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能给女人增添多少魅力
古人讲“德能补相”，就是说一个有德的人可以弥补相貌的不足或缺陷。而下面提到的这位名字叫宿瘤的女人则是德给她增添了在君王面前的魅力。
战国时期，齐闵王后宿瘤，她原是一农家女儿。一次，齐闵王到郊外巡游，受到百姓欢迎围观，只有宿瘤连看也不看一眼，继续采桑。齐闵王觉得奇怪，叫臣下将她找来询问。宿瘤说道：“父母吩咐我采桑，没有教我要观看大王。”齐闵王心中暗喜，说：“你是一位奇女子，能随我进宫去吗？”宿瘤回答道：“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有品德和勤劳，如若大王以为我对国家有用，就进宫去也没有什么不好。”齐闵王高兴地说：“你真是一位贤明的女子啊！”说罢，齐闵王叫臣下推过一辆车子，要宿瘤上车。宿瘤说：“这怎么行呢？我还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如此贪恋富贵地进宫，这是私奔，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做不讲道德的事。”于是，齐闵王回宫以后，特意派出使者，明媒正娶将宿瘤迎入宫中，拜为王后。宿瘤的故事，可使我们感到德的魅力之一斑。
三、有德者得民心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有德者得民心，得天下，无德者失民心失天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秦朝和唐朝恰好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
秦朝的法律严酷暴虐，百姓无法忍受。汉高祖进入咸阳以后，萧何向刘邦献策说：“老百姓苦于严刑苛法已经很久了，主公可以示之宽大，那么百姓就会心悦诚服，残暴的项羽也就不足为患了。”汉高祖说：“好！凡是秦朝的法律一概废除。”并实行“约法三章”，说：“秦法害苦了百姓，如今我做了关中王，应当为父老们解除苦难。今后实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当时的官吏、百姓听了“约法三章”欢呼雀跃，额手称庆，说：“今日幸得贤明的君主，我们百姓有活路了！”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君主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搜刮人民的血汗来侍奉皇帝，这犹如割自己身上的肉充饥一样。肚子虽然吃饱了，但人却死了；国君富了，而国家却灭亡了。世上的人常常为有盗贼而感到忧虑，有的人主张用严刑峻法制裁，我看莫如去掉奢侈腐化的行为，节省开支，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丰衣足食，盗贼自然绝迹。”所以，太宗贞观年间，励行节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国家空前强盛，史称“贞观之治”。
《中庸》讲得好：“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人活在世上，不能无德！
中庸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处世方式
商朝开国君主汤有一个名叫伊尹的大臣，是他辅佐汤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在我国历史上维系约600年之久的商朝。但伊尹原来不过是汤身边的厨师，汤妻陪嫁的奴隶，他之所以被汤看中而委以重任，是因为他太了解汤了。他看到汤成天为与夏桀争夺天下而忙碌着，显得十分焦急，以致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引起汤的注意。他把上一顿饭的菜做得特别咸，下一顿饭的菜又故意不放盐，让汤吃得不对味而来责备自己。接着，他又把每顿饭的菜做得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让汤吃得十分满意。伊尹早已算计好了，汤准会表扬自己。果然，有一次饭后汤对伊尹说：“看来你做菜的本事确实不凡。”
伊尹已是成竹在胸，不等汤把话说完，就借题发挥说：“大王，这并不值得夸奖的，菜不宜太咸，也不能太淡，只要把佐料调配得当，吃起来自然适口有味。这和你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掌握好分寸关节，才能把事情办好。”
孟子后来对伊尹的评价是：“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伊尹在天下太平时入仕做官，在天下动乱时也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关键是善于把握好分寸，有所为有所不为，深悟中庸的为人处事哲理。
伊尹的汤做得好喝，是因盐放得咸淡适中，而这位做客的傻小子则把“盐”的好推行到极端，恰如把真理推向极端一样，其事情的结果也就走向它的反面了。
有一个傻小子到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殷勤地做了几道好菜招待他，但因一时匆忙，每道菜都忘记放盐，所以每一道菜都淡而无味。
傻小子吃了后说：“你烧的菜怎么都淡而无味呢？”
主人立刻想起忘了放盐，赶紧在每道菜里加了点盐，并请他再食用。傻小子吃了之后，觉得菜都变得非常可口。
于是，他就自言自语地说：“菜之所以鲜美，就是因为放进盐的缘故。只加一点盐就那么鲜美，若加多一点，那一定更好吃了。”
接着，这个人菜也不吃了，就抓起大把盐往嘴里塞。结果，他被咸得哇哇大叫。
