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为人缺乏远见上，还是在对爱情的专一和执著上，斯蒂尔和谢里登都有相似之处。他也结过两次婚，先娶的是一位巴博多斯的女士，后来又娶了卡马森郡一位绅士的女儿。他给后者的信很多都非常有趣，优美动人，充满钦佩之情；他称赞她的“审慎”是不朽的。和谢里登一样，他也经常因为生活窘迫而烦恼。尽管在妻子面前他显得非常洒脱，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但暗地里经常闷闷不乐。他借酒消愁，和朋友们躲在“玫瑰酒店”里享受快活，却把妻子留在家里对付那些找上门的债主们。但是，只要想到自己的妻子，他性格中温情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他将自己的一本书献给了妻子，并在上面题词：“曾经多少次，你的柔情从我昏聩的头脑中驱走了病痛，从我受伤的心灵上消除了烦恼。假如这世上真有引人前行的天使，那么她们所做的也不过如此。我不相信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在心地的善良上和姿容的美丽上比得上我的妻子。”
“诗人，”约翰逊说道，“尽管看上去受人尊敬，但通常当不了好父母。”我们在这个论断上引申一条，那就是诗人通常也做不了优秀的丈夫。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莎士比亚和安·汉森威；弥尔顿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戏剧家格林，他和妻子一起只生活了一年；切尔奇尔，17岁结婚，和妻子终日争吵，最后服毒自尽；斯特恩，只为一个死去的笨蛋动情，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母亲也不闻不问；汤姆逊，从未真正赢得自己妻子的爱情；古老的玛莉亚勒伯恩教堂的登记目录上还写着：“玛莉亚·汤姆逊，已死，陌生人。”《钱伯斯自传词典》拜伦的婚姻，一方卑鄙自私，而另一方则冷酷吝啬。雪莱，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他移情别恋之后，自溺身亡。再没有比婚姻不幸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事情了。值得欣慰的是，也有很多诗人遇到了理想的爱人。
诗人绍雷、柯勒律治和洛弗尔，他们三人同时和布雷斯托尔的福雷克三姐妹结婚。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一贫如洗，年龄上也大致相仿：绍雷21岁，柯勒律治23岁。然而他们在性情和气质上迥然相异。绍雷崇尚实干，柯勒律治却夸夸其谈。前者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而后者勉强度日。柯勒律治从博司勒姆的威纪伍德公司那里，得到一份年薪120英镑的工作，为了工作，他将妻儿托付给了绍雷。而这时，洛弗尔不幸去世，心地善良的绍雷又将他的遗孀和孩子带到自己在克斯维克的家中，在世时他一直抚养他们。绍雷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过得非常幸福，她就是受人尊敬的女诗人凯洛琳·鲍尔斯；绍雷去世的时候她就在他身边，为他合上了眼睛。
诗人穆尔在婚姻生活中享受的幸福不比任何人逊色。“亲爱的贝茜”是一个在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称呼，这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也是一位慈爱的贤妻良母。她习惯于呆在斯洛普敦，而他经常要在伦敦的那些公爵和公爵夫人之间跑来跑去，为他们唱自己的爱尔兰战争歌曲。克若科曾在《季刊》杂志上对约翰·罗素的《穆尔的生平》大加嘲笑；但是不可否认：“亲爱的贝茜”确实是诗人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她悉心地照料着长期患病的诗人，直至他去世。托马斯·胡德一生充满坎坷，历经磨难，但他的婚姻却非常幸福。生病时，妻子悉心照顾他；忧愁时，妻子耐心安慰他。虽然条件非常艰苦，她仍然让家庭充满了快乐。胡德曾经坦言，自己为婚姻和家庭做得很少；在给妻子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他写道：“我最亲爱的，在认识你之前，我几乎一无是处；而认识你以后，我更幸福、也更有前途了。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最亲爱的，请你将它放在熏香里；如果我忘记了，一定要提醒我不可忘恩负义。”
