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景况。除洪武初创办官窑“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御用瓷和对外贸易用瓷外，民营窑厂的规模也得到扩展，到嘉靖年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官窑民窑并存，并互为影响，有利于制瓷工艺的改进，从制胎成形，挂釉施彩，到窑场改制，烧造火候，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南北名窑，唐宋佳作，无不汇粹于此”。
景德镇的近千座民窑，是其瓷业生产的主流。从其烧造的产品来看，面向普通大众的青花碗盏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官窑采用“钦限”御器在民窑中烧造的办法，资金和技术力量的注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窑场烧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至嘉靖、隆庆以后，民窑青花产品质量几乎已与官窑水平相近。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制瓷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民营窑场激增，制瓷工匠的集中和瓷商的汇集，景德镇瓷业更加兴盛繁荣，成为一个“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瓷业都市，使得民窑的生产量相当大，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就向朝廷进贡了瓷器五万余件。
民窑除生产一般民用产品外，还能烧造颇为高档的精品瓷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明人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记载：“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高度发达的民营窑场，造就了一批享有盛名的制瓷名师。当时的杰出艺人有“崔公窑”的崔国懋，以制青花及彩瓷茶酒盏见长；“周公窑”的周丹泉，以制白瓷印章得名；“壶公窑”的吴为，所造脱胎茶酒器，薄如鸡蛋幕布，莹白透明，称为“卵幕杯”。此外，著名艺人陈仲美和吴明官等人，也都享有盛名。
由于官府对彩釉瓷器的使用规定甚严，对原材料也严加控制，故民营窑场大多以烧造白瓷与青花瓷器为主，流行于全国各地的青花瓷器中，多数是景德镇民窑制品，这也正是景德镇明代瓷业的一大特征。
与民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窑的生产就占据了许多得天独存的条件。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朝廷在景德镇珠山开办御窑，并派遣督陶官来管理窑务，监督烧造，运至京城，以满足宫廷用瓷的需要。这是朝廷首次在景德镇设置生产御用瓷器的专门机构。
由于所处地位的差异，得到朝廷重视的官窑，占据了上等窑场和优质原料，汇聚了各地的名工巧匠，而且分工细腻，各有专职，在制作上只求精工，不计成本，因此，官窑产品无论就胎质、造型、釉彩等方面都精益求精，堪称工艺史上的杰出代表作。
据文献记载，官窑在明初建立时有窑20座，到宣德年间增为58座，设有六种不同类型的风火窑、色窑、大小窑，大龙缸窑、匣窑和青窑，各类型窑场严格按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如青窑烧小件器，色窑专烧颜色釉。据程廷济《浮梁县志》记载，御器厂内的分工有23作，即：“大碗作、酒钟作、碟作、盘作、钟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引自蒋祈：《陶记略》）这种严谨的分工协作，使生产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对提高瓷器的质量和产量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茶事、祭祀、赏赐及日常生活的需要，宫廷用瓷的烧造数量惊人，仅宣德八年（1433），官窑就一次性地烧造龙凤瓷器443500件。以后到嘉靖、万历年间，每年烧造的御用瓷器也不下十万件。其中隆庆五年（1571），烧造的里外鲜红碗、盅、瓯、瓶并大小龙缸方盒共十万五千余件，官窑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景德镇瓷器在明代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反映在施釉技术上，除传统的青花瓷更上一层楼外，又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备受中外赞誉。按制瓷工艺分，景瓷可分为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别。
釉下彩指青花和釉里红瓷。
釉上彩是因彩绘在釉上勾绘而得名。工艺上是指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瓷器上再进行彩绘，然后再以700℃——900℃的低温烘烤，使彩色不致脱落。它包括釉上单彩和釉上多彩。
斗彩指的是釉下彩和釉上彩拼逗而成的画面，所以又称为逗彩。
颜色釉是指各种色泽的高温釉和低温釉，可分成一种色泽的单色釉，以及多种色泽施于一器的杂色釉。
明朝各代中，以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成就最为非凡。
