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慕利延曾经在元嘉十六年（439年）被宋文帝册封为河南王，嫡子为左将军，河南王世子。慕利延的世子琼对从西域返回的佛教高僧慧览很优待，并且派遣使臣携带钱财，在四川成都建立了左军寺。所建寺院之所以称为左军寺，就是因为慕利延的儿子曾经被南朝宋文帝封为左将军。
自从慕利延以后佛教就在吐谷浑社会中开始传播，起初统治阶级开始信奉佛教，以后佛教就在国内各阶层广泛流行。慕利延的继承人拾寅及其以后关于佛教在吐谷浑传播的记载比比皆是。“从弟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国中有佛法。”《梁书》中又说：“从弟拾寅立……国中有佛法……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天监十三年是公元514年，当时是吐谷浑第十四王拾寅的孙子伏连筹在位时期（490一529年）。《南史·梁本纪》中记载：“（梁武帝大同六年五月）己卯，河南王遣使朝贡，献马及方物，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梁武帝大同六年是公元540年，当时为吐谷浑第十八王夸吕在位时期（535—591年）。
吐谷浑佛教在南朝梁武帝时期（502—549年）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得力于此期吐谷浑诸王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六位吐谷浑王中．十三王度易侯、十四王伏连筹、十八王夸吕都是佛教的支持者。第十六王佛辅，名字的佛教意味很浓，大概不是吐谷浑语的汉字音译．似乎可以理解为“佛法辅佐”之意。这一称谓反映出吐谷浑王族的佛教信仰背景，以其名可判定他是佛教信仰者。至于第十五王呵罗真和第十七王可沓振目前虽无材料证实他们两个是佛教支持者，但他们在位时间短暂，各为一年，所以即便他俩不支持佛教，想必在两年内也不会对吐谷浑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汉传佛教
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后，为了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开始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发展演变成中国化的佛教，这就是“汉传佛教”。同时，自从藏区的藏传佛教形成后，汉传佛教又包含了一层在汉族地区信仰的佛教的意义。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古印度形成后，直到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公元前273一前232年）统治时期，才从恒河中下游地区广泛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且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从此佛教传人中国。
汉传佛教主要由汉族群众信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传人甘南地区。甘南舟曲县境内白龙江流域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北魏推崇的佛教文化影响，各地纷纷修建佛教寺院。舟曲县瓜咱古城遗址范围内的喇嘛山古寺遗址。在地表深处发现莲花瓣纹瓦当、绳纹灰陶罐和辐射状直齿石磨等文物具有汉魏风格，由此可以断定这里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建筑残留下来的遗物。
唐朝中期，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乘“安史之乱”陇右驻军回师平定叛乱之机，占领了陇右、河西地区，吐蕃人曾经在占领的洮、岷、河三州修建了寺院，由于当时藏传佛教尚未形成，吐蕃族和汉族共同信仰佛教，所以此时汉传佛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盛唐时期，舟曲县城东南建有大佛寺（净胜寺），石家山建有梵严院。蒙元时期藏区的苯教和汉传佛教、印度佛教已经相互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甘南地区的多数汉传佛教寺院变成了藏传佛教寺院。明朝建立后，汉族大量进入甘南，特别是洮州．于是汉传佛教又开始流行．再加上明朝政府有意尊崇和扶持汉传佛教，于是汉传佛教重新兴旺起来。当时临潭县旧城修建了永宁寺、慈云寺，在冶力关建起了桥头寺，在扁都红崖建起了紫云寺。明朝初年，舟曲县城北翠峰山重新修建了天寿寺，供奉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县内弓子石房家保存有明朝天顺七年（1463年）的汉传佛教经书《诸天宝忏》以及佛教法器海螺号和絮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东西被查抄，并被付之一炬。
临潭县在唐代就有建筑的汉传佛教寺院，自唐朝经过宋、元以至明、清相沿一千余年，各个朝代兴衰不定，但是大多数寺院传袭不替。清朝光绪年间，临潭县扁都有迎水寺、红崖有天竺寺、羊沙有中禅寺、冶力关建起了桥头寺、安乐山有普朝寺、旧城有慈云寺等汉传佛教寺院，僧正司牛广缘主持永灵寺（在今旧城）。1934年，舟曲县有汉传佛教教职人员数十名，教徒263名，其中女教徒9名。
