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十二年春（1379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讨之”。回族将领西平侯沐英率领的南方籍明军平息洮州的十八番酋三副使叛乱后．留下将士在洮州筑城戍守。留戍的将士中有些是沐英率领的回族将士，他们后来定居在当地成为洮州回族的重要来源。顾颉刚先生在1938年考察西北教育时对洮州的民族来源记载：“此间汉回人士，问起由来，不出南京、徐州、风阳三地……若赵、若马、若杨皆自谓南京苎丝巷人。此间有民歌曰：‘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洮州无茉莉花，其为移民记忆中语无疑也。”当时临潭回族的姓氏比较单纯，主要有丁、马、敏、苏、黎、张、李、王、单、肖、吴、鲜、牟、祁、赵、高、海等姓，而以丁、马、敏三姓最多。据《洮州丁氏祖谱存稿》、海氏《依录亘古家传坟院册》、《甘肃回族史纲要》及其他文献记载，丁姓始祖丁盛洲、敏姓始祖敏大镛、吴姓始祖等均来自南京；苏姓始祖来自陕西；鲜姓始祖来自陇西；海姓远祖海承阳来自西域，后裔海汪于唐初来兰州，明朝洪武初年有海天弼、海天化跟随明朝将领李文忠来洮州；马姓始祖来自陕西以及甘肃临洮。
为了满足回族戍守将士宗教生活的需要，就在当地修建了清真寺，“旧洮礼拜上寺，在旧城，明洪武丁未年创建”。明代洮州的商业十分发达，回、藏、汉等民族主要进行茶马贸易，皮革、食盐、粮食等都已成为经营的重要商品．这里逐渐成为西北地区汉藏贸易中心之一。“旧洮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由此看来，明代洮州不仅商业发达，而且也成为当时甘肃回族的聚居区之一。当然，明代甘南回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戍边的回族军士定居后．成家娶妻的对象主要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女性，婚后随丈夫信仰伊斯兰教，子孙后代自然也就成为回族一员，这就使得回族人口增加比较快。
（二）回族在甘南的发展
明末清初，甘南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回族，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临潭县的新城和旧城，在那时已经成为回族商业的两大中心。清朝后期甘南回族的人口不但大为增加，而且分布地域也有了新的扩展，在合作和拉卜楞这些藏区交通要道上，开始出现了经商的回族，回族真正在甘南藏区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布局特点。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地区爆发了回民反清起义，在起义初期，就有部分回族从甘肃临洮、陇西一带迁入临潭。当时有不同宗的几十户马、王等姓回族逃到临潭旧城，后来他们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当时县内回族居住的村庄多达48庄。同治末年．一些回民为了逃避清朝政府的军事清剿和沉重的苛捐杂税，相继迁入政治形势相对稳定、赋税负担相对较轻的甘南藏区居住下来，从事商业、农业和手工业，成为甘南回族的一部分，使得甘南藏区回族人口得到增加。
到清末民初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贸的繁荣，甘南临潭的新、旧二城和夏河的拉卜楞、合作以及其他各县牧区的城镇与交通要道上，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商贸市场。各地经商的回族陆续前往甘南各地从事商贸活动并开始定居，慢慢地形成了一些回族聚居中心。当时，在临潭旧城从事商贸活动的多数是本地的回族。而拉卜楞地区的商户大多是临夏回族，他们在拉卜楞从事商业活动，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世代繁衍生息，逐渐形成甘南回族的又一个重要聚居区。清朝末年甘南回族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之一。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洮州厅志》记载：“自同治兵燹至光绪五年（1879年），清查汉民共3 541户，20 430口；回民共1 250户，10 116口。”1879年临潭回族人口经过战乱后依然有1万余人，可以看出回族在当地的民族布局中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即使经过战乱还能保持一定数量。
1928年河州事变时，马仲英率领大军途经甘南烧杀抢掠，引起了回、汉、藏的相互敌视，以至于仇杀。事后卓尼杨土司和临潭县政府办理善后事宜，以抓获叛乱人员的名义，在临潭捕杀回民。经过这次空前的劫难，临潭整个人口急剧减少．回族人口也锐减，恢复极其缓慢，直到1949年，临潭回族人口才增长到1 268户，6 545人。
