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性促使我想保护她。“他怎么敢……”我真想狠狠揍他几拳，但我女儿拉着我的手推着我往前走：“妈妈，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我宁愿做个反抗者，而不愿是一个牺牲品。”
Karen拒绝成为癌症的牺牲品。她选择“寻找卡布其诺与巧克力”——这是防止成为牺牲品的抗剂。她在这种反抗精神中生活了18个月，这期间她从法律学校毕业了，和她的男朋友一起买了房子，并开始工作。她甚至还长出了一小点头发。
我们大家都可以选择反抗而不是成为牺牲品。什么是你生活中的卡布其诺与巧克力？
性格在什么时候才最重要
文/赫塞尔本
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是索马里游骑兵特遣队中一个狙击小分队的领导与成员。在1993年10月摩加迪沙的袭击战斗中，他们坐在直升机上盘旋在两架直升机坠毁的地点上空，展开了对敌军精确猛烈的射击。当获知没有地面部队可以解救其中一个坠机的飞行员，同时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敌军正向该点接近时，他们主动请缨去保护身受重伤的战友。
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下落到飞机坠落点以南一百米左右的地方。他们身边只带了个人武器，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了无数的屋棚，抵挡了聚合在坠落点周围的敌军攻击，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坠机飞行员身边。他们把伤者拖出坠机后，在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线，身陷险境，并且抵抗住了一系列的袭击。两位军士继续保护着他们的战友，直到耗尽最后一颗子弹，他们自己也身受致命伤。他们的行动挽救了一位陆军飞行员的生命。
没有人会知道，当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离开自己乘坐的相对安全的直升机，冒死去援救坠机飞行员的时候，脑海里都在想些什么。两位军士知道，没有地面部队可以依靠，他们当然也知道这样做是有去无回的。他们可能怀疑过，自己这样做会不会于事无补；但是，他们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是以美国陆军的价值为基础的，这些他们早就心知肚明了：忠于他们的战友，不管环境条件如何，他们都有责任遵循这些价值观；即使面临巨大的危险，仍然敢于行动的勇气；无私奉献的精神，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加里·高登军士长和兰德·舒加特上士将这些陆军的价值观坚持到了最后：他们牺牲后被授予荣誉勋章。
障碍
文/罗伯特·哈德
在我自己还是一个童子军成员的时候，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即：凡在有新成员加入童子军的时候，我们总要把椅子排成一圈，形成一道障碍，然后蒙上新成员的眼睛，让他走过这条通道；队长会在游戏开始前给他一两分钟的时间叫他尽可能地记住所有椅子的位置，但是，一旦他被蒙上眼睛之后，我们就会立即悄悄地移开所有的椅子。
我总觉得人生就犹如这种游戏。或许，我们在自己一生中都在竭尽全力地企图避开那些妨碍我们的事物，而这种事物却常常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之中，并且其中有一些则是我们自己想像的产物。有时候，我们不敢去谋求某个职位，不敢去学拉小提琴，不敢去学习外语，甚至不敢打个电话给某位老朋友，等等；这种种“不敢”，其实往往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障碍，而正是这种无中生有的障碍，使我们裹足不前，错过了许多我们本来应该去做而且能够做好的事。
除非你真的已经撞上了椅子，不然就不要避开那些只存在于你的想像中的椅子。
哪怕你真的撞上了椅子，那也没有多大关系，至少，你有个地方可以让自己坐下来了。
让人高兴做你想做的事
文/戴尔·卡耐基
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彼此残杀，规模之大，在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美国政府极为惊骇。人们渴望的和平能够得以实现吗？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总统威尔逊决意尝试，他要派遣一位私人代表作为和平特使，与欧洲军方进行磋商。
主张和平的国务卿勃拉恩很想获得这次机会，他知道这是使自己立功并名垂青史的一个机会。但威尔逊却委派了另一个人——他的挚友赫斯上校。赫斯上校当然很荣幸，但他还有一个麻烦，他得将这一不受人欢迎的消息告知勃拉恩并且不能触犯他。
赫斯上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当听说我要到欧洲去做和平特使时，勃拉恩显然很失望，他说他曾打算他自己去干这事。”
我回答说：“总统认为，任何人正式地去干这事都不大适宜，因为派他去会引起注意，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到那里去——”
从赫斯上校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暗示，赫斯无异于告诉勃拉恩，他太重要了，不适宜这一工作——这样便使勃拉恩获得了一种满意。