汉传佛教别称“释门”，诸家宗派各立门庭。舟曲县境内传播的是临济派，通过释门居士代代传承，在先代的传承人中，有的曾经到印度去求佛学真谛，至今已经传到第17代。甘南汉传佛教教职人员，一般身着长袍，外披袈裟，头戴“鸡冠帽”，也有戴“五佛冠”的。袈裟由多片黄色织锦组成，肩膀上搭着絮珠。汉传佛教教徒除了不吃“五爪肉”、不杀生、不行刑外，一般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现在甘南州合作市的东山坡上建有二郎庙，有少数的信仰者，庙内经常有居士宣讲佛教经典。
近年来，临潭县还发展起佛教“居士林”信徒。“居士林”是汉传佛教的在家信徒，梵语称为“优婆塞（男）”或者“优婆夷（女）”，信徒主要是在家念佛修行的俗人。临潭县“居士林”是1987年从临夏传人的，到1990年信徒已经发展到124名，其中年迈妇女占大多数。信徒中受菩萨戒的居士22名，受三皈依戒的73名，这些居士主要分布在城关、冶力关、新城、新堡等乡镇。“居士林”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点，如果遇到佛戒日或者大型佛教节日，他们便在信徒家中轮流礼佛诵经。居士修持的除净土宗外，个别人进行禅宗和净土宗的混合修持，主要经典为《佛教念诵集》、《三经一论》等。
四、道教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它的信仰者主要是汉族群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对甘南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的一些活动已经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之中．作为民俗的形式而普遍存在，像祈禳、斋醮、风水之类活动就是道教影响的结果。
道教俗称“玄门”，在甘南的传播开始于宋朝，发展于明朝。元朝虽然尊奉藏传佛教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大力提倡发展藏传佛教．抑制了道教的发展。但是由于“龙门派”的丘处机及其弟子在甘肃传播的道教影响深广，信徒甚众，所以道教在甘南的部分地区并未衰败，道观还在陆续兴建。仅仅洮州一地，先后由道士募化建成了文昌宫、关帝庙、三清庙、三官庙、三宵殿、财神庙、瘟神庙、城隍庙等多座道观。舟曲县次第建成玄天观、天庆观、东岳庙、文昌宫、灵山寺、鳌山寺等道观，这些道观以后历代又多次重新加以修葺，有的一直保留下来。
明朝统一全国后崇尚道教，道士得以深入宫廷，道教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参与朝政，道教与政局的变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明朝数代皇帝封许多道士为真人。在这种崇道政策的影响下，道教在甘南部分地区也相应得到了发展．一些南方道士来到洮州传播道教。明朝成化元年（1465年），在临潭县旧城西风山的第二峰由徐升建起了云山观。隆庆五年（1571年），万户侯张演加以维修并扩大了规模。后来云山观毁于战火。清朝光绪年间重新修建。最后在民国初年完全毁坏，以后再也没有重建。
临潭新城东南半里处的道教雷祖庙。最早建于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新修建，直到现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仍有庙会活动。雍正九年（1731年）有道士募化建成永灵寺，雍正十年（1732年），洮州卫掌印守备杨玺在新城城隍庙的左边建起一座药王庙，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建成了财神庙，道光十年（1830年）建成火神庙、龙王庙。临潭境内供奉龙神多达18位，所以建造了许多龙王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甘南的道教宫观庙宇不下40座，但规模都比较小。
甘南地区传播的道教宗派在舟曲县的是正一道（天师道），崇尚“万物神灵”。道徒尊奉“三清天神”及城隍、土地、灶君、门神、财神、马王、牛王，并敬奉圣哲贤才义烈之士，如关羽、诸葛亮诸“神”。道术有占卜、符录、祈禳、焚咒、超度等，遗存经书有《玉皇经》、《清净经》、《道德经》和《象古通书》。道教传人临潭的主要是全真道的“龙门派”和“华山派”两宗。“龙门派”是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全真七子之一）所创．金朝末年丘处机和弟子在甘肃广泛传教，当时就传人了临潭县。“华山派”是王重阳的弟子郝大通创建，临潭县“华山派”是由南京王经一传人的。王经一有兄弟五人，明朝洪武年间和其弟两人移居洮州卫，系“华山派”第二代传人。最初住在新城关帝庙，诵经祈祭，管理庙宇香火，并担任洮州道正司．后代世袭相传，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第20代孙及传人是王国珍，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担任洮州厅道正司，1955年病故。第22代传人王鸿钧，现在居住在临潭县新城。1941年接受衣钵，是云游道士，人称“王道”。
1980年，夏河县信教群众集资在县城重建关帝庙一座。接着又在完尕滩和达麦各建起了一座二郎庙。舟曲县城郊也建起了鳌山寺等数座寺庙，这些道教的寺观庙宇规模一般都不大，里面各有一、两个道士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