1928年河州事变过程中，有不少回族穆斯林为了躲避战乱，从临夏来到甘南大夏河流域的一些藏族村庄定居．从而使甘南回族人口又有了新的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拉卜楞镇是夏河县穆斯林最多、也最为集中的地方。民国初期，“拉市回民人口二百来户，一千余人，其中汉回占百分之八十，撒拉回占百分之二十，已操商业上之牛耳”。到民国24年（1935年）时，“县城又分为二部，一为市场，一为寺院。各有两千六百人……市民之中，藏民占百分之四十五，回民占百分之三十六。汉民占百分之十九”。合作镇在民国时期回族人口仅次于县城（拉卜楞镇），据“民国28年保甲统计，市内汉、回居民与陌务、卡加两村共三二六户，一二三二口，回（族）居多”。1941年时，夏河全县的穆斯林人数为2 380口，其中男1 189口，女1194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南回族人口除了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略有下降外，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1953年甘南共有回族24 349人，其中临潭县14 727人，夏河县4 536人，卓尼县5 001人，三县回族占甘南回族总人口的99％以上。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甘南共有回族3 5761人，其中临潭县有19 313人，夏河县有13 199人，卓尼县有1 147人，三县回族人数大约占甘南回族总人口的94％，由此可以看出，甘南回族的聚居程度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所下降，开始逐渐由临潭、夏河和卓尼县向其他县散居。2000年甘南回族共有41163人，其中临潭回族22 245人，夏河5 274人，合作9 623人，卓尼县889人，四县（市）回族人口占整个回族总人口的92．4％，甘南回族的聚居程度比十多年前又有所下降。
五、汉族
（一）明代以前甘南的汉族分布
汉族是甘南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在甘南留下了许多遗迹。夏河县甘加滩的八角城过去曾经是甘青两地的交通要道，为了防御少数民族的侵扰，大多数中央政权都作为军事要地进行过重点设防。近年来在八角城遗址中发掘出不少唐宋时期的金属货币，在城内出土过大批的古代砖瓦等建筑材料。也有一些宋代瓷器残片。八角城周围的平地、丘陵、台地上，还保留有不少古代弃耕的梯田遗迹，有些梯田从山脚一直修到山顶。据推测应该是从事农耕的汉族过去曾经在当地居住并进行农业生产，由于战争或者当地气候突然变化致使农耕失败而废弃。
秦国统一全国后为了防范少数民族的入侵，利用长城来控制边塞。秦朝长城的西端岷县（县治在今临洮县）当时就管辖着甘南东部的洮州一带。公元前210年，大批陕西、山西等地的汉人，为了逃避秦朝的横征暴敛，逃至洮岷地区居住，从事生产活动。后来，逃往临潭的内地汉人一直不断增多。
西汉建立后不断拓边开疆．曾经多次在洮岷地区用兵，并留驻军队防止羌族反叛朝廷。汉族居民当时也迁徙到甘南地区．在洮河沿岸与羌族杂居。西迁的汉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比以前有了发展．当地羌族也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和先进的技术，有些羌族在与汉族的密切交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融合于汉族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许多汉族为了躲避战祸，大量向边远地区迁移。甘南地区也有汉人前来避难。这一时期，虽然有中原汉族进入甘南，但由于各民族长期陷于混战之中，北方汉族势力较弱，而且有部分汉族同化于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因而汉族人口在这一时期锐减。
隋唐之际，汉族再次大量进入甘南地区。隋炀帝时打败了吐谷浑后，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迁徙内地犯人垦田戍边。从隋朝大业二年至十一年（606—615年），先后五次将陕西、山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的轻刑犯人和家属以及其他汉族4万多人迁徙到洮、岷等州屯田戍守。隋朝灭亡后，隋朝宗室部分子弟逃到洮岷地区避难，现在临潭旧城、新城、陈旗以及卓尼的部分杨姓群众自述为隋朝宗室后裔。
唐朝为了开拓边疆，也向甘南地区大量移民。唐朝名将李道宗、李道彦率部镇守洮州边塞，李氏以陇西世家大户而寓居洮州，举族移居人数肯定不少，后来洮州李氏中出现过名将李晟、李愬等人。
“安史之乱”后甘南全境被吐蕃占领，甘南地区汉族除部分逃亡异乡外，大部分沦为吐蕃奴隶主的奴隶，被强迫改着吐蕃服饰，习说吐蕃语言，不少汉族同化于吐蕃之中，汉族在甘南地区几乎绝迹。