永乐时期，青花瓷的制作是官窑瓷器生产的主流，胎质洁白细腻，釉汁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艳是其主要特点。这一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在带走了大量瓷器的同时，还给瓷业生产引进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使得烧造的产品呈色浓艳，带有宝石蓝的光泽，十分逗人喜爱。
永乐瓷的突出成就还体现在单色釉的突破上，这一时期的单色釉，一改元朝和明初青白呆滞的色泽，创烧出极负盛名的甜白、青白、翠青、冬青、红釉、蓝釉等新品种。
永乐甜白釉产品，釉汁洁白，温润如王，肥厚如脂，给人以一种甜的感觉，故有“甜白”之称。另外，这种白瓷还可以填上各种彩色烧制成彩瓷，因此，又称“填白”瓷。甜白瓷有厚薄之分，薄胎器可以薄到半脱胎的程度，因此，甜白釉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磐，明如镜”的美誉，代表了白瓷的最高成就，成为划时代的珍品。
永乐甜白瓷常见“永乐年制”的篆体款识，由于身价极高，后世多有仿制，尤以清代康熙、雍正朝的仿制品最多。
永乐红釉也极负盛名，影响远在元明诸多红釉之上。其胎质更趋精细，施釉匀净，还原气氛恰到好处，发色呈鲜艳的红色，因此又称“鲜红”釉，或称“宝石红”、“霁红”、“积红”，由于这类瓷器常用作祭器，因此又叫做“祭红”。
关于“祭红”，民间还有个美丽而凄婉的传说：有个窑工接到官府命令，限期烧造一批产品，由于要求极高，釉料又缺乏，眼看无法完成任务，可怜的窑工愁眉苦脸，只有闭目等死。这时，窑工美丽的女儿为了救父，毅然只身跳进窑池，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终于烧造成了一窑鲜红欲滴的瓷器。为了纪念这位舍身救父的姑娘，人们就把这种红釉产品称为“祭红”。这个故事说明，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凝结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确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说永乐是明代瓷器的开创和发展阶段，那么，宣德则是其鼎盛时期。据蓝浦《景德镇陶录》载称：“宣窑，宣德间厂窑。所烧土赤埴壤，质骨如殊砂，诸料悉精，青花最贵。色尚淡，彩尚深厚。以甜白、棕眼为常，以鲜红为宝，器皆腻实，不易茅蔑。”
同永乐一样，宣德朝也是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而且宣德青花更趋精致，达到了中国古代青花瓷的巅峰。
宣德青花瓷具有如下特点：①大部分有“大明宣德年制”或“宣德年制”款识；②色料一般采用进口“苏麻离青”和国产钴料；③惯用小枝笔着彩，器物显现深淡的笔触痕，且不见整片一笔涂抹的画法；④大部分底部施釉；⑤器物以矮圈足为多。这些大致是区分永乐和宣德青花瓷的主要依据。
宣德青花碗器形较多，但胎壁大多厚重，是深受茶人喜爱的茶具。
另外，宣德的釉里红和高温铜红釉瓷器的烧造技术也有大幅提高，令人赏心悦目的各式彩瓷茶具，构成了茶具生产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近三十年的禁烧变故后，成化朝瓷器的风格大变，与永乐、宣德瓷的雄健豪放不同，成化瓷器的造型玲珑秀丽，胎釉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轻盈秀丽的风格独步一时。特别是斗彩质量空前绝后，颇具盛名。青花瓷的着色也采用了双勾线条，一笔涂抹的上色法，层次感不太明显。白釉器也更加精益求精，甜白器一般为半脱胎，制作规整，碗、杯、盘的器形较多。
正德朝瓷器也堪称承上启下，器形朝多样化发展，生产的茶具主要有碗、瓶、罐与执壶等。彩瓷方面以素三彩最为突出，以黄、绿、蓝、紫为主，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器物瓷坯上刻出纹饰，高温烧成素瓷，再满施各种色釉，然后在剔出纹样部位，填以所需各种色彩，以低温第二次烧成。
嘉靖时期，由于对外交流和经贸的扩展，瓷器大量外销，促使产量和品种迅速增加。烧制的品种主要有青花、颜色釉和彩瓷，民窑彩瓷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而五彩瓷的出现，开创了彩瓷烧造的新局面，为中国陶瓷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嘉靖的官窑青花瓷，改用源自西域的回青料，又称“青金蓝”或“佛头青”，色泽更为浓翠艳丽，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彩瓷的生产更是盛况空前，釉上三彩、五彩，青花五彩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茶具生产以茶碗、茶壶居多。
万历一朝，正值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宫廷用瓷激增和对外贸易发达，使得景德镇的制瓷业更加繁荣，官窑青花五彩器的烧制成绩显赫，无论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了顶峰，而民窑在仿制古代名窑瓷器方面也十分成功。茶具生产常见的有茶碗、茶杯和提梁壶。稍后，景德镇的官窑生产逐渐从顶峰跌落下来，走向衰退，但天启年间尚能见到活跃的瓷器外销，在日本发现一批天启青花瓷，有茶具、香盒等器具，都是按日本的风格设计制作的外销瓷。
