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湘军秘闻：当曾国落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胡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备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为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一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门岂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元度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材）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珲。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争不译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势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门岂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等处世风格。
王门岂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门岂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恰然自乐。
王门岂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门岂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门岂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那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门岂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门岂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想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门岂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门岂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门岂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的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门岂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门岂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门岂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门岂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想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门岂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门岂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门岂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份的行为赞叹不已，说明曾国藩的忠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把权实战：瘦子对胖子说：“不！”
曾国藩的做法证实，人要成功，无所谓“懦”与“勇”，关键在于把握好“懦”与“勇”的时时，该“勇”的时候“勇”，该“懦”的时候“懦”，而“勇”与“懦”并不一定需要以众人的标准为标准。大家都敢做的事，并不能说你勇，而大家都不敢而又该作的事你敢，才能叫做“勇”。曾国藩说：
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
他还说：“樊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显然，在这里，曾国藩是把这种“阳刚”当做一种“大勇”来谈论的。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暝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为其以后声名及发达创造了一个机会。
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这些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藩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上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