某些天才人物的婚姻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例如，巴尔扎克和拉马丁的经历就非比寻常。巴尔扎克名声如日中天时，他去瑞士旅游。一天他到达一家旅馆，而汉斯卡王子和王妃刚从这里离开。巴尔扎克被带到他们腾出的房间里。这时，王妃突然出现在屋里，原来她将一本书落在临窗的椅子上了，也就是巴尔扎克坐的那个地方。那本书正是巴尔扎克文集的袖珍本，而且每次旅行她都不忘带在身边。在这以后的15年间，他们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丈夫去世以后，王妃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个噩耗，并更直接地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为了报答他的慷慨，她希望巴尔扎克接替自己丈夫的位置。兴奋异常的作家不等第二声召唤，就立即起程奔赴她在莱因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举行了婚礼，而且为了庆祝这段难得的姻缘，他们还举办了一连串的盛大宴会。拉马丁和一个闺名叫伯琪的英国女子结了婚，她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在读他的《沉思》时，她就狂热地爱上了他。当她了解到诗人的窘迫处境以后，她给诗人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悉数相赠。诗人被这份非同寻常的慷慨感动了，他立刻向她表示了爱意，并且很快被接受了。
我们要花费很多的笔墨，才能将那些受惠于自己妻子的天才们一一列出。在另一章里，我们已经对一些人的生活做了叙述；但是还有必要在这里提及另外两位。布丰直到晚年，也就是55岁的时候才结婚。但是和圣伯林小姐的结合使他过上了非常幸福的生活。在布丰通向名誉的道路上，他的妻子关注着他每一步成功的足迹。在家庭，或在外面，丈夫通过智慧的头脑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她自己也从中品尝到了无穷的欢乐。历史学家尼布尔也从妻子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帮助。她用女性的温柔，抚慰着丈夫暴躁的脾气。无论是在家庭事务上，还是在他的文化事业上，她都能为他分忧解难。她与他讨论每一个历史发现、政治事件和文学新鲜话题。也正是为了得到妻子的赞赏，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准备完成阐释世界文明之路的著作。在她临死前几天，尼布尔将她搂在怀里，问有没有他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她满含深情地看着丈夫，回答道：“无论我活着还是死去，你都应该完成你的《历史》。”这就是她最后的愿望。
或许，关于托马斯·卡莱尔的婚姻生活，人们还谈论得太少。它被大家有意忽略，并涂上了暗淡的色彩，而且昏暗的程度比得上伦勃朗的画中的阴影；其实它本不该受到这种待遇。他的妻子简尼·威尔什想嫁给一个天才，而不仅仅是一个偏僻乡村小镇的医生，最后她的希望实现了；但是婚姻并不能完全令她满意。有时这对夫妇连会面都很困难。他们生活艰苦，收入微薄，主要来源于给《评论》翻译和投稿所得的稿费。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但是当这些都被一一克服以后，他们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最后卡莱尔养活了自己和妻子，并进入了上层社会。那么这就足够了吗，这就是这对夫妇生活的全部吗？不，他们都是说话尖酸刻薄的人。他们性格暴躁，容易动怒，也不善体谅对方的感受。然而，无论其他人如何议论他，从卡莱尔的信中还是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她对他的帮助也很大，并且像其他有知识的妇女一样，她对自己丈夫卓绝努力和喜人成就也感到自豪。丈夫给她留下的最后回忆也充满了甜蜜的柔情。
一次，帕雷博士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自己的婚姻多么甜蜜，并且40年间从没有和妻子红过脸，争过嘴。这时，他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难道你没有觉得，如果是这样，会很无趣吗？”一个在沉寂的海面上航行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目标很无聊；他可能宁愿选择一个道路崎岖不平的旅游路线。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婚姻。作为托马斯·卡莱尔的妻子，简尼·威尔什觉得非常幸福，胜过做其他任何人的妻子。甚至尤格尼·德·苏林也承认，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少量的柠檬”——也就是隐伏的恶的一面，尽管在女性身上比例要小得多。
