但这个样子是非装不可的。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将信将疑，勉强表示同意。
○把权实战：猫和老鼠的游戏
曾国藩是一个对官场风向十分敏感的人。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这一天，他接到两片军机处发出的廷寄，其一是令他兼辖浙江军务，另一片是怡亲王载垣“明正典刑”的消息。这二件事都与他有切身的关系，对于兼辖浙江，日记中他写道：“权大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对于载垣等正法，日记中说：“不知是何日事，又不何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很快，李鸿章也来到他的两江督署，这位资深幕僚认为载恒等事非同小可。说“就城及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两人“为之悚仄忧皇”。以后几天，曾国藩与幕僚都在谈论朝中大变局。
实际上，曾国藩等湘军将帅的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多少有点杞人忧天。
肃顺虽然擢用一批湘军集团头目，但两者只有事实上的联系，并无特殊关系。据说肃顺被处决后“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这就是说，湘军集团头目不仅不是肃顺党羽，且是有意与其疏远的人。同时清廷亲信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唯一的尚有一定战斗力的僧格林沁军，又在上年对外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在恢复过程中，而湘军却越战越强，人数愈来愈多，控制地区愈来愈广，声望愈来愈高。仅九月就先后有侍讲学土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人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干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薜焕。有人甚至要求以曾国藩为经略大臣，节制两湖、两江和安徽，即把整个长江中、下游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王有龄也自认无能，奏请以左宗棠督办全省军务。
也就是说，从稳定新体制、派系关系、军事实力考虑，那拉氏都不能不依靠湘军集团。事实上，那拉氏执政后一个月，即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辖区之外，再节制浙江省，并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破格任命刘蓉为四川布政使。三个月后，即十二月，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李续宜则回安徽巡抚本任。
值得玩味的是，同治元年元旦，清廷颁布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者汉员只有曾国藩一人。旨中有“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等语。十二天后又在诏书中说：“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以清廷至尊对一个封疆大臣说出“言听计从”的话，不知曾国藩收到诏书是何等滋味？与咸丰年间受尽苦楚相比，确实“换了人间”。实际上。清廷的诏书并不是过甚之词，事实上不仅用兵方略，唯曾之言是听，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从曾的意见。但那拉氏始终拒绝任命曾国想为经略大臣，不令他节制两湖，保护官文在两湖的地位。可见，那拉氏与肃顺一样，固然信任湘军集团，但头脑并没有发昏，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分寸，让自己最亲信的满族贵族控制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区。
本来，咸丰帝死后，湘军集团对政局曾经抱着很大的忧虑，“北望流涕，忧切剥肤”。那拉氏掌权后，十分重用曾国藩等人，这使湘军集团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曾国藩的亲信李榕说：“内间自两宫亲政，力求治理”，“外臣恩遇于节帅（即曾国藩）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黜涉，皆与赞画。将也相也，节帅之任重道远矣。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厉也。”郭嵩焘也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同治初年，慈禧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升授协办大学士后，更给了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涉，事无不咨，言无不用”的特殊优待，开大清重用汉人旷古未有之典例。以至于使李慈铭为此而感叹：“万国瞻新政，垂衣二后贤，病看元岁历，梦想中兴年。哀痛求言切（是日两宫下血阝民求言诏，凡数千言）；忧危命相专（是日拜曾帅为协揆），乡邦劳圣虑，稽首戴皇天。”