综上所述，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是相当繁荣的，在原有青白瓷的基础上，广大瓷工艺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钧红、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纷纷出现，用来装饰茶具等日用瓷后，使得造型小巧，胎质细腻，色彩艳丽的茶具，成了珍贵之极的艺术品。明人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就有“成杯一双，值十万钱”的记载，另外，数量庞大，涉及面极广的外销瓷，不仅传播了中华文明，而且还成了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名噪天下的景德镇瓷器，为中国博得了“瓷器王国”的美誉。随着明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景德镇的瓷器生产逐渐陷于停顿，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至清代，景瓷生产才有了复苏和进一步的发展，在“景瓷宜陶”的天平上顽强地争得了平衡，这是后语。
三、初露锋芒宜兴壶
明代茶具艺术的突出成就，除表现在景德瓷器生产的辉煌灿烂外，最值得赞美的便是宜兴紫砂茶具的异军突起，陶壶与陶盏的创制与普及，最为后人称道，使得茶饮活动升华到了修心养性、淡雅处世的最高境界，欣赏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代紫砂精品的风光无限及日后的成就非凡。
宜兴产陶，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从事原始陶器的生产。据考古普查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并从中发掘出了堆积丰富的陶器残片，证明宜兴的陶器生产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商周时期，又出现了几何印纹硬陶，秦汉时在宜兴丁蜀与南山一带已形成一个制陶中心，已有釉陶和灰陶的烧制，而且很快过渡到了青瓷的烧制，并且风靡了数百年。
进入宋代，社会饮茶之盛况刺激了茶具的生产，宜兴的陶瓷生产无疑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著名的紫砂陶就是在此时得以创制出来的，而且很快受到文人学士的褒扬，著名诗人梅尧臣在《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中夸赞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欧阳修在《和梅公仪尝茶诗》中也有这样的感叹：“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有人据此认定，宜兴紫砂壶的生产，至迟在北宋就已开始。而且，一九七六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宜兴市红旗陶瓷厂在丁蜀镇新建隧道窑，施工时在羊角山附近发掘出了一座古窑和大量紫砂陶器的残片堆积，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博物院的专家鉴定，认为其年代起始于北宋中期而盛于南宋。但有人也不同意这种推论，原因大致有两条：一是茶壶的出现，始于明代。在此之前的茶壶，其实只是煮茶煮水用的壶，即审安老人说的“汤提点”，二，宋代的饮茶方式，决定了茶具的功用。斗茶要求使用饼茶，碾罗后再在茶盏中点分，真正意义上的茶壶，只能在散茶的直接冲泡状态下才有用武之地。因此，梅尧臣诗中的“紫泥新品”同“兔毫紫瓯”一样，指的还是当时风光之极的茶盏——建盏，因为，建盏的胎泥也是紫褐色的。
业内人士的这种分歧，孰对孰错，自不必过多考虑，大量的陶器残片出土，至少能说明宜兴陶器和紫砂日用陶在宋代的规模空前，这为明代紫砂壶的大量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品茶艺术的回归，为紫砂壶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不管是何种方式的品饮，首先追求的还是茶的色、香、味的享受，明代散茶的直接冲泡法，相对于唐宋的煎水煮茶来说，不太容易瀹出茶香，这对清心赏会带来一些缺憾，紫砂陶壶体小壁厚，保温性能好，有助于瀹发与保持茶香，自然就受到了茶人的欢迎。正如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所说的那样：“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东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一语以蔽之，紫砂壶的实用效果，引发了其应运而生乃至迅速的风行天下。
制造紫砂壶，首先需要的材料是泥，宜兴紫砂出于丁蜀镇，也是因为只有那里的泥才适宜制造紫砂器。那里的陶土质地细腻、含铁量高，享有“岩中岩”、“泥中泥”的美称。它的发现，还伴随着一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异僧”途经宜兴，每天都在村巷高呼：“卖富贵！”穷苦的居民听了觉得好笑之极，天下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唯独富贵买不到，于是大家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个疯子。和尚无可奈何，只好拉住村中一个老头，对他说：“贵你们不想买，那么买富怎么样呢？”就把老头带到山中产陶土的地方，指给老头看，然后扬长而去，再也不见踪影。老头十分奇怪，就决定试试运气，用锹挖开土层一看，顿时惊呆了，只见里面的土五色俱全，“灿若披锦”。这就是紫砂陶土的来历。
当然，传说毕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紫砂陶土的发现，是与广大陶工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分不开的，陶泥孰优孰劣，何种材料适合做何种器具，在陶工们心中是有一杆秤的。把一种事物的出现附植地传说，只不过是人们为了给该事物增添点神秘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