有人把卡莱尔和霍桑的婚姻生活做过比较，结果是后者更受推崇。但是人与人是不同的，作家与作家也各有特点。卡莱尔写不出类似霍桑的作品，同样，霍桑也无法具备卡莱尔的风格。男人既有不同，他们的想法就各异；他们的妻子各有特点，他们的生活也就千姿百态。只有霍桑才能写出《红字》，只有卡莱尔才能写出《法国大革命》。这些作品只能源出于他们，也是他们的代表作。最后，让我们记住，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家的妻子，都不是完美的。可以确信的是，很多男人结婚了，但没有娶到一个忠实的妻子；很多女人结婚了，但不是嫁给一个真诚的丈夫。现代社会中的女人，借用圣保罗的话就是——“只学会了懒惰，喜欢彼此串门，东游西荡；不仅懒惰，而且好管闲事，口没遮拦，谈论一些不该谈论的事。”——她们是一种虚伪文化的柔弱产物。她们既无能力去爱别人，也缺乏友谊。从脸上的脂粉到嘴上的谈论，她们无一不显得荒唐可笑。追逐新潮的女人只能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家庭而不是实质上的家庭，有孩子，但是没有家人；有丈夫，但他既不是她的伴侣、朋友，也不是她的爱人。一个男人对婚姻充满了恐惧，宁愿在夜总会里寻欢作乐；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我负担不起婚姻”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即便是那些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堪称飞黄腾达的男人也是这样认为。他所不能“负担”的，正是那些年轻女人们要求的生活必备条件。为了免除婚姻之苦，或者为了独善其身，他宁愿克制自己的欲望；尽管这样可能会使他陷入罪恶的境地，并且以不幸与毁灭告终。“男人可以用金钱购买女人的美貌，”海格说道，“只要她足够漂亮；女人也可以用金钱购买，只要钱财足够多。”为了享受生活的奢华，年青的女人嫁给富翁，因为他能够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这个酒杯里，既有享乐，也有毒药，最后就只能以道德的沦丧结束。
即使一个青年已经“订婚”，但是为了日后家庭过上富足的生活，他不得不赚够钱以后才结婚。或许，那个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而且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快乐和安宁也随之消磨殆尽。戈尔夫人坚决捍卫法国式的传统婚姻，因为它免除了这种漫长的婚前等待，而且以相互的情感为基础。她说道：“尽管有很多理由用来反对传统婚姻，但是如果对这两个国家上层社会的家庭史做一番仔细的考察，特别是考察单身男女的生活条件，以及已婚夫妇的道德状况，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因素就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全面的考虑；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之中的那么简单。”
如果自身条件已经成熟，如果姑娘既健康，又贤淑温柔，那么就让这个男人结婚吧，让他把所爱的人娶过来作自己的妻子；如果她审慎而且通情达理，她就能很有分寸地操持家务，让自己的丈夫享受到家庭的舒适。青春的爱情，只要真诚而且炽热，为之付出的努力就是值得欣慰的。夫妻俩要携手走过人生——分享彼此的欢乐与痛苦，同心协力，荣辱与共。财富是令人艳羡的，但买不到更高层次的幸福。真正对家庭的幸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心灵、品位和智力——也就是善思，慎行而且有远见。有一句很好的格言：“不多言饶舌，祈求最佳，还要笃信上帝。”最幸福的婚姻，就像陈年佳酿，只有经过日积月累才能芳香怡人。两颗心灵，应该永远彼此相依，彼此相知——而不仅仅是在热恋和订婚的时候。他们能够了解彼此的美德，以及各自的缺点。为了后者，他们要学会互相忍耐和谦让；有时，在日常小事中，甚至还得做出牺牲。只有这样，和气与安宁的婚姻才会如约而至。正如杰勒米·泰勒所说，在以后的岁月中：“很多美妙的回忆，以及当前的诸多事物，这些为爱情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追溯往昔的幸福时光，爱情化日常生活的平淡为神奇；展望未来漫长的岁月，爱情消除了对未来扑朔迷离的恐惧。生活的艰辛甚至能够令伴侣更为亲密。在痛苦中，我们才能够学会真正的同情。正如古老东方的哲理所言：“摇晃痛苦之树的人，通常也播种欢乐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