面对那拉氏这样破格的信任，曾国藩采取冷静而又明智的态度，不但不因此而志得意满，骄横跋扈，反而更加谦让。如命其节制浙江，他就再三辞谢。当命他推荐巡抚人选时，更力陈不可，说任命“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他“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涉之柄”；应该“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村党之端。”其实，曾国藩内心希望更多的湘军头目为地方大吏。他一向认为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才能领军筹饷，于事有济。这样欲擒故纵的手法，一使清廷对他更抱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
○权谋经要：本领为真
办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领。若有本领，办事好，虽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压下去；若无本领，办事不好，虽父亲做上司，也不能拾起来。
——引自《曹文正公全集》
○名家圈点：见好就收罢
中国古代的用人体制决定了位高权重者只要他没有大过失，那么不至退休年龄，别人就休想占据他的位置，不知那些昏老权重者耽误了多少英才之人。从这个角度说大清朝遇到曾国藩以及在曾国藩属下做事确实是一种幸事。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自知之明，不贪恋官场及权势，主张不能因自己“衰年不能用心”而耽误他人及国事的人。
曾国藩剿捻无功，退路一时成了问题。他先请辞官归乡，不允后又谋其次。同治五年（1866）九月初六日向他的澄弟说：我的身体将逐渐复元，只是衰年不能用心，不愿再肩负艰巨的事务，急切不得脱卸之法。云仙（郭嵩杰）已归，霞厚（刘蓉）也先后告病离职，特别令人羡慕。季高（左宗棠）有陕甘之行，则较我更为困难，他精力过人，或许足以了结。
十月二十三日又写信给九弟：
我腰疼了十余天，如今将痊愈。开缺辞爵之事，本拟再三再四地请求，不批准就不放手。昨日接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用其徘徊。大约一连几次上疏，言辞婉转而意志坚决，能够批准则罢，招来祸患也在所不顾。占卜的人说明年命运不佳，已显不详的预兆。
十一月初三日又写信给长子曾纪泽：我决计此后不再作官，也不作回老家图安逸的打算，只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在高位享受大名，或许可以免于大祸大谤。若有小小凶咎，则也听之任之了。
清廷于十一月初一日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曾国藩上疏说：
臣仍回两江总督本任，是朝廷体恤下情，不以治军要求于臣，只以筹饷要求于臣，不令留营勉图后效，只令回署调理病躯，圣恩高厚，感悚交并。只是两江总督处理公文的烦劳，数倍于军营，而封疆大吏统辖文武官员，尤其以接见僚属为重要内容。臣精力日衰，稍用心思就出虚汗，多说话就舌端蹇涩，不能多见宾客，不能多看文件，这些情况业经屡次陈奏。几个月来，小病虽已解除，而这两种病患至今未能治愈。若不能将舌端蹇涩的病症医治全愈，实难胜任两江总督的重任。并且臣已多次陈述病状，求开各缺。如若做将帅就辞谢，做封疆则就职，这便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属，每每以坚忍尽忠为准则，以畏难取巧为警戒。臣如今因病离开军营，安居金陵衙署，行为关涉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只畏惧社会舆论的共同指责，也耽心被部属将士暗地讥笑。臣内度病体，外度大义，减轻作事的权能则可，最后又回本任则不可。所以前两次上奏都说，只求开缺，不求离开军营，原是自从患病以后，反复考虑，只有这样处理，然后才心安理得。臣既不能回江督本任，而李鸿章刚刚承受专征之命又难以长时间代理，江督之职务也不可不认真考虑并予以筹谋。
清廷接奏后仍申前旨，并令曾国藩不得再辞，曾国藩十二月二十一日再奏：
臣受恩极重，剿捻无功，哪敢固执己见不为朝廷分忧？只是臣屡次陈请开缺，实在是因为两江总督任重事繁，非病体所能胜任，几次上疏所陈述的都是实情，毫无虚饰，乃蒙圣恩宽假，勉以弗涉疑虑，示以诚信相孚，委曲开导，无微不至，揣度古人君臣遇合的隆恩，无以逾此。臣再四踌躇，想要回任，则自揣一天的精神，难以处理完一天的公文，终致贻误地方。想要再辞，则臣一日不回本任，李鸿章一日不出江境，必定首先贻误军事。二者均是要务，权衡起来，仍以军务为重。谨遵谕旨，即在正月上旬回驻徐州，暂接两江总督关防，俾李鸿章迅速交卸，驰赴前敌，仰副皇上殷殷训诫之至意。
还有一件秘密陈述的事。我的才能和力量都已经竭尽全力地使用了，现在不可能继续肩负艰巨的任务。我曾经在同治元年八月、十月，同治二年四月三次向朝廷详细呈奏，今年三月又因为手和脚发生抽搐病，请假调理。从那以后，幸喜我军攻克金陵，我如释重负，心想今后可以心情舒畅、身体安泰了。可是几个月以来，我的精神反而不如从前。左手仍然象以前一样地抽搐，有时候两只耳朵轰鸣，历经几个时辰而没有停止。自己猜想我的身体已经早就衰弱了，万万难以再次担负重大职任。请求皇太后、皇上圣慈垂鉴。
许多人要权还来不及，哪有在自己“剿捻无功”而朝廷又给予另外的重权的时候却是一辞再辞呢？看曾国藩所上的这两次辞去江督之奏，并非虚饰之情，而是充满了对国家的一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