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讲孔子的国家观：尊王道，礼乐自天子出。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不提倡暴力的仁义观，这一章我们将这个原则运用到国家生活中，形成了仁爱国家观，和谐国家观。“仁爱国家观”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是“尊王道”，二是“礼乐自天子出”。
尊王道的本质是遵天道，意思是奉行上天的旨意，用《书经》上的话说就是“天命诛之”（《周书·泰誓》），作天意代表，行天之功。上一章我们知道了不可以用任何人的名义行杀戮，也不可以用仁义杀人，同时我们要知道，“天命诛之”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很多人得罪了天，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其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国家也是这样，哪怕是做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大秦帝国，也因为不仁，很快就消亡了。国家要仁爱才长久。
“仁爱国家观”的另一个方面指“礼乐自天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强调。礼乐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制定者是不变的，解读者也是不变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只有处于恒定状态，国家才是长久的。制度不能轻易变化，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祸莫大焉。尤其重要的是，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一定要维持制度的连续性，要乱中有定，不能乱中添乱。也就是说，固有制度在紧急状态下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即使看起来“礼崩乐坏”，其实礼乐本质是不会崩、不会坏的，坏的是形式，完好的是本质，任何时候礼乐都能发挥作用。原则不可动摇，这是国家的根本。改变形式，或说制度的优化工作一定要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才是行之有效的，才能服众。乱中借变更制度来度过难关只是权变，不会是根治。紧急法治从来都不可以作为根本大法使用。总之，孔子认为，制度要稳定，不提倡变更，但可以更优化，国家才会更健康发展。
为什么说借变更制度度过难关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呢？苏联解体的例子我就不说了，昨天我在香山与著名红学家严宽老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严宽先生对明清历史很有研究，在一次讲课中提到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他为后来于谦被杀鸣不平，认为于谦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作为兵部尚书，于谦保卫北京城功劳很大。严宽先生的这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但我不同意。根据孔子的国家观，我提出观点如下：“于谦确实有很大过错，因为他没摆正自己的位置。于谦之过主要有两条：一、老皇帝没在时立了新皇帝。二、他这个兵部尚书盖过了宰相。两条归一条：越位。老皇帝回来不杀他杀谁？当然于谦保卫北京城有功不该杀，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的严重错误，才能把这段历史说清。当时英宗被掳，但国家还在、制度还在。按照明朝制度，在皇帝处于紧急状态下不能执政时，必须保留帝位，保留空缺以待宗法任命。这个特殊时期，皇帝虽然不在，但影响力与制度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可以称为“如帝”，意思是就当皇帝存在。这种“如帝”的制度无疑有利于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在“如帝”期间，首辅大臣代理执政。明朝虽然不设宰相，首辅是事实上的宰相。这样以来，帝位虽然空缺，帝号依然发挥威力，制度、政策持续有效，并有首辅的执行（包括各种日常工作与应急处理），国家就是稳定的，可以度过难关。于谦等人的错误在于，英宗一旦被掳，就失魂落魄，忘了制度的存在，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头，把宗法礼乐抛一边去，妄立新君，置故主于何地！他只知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却不知“国有二君”的害处更大！“国有二君”，等于宣布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这是何等的大错。并且，于谦行事为人没有上司，把首辅抛一边去，兵部尚书盖过了首辅，动摇了整个明王朝的官僚制度。于谦从始至终做的事都是在逞匹夫之勇，不成功还好，他一成功天下必乱。因此后来他作为头号功臣反被第一个被清除，想想并非冤枉。刘邦不杀韩信，难道等着造反？英宗不杀于谦，难道自杀成全他？很多事情要为双方着想，才有万全之策。我虽有仁心一片，也无法阻止于谦被杀！“
在本章中，孔子就“季氏将伐颛臾”一事，沉痛告诫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这话很著名，就是成语“祸起萧墙”的来历，意思是说任何时候我们做事都不能内院起火，否则在你正要向外谋取胜利时，内部矛盾先把人搞垮了。祸起萧墙的教训是深刻的，孔子告诉我们练好内功永远是第一位。正名很重要，任何时候乱就从名分开始乱。
君子处世间，忠诚很重要，不能有两个老板，更不能做间谍，否则不能称为一个无愧于天地、祖先的君子。在“季氏将伐颛臾”一事中，孔子持“保守”态度，其实是维护了礼乐的神圣权威。冉有、子路二人持“变通”态度，事实上他们已不再承认礼乐的神圣，只跟着世俗的权威走，忘了真正的权威。一人对季氏默许，一人称季氏为“夫子”，忘了孔子才是唯一的夫子。冉有称了孔子是夫子，又称季氏是“夫子”，到处找夫子，到处认老板。到处认老板的人把自己当老板，老板在他心中只不过是块跳板，随时可以扔。这种人能做到到处认老板，就会到处认祖宗。到处认祖宗，就会出卖祖宗，汉奸是也。冉有这德行，连孔夫子都忍无可忍，只好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之所以要“鸣鼓而攻之”，是把问题摆在明处。
君子批评人有两个原则：一是光明正大，不搞歪门邪道。二是批评不转化为暴力，保持克制。虽有正义，也决不能得理不饶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只是把冉有驱逐出门，并没有把思想认识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如果那样就不是孔夫子了。鼓者，礼乐之器也。孔子号召门人对犯了门规的冉有“鸣鼓而攻之”，暗含了礼乐的展示，有正面教育的意味，希望冉有能够回头。孔夫子算是有耐心的了，至于冉有能不能领会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孔子批评冉有，当时在场的另一门徒子路跟冉有不是一类人，子路对孔子忠心耿耿，情感上没的说，但这子路脑子不好使，记不住孔子的话。孔子告诉他要“正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鲁国时还知道，一回卫国转身就忘了，最后死在这句话上。不在其位，偏要谋其政，最终被人给烹了。我不是好残忍的人，今天把这些事翻出来，无非是提醒大家要好好学习孔子的国家观，才能在现实的国家里做人。
季氏将伐颛臾1。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2。”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3。何以伐为4？”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5。”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6。’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7？且尔言过矣8。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9？”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10。”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11。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2。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3。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4。既来之，则安之15。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16。而谋动干戈于邦内17。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8。”
1，季氏：季氏就是鲁国的季康子。将：将要。颛臾：国名，鲁国的附属小国。
2，冉有、季路：二人都是孔子弟子，又同是季康子的家臣。冉求很受季康子的重用，所以写在子路的前面，而孔子亦只斥责他一个。有事：指用兵。即攻打颛臾。
3，尔：你。过：过错。与：平声。昔者：从前，过去。先王：前代的鲁国君主。东蒙主：蒙山，在鲁东，所以叫东蒙。主：鲁国君主授权颛臾君主主持祭祀。邦域之中：颛臾国是鲁国分封的，在鲁国之内。社稷之臣：社稷是指鲁国。当时的鲁国被分为四块。，季氏家族取得二块，孟孙家族取得一块、叔孙家族取得一块、只有鲁国的附庸国暂时还归属于鲁国。这次季康子想要取得颛臾，故而孔子说，颛臾是先王分封附庸国，不可以讨伐。
4，何以：为何要。伐为：讨伐。
5，夫子：夫子是指季孙。欲之：想要做。二臣：即冉有、子路。皆不欲：都不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