就常理而言，盐不可吃得太多，亦不可吃得太少，要恰到好处。同理，炒菜不可太生，亦不可太熟。生熟恰到好处，菜才好吃。此恰到好处，即是“中”。又如商人卖东西，要价太贵，则人不买。要价太少，又不能赚钱。必须要价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此恰到好处，即是其中。中庸学既讲恰到好处，又讲因时而中。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不仅如此，就连在一起吃饭时，别人都还可以观察到你在为人处事方面，是过还是不及，即是否合乎中庸之道。“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与阮籍、嵇康、刘伶等齐名。他们经常在一起弹琴赋诗，乘兴豪饮，其中山涛酒量最大，饮酒至八斗方醉。
山涛家道贫寒，当县令的父亲山曜死得早，自己又不愿意出山做官，吃喝穿戴都很拮据。妻子韩氏是位十分贤惠的人，安贫乐道，毫无怨言。这天，山涛笑着对韩氏说：“家中贫困，实在难为你了，你就忍耐着吧，以后我当位至三公，只是到那时候，不知你愿不愿意做个公侯夫人！”韩氏正要答话，忽然抬头见阮籍、嵇康等人姗姗而来，连忙叫山涛在篱笆墙上挖个洞口，以便仔细观察那些朋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当阮籍他们散去以后，韩氏说道：“论才华，你不如嵇康、阮籍、向秀；论豪爽，你不如王戎、阮咸、刘伶；但若论度量，你比其他六个朋友都强，能屈能伸，喝酒不贪杯。你说日后要当三公，说不定还真能如此啊！”后来，嵇康恃才而性偏狭，遭杀害，阮籍以抑郁不得志而借酒浇愁，刘伶则成天喝得酩酊大醉以了却残生。山涛呢？果然如韩氏所言，位至侍中，迁尚书令，被朝廷誉为“年耆德茂，朝之硕老”的大臣。
看来，不仅是吃饭有学问，就连吃饭时的表述，也能看出些问题。山涛的妻子，在观察别人吃饭时，就可以预知别人的未来。她若是活在今天，完全可以当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所以，研究吃饭与中庸的确很有必要。
林语堂在他的人生和着作中贯穿了“中庸”的精神，他说“庸”即“常识”，但人们的失败恰恰是忽略了“常识”。事实上，我们更应崇拜庸见摒弃过激行为。他说：中庸之道，实际也就是希腊人“Nothing too much”(凡事适可而止)的理想。“Moderation”的汉译为“中和”，意思即“不走极端、和谐”。“Restraint”的汉译为“节”，意谓“控制到合适的程度”。《尚书》中记载着中国最早的政治文献，其中有尧劝告舜的话：“允执厥中”。孟子赞赏另一位皇帝说“汤执中”。据说汤总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意思是他要听取两种对立的观点，给双方各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做“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中国人宣称自己发现了所有不同流派哲学所共有的基本道理，正如古代学者所自诩的那样。
中庸之道无所不包。它淡化了所有的理论，摧毁了所有的宗教信仰。假定有一位佛教法师与一位儒学家辩论，法师很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证明事物的虚幻与生命的徒然。儒家则简单地以一种就事论事的，不屑于逻辑论证的态度回答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削发为僧，那么世界、国家、人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不合逻辑但极合情理的生活态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检验生活的尺度不仅对佛教是个挑战，对所有宗教，所有理论都是挑战。我们不能逻辑性太强。事实上，所有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那些理论的创造者使某些观点成为自己的变态心理。弗洛伊德的情结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化身。所有这些理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释迦牟尼，似乎都是建立在夸张的幻觉之上的。人类的痛苦，婚姻生活的烦恼，乞丐的悲哀，患者的疼痛与呻吟，这些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一经感受就马上忘却了的。而释迦牟尼则不同。这些景象必定刺激了他极度敏感的神经，其力量之大，使他幻想到了涅盘的境界。儒家学说则不然，它是普通人的宗教，这些人怯于使自己的神经如此敏感，怕世界会因此而崩溃。
他还说：要做到中庸之道是很难的。他指出“中庸”的标准、理想生活，不能太玩命，也不能太轻闲，要掌握好“度”。他说：我以为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能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英国《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被退回——总而言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的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把这种生活理想很美妙地表达出来：
看破浮尘过半，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既不可吃得太多，太多则胃不消化；亦不可太少，太少则营养不足，最好是吃得不多不少。但如何是不多不少，则须视一个人的身体情形而定。我们不能说，人吃五碗饭太多，一碗饭太少，无论什么人，都须吃三碗饭，这是不通的。对于有些人，吃三碗饭即为太多，对于有些人，吃三碗饭还是太少。各种要求的满足，在恰到好处时即可。
这是饮食的中庸之道，也是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