北宋时，甘南地区为吐蕃王室后裔唃厮哕建立的政权所控制。唃厮哕采取联宋抗夏的策略，甘南在遭受唐末的战乱后得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宋夏交界地区的不少汉族流入甘南一带，特别是洮岷地区。宋神宗熙宁年间，王韶率兵征服洮河流域的吐蕃部落。为了巩固这一地区。在河州等地招募汉人移民屯田．但是由于战争时断时续，甘南历经兵戎之扰。屯垦没有产生多大的成效。
元朝将全国各族民众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政策，边疆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被迫同化于当地少数民族，甘南洮州等地的汉族人口大减。直到元朝末年，汉族人口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临潭的新城、旧城一带汉人几乎绝迹，其他地区汉人仅存1400户，人口不到1万人。
（二）明朝以后甘南汉族的分布
洮州卫是明朝的边境重镇。为了安定边陲，同时一劳永逸地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明朝政府就把应天府（今南京）和安徽的大量汉族迁移到洮岷地区屯田，并把许多罪犯也发配到这一地区屯田服役，这些人后来成为甘南汉族的一部分。洮州卫的士兵也拓垦耕耘．实行“寓兵于农”的军屯。明代多次向边境地区移民，洮州汉族至今传说祖先是从南京苎丝巷迁来的．春节秧歌首先唱：“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自从来到洮州地，别有天地非人间。”此外，洮州妇女梳高髻、穿风头鞋、头戴手巾的习俗颇有江南遗风，建筑的房屋都具有江淮地区的某些特点。
明代来洮州戍边的汉族将领有安徽凤阳府定远县的李达，他的后代主要定居在临潭的新城、羊沙、羊永、古战等乡村。另外南京苎丝巷人金朝兴、金鼎兴、金建兴兄弟三人中两人定居洮州，被明朝封为洮州卫指挥，其后裔到目前约有数十户。还有江苏徐州人宋光祖曾经担任过洮州卫指挥．目前临潭流顺乡宋家庄、新城、城关等地的宋姓汉族多为其后裔。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中原地区连年战乱，一些汉族被迫避乱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甘南地区汉族人口不断增长。清朝平定中原后实行移民屯垦措施，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省罪犯和无地农民迁徙到洮、岷、叠等州戍边屯田。清朝同治年间，回民反清斗争遍及西北地区，不少汉族为了躲避战乱，携家逃往相对安定的藏族地区避难．这就使得甘南地区汉族人口持续增长。到民国初年，汉族人口在甘南已经占有相当比例．成为甘南的主要民族之一。
抗战时期，难民不断流入西北地区。1940年8月，中原地区汉族数千人因不堪忍受日军的残暴统治。逃到临潭、卓尼等地谋生。到1949年，汉族人口已经在临潭占有绝对比重。成为临潭的主要民族。1957年，临潭县安置河南支援西北建设的青年8 280人，大部分由于不适应高原生活而陆续返回。
第四节 原始宗教、道教和汉传佛教
甘南拥有多种宗教资源，藏族信仰的既有苯教，又有藏传佛教；回族和其他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汉族信仰的是基督教；还有历史上甘南地区羌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吐谷浑信仰的原始宗教和佛教以及直到现在汉族还信仰的汉传佛教和道教。甘南的宗教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藏传佛教一枝独秀、其他宗教同生共存的格局。
一、羌族的原始宗教
羌族原始宗教产生于氏族制社会，在历史典籍中，有关羌族宗教信仰的记载很少。虽然羌族原始氏族社会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通过对照仅有的历史记载和现在羌族的宗教信仰调查资料，还是能简单地勾勒出古代甘南地区羌族的宗教信仰状况。
古时候的羌族大多数从事畜牧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当时在许多方面受制于自然环境，所以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由此形成对自然万物的崇拜。羌族原始宗教的基本形态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多神崇拜，他们认为无论何处都有鬼神寄托，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神灵的象征性代表，这种信仰明显处于灵物崇拜阶段。羌族的崇拜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白石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