赫斯上校十分精明且饱经世故，他在处理这一事情的过程中遵守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永远使对方乐于做你所提议的事。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必须推辞许多演讲邀请，有来自朋友的邀请，或来自情所难却者的邀请。但他做得巧妙，他既推辞了对方，也令对方满意。那么他是怎样做的呢？他没有只是说太忙，太这个或那个，而是在表示对邀请的感谢与不能接受而感到抱歉以后，再提议另一个人去代替他。也就是说，他不给对方一些时间对这推辞感到不快，他立刻使对方想到了可以得到另一些演讲者。
当拿破仑创立荣誉队时，共颁发了1500枚十字徽章给他的兵士，提升他的18位将军为“法国大将”，称他的部队为“大军”，人们都说他孩子气。
拿破仑被人批评给老练的精兵一些“玩物”，而拿破仑回答说：“人们本来就受着玩物的统治。”这种给人授衔和权威的办法对拿破仑有效，对你也同样有效。
我的一位朋友，纽约斯卡斯戴尔的琴德夫人，她向我提起过孩子们在她的草地上乱跑，踏坏了青草，她为此事烦恼。她试过批评的办法，也试过利诱的手段，但都没有效果。后来，她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她试着给孩子群中最坏的一个人授予一个头衔，让他获得一种权威，叫他做她的“侦探”，让他管理草地，不准有人侵入她的草地，谁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她的“侦探”在后院生了一把火，把一根铁条烧得红热，恫吓要烫任何践踏草地的孩子。
获得权威，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当你使用这一原则时，他人更容易喜欢做你想做的事情。
宽恕的力量
文/史蒂夫·古迪尔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名叫罗斯韦尔·麦金太尔的年轻人被征入骑兵营。由于战争进展不顺，士兵奇缺，在几乎没有接受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他就被临时派往战场。在战斗中，年轻的麦金太尔担惊受怕，终于开小差逃跑了。后来，他以临阵脱逃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当麦金太尔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向当时的总统林肯发出请求。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少不更事，他需要第二次机会来证明自己。然而部队的将军们力劝林肯严肃军纪，声称如果开了这个先例，必将削弱整个部队的战斗力。
在此情况下，林肯陷入两难境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最终决定宽恕这名年轻人，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认为，把一个年轻人枪毙对他本人绝对没有好处。”为此他亲自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军们放麦金太尔一马：“本信将确保罗斯韦尔·麦金太尔重返兵营，在服完规定年限后，他将不受临阵脱逃的指控。”
如今，这封褪了色的林肯亲笔签名信，被一家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展览。这封信的旁边还附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罗斯韦尔·麦金太尔牺牲于弗吉尼亚的一次激战中，此信是在他贴身口袋里发现的。”
一旦被给予第二次机会，麦金太尔就由怯懦的逃兵变成了无畏的勇士，并且战斗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由此可见，宽恕的力量是何等巨大。由于种种原因，人不可能不犯过失，但只有宽恕才能给人第二次机会，只有第二次机会才有可能弥补先前犯下的过失。
永不停歇的军靴
文/狄克逊·希尔
1988年夏天，加州北部的富特布里格。作为一名中士，我自愿报名参加部队里最严格的训练之一：为期6个月的绿色贝雷帽战士资格培训。这一批参加培训的共有5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都是步兵——他们体格强健，个个都像人们通常在健美杂志封面上看到的那些健美明星。他们早已习惯背着沉重的背包长途行军和野外生存。而我却是个例外，我矮矮胖胖，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我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分析情报信息。高中的时候，我曾得过第一名，不过那是在棋类比赛上。
我刚到这里时，周围的人都对我不感兴趣，这我一点不奇怪，本来嘛，谁愿意和一个老是落在最后的人扎堆？
所以，那天，在筋疲力尽的陆地辨别方向考试之后，居然有一位叫约翰·霍尔的中士走上来和我搭话，令我不胜惊讶。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按要求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单独露营，周围全是苍茫的群山和沼泽地，没有一点可以作为参照的物体，当然也不准打手电。我们被折腾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才回到营地。约翰，毫无例外是第一名，而我，照例是最后一名。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够呛。
“我叫约翰。”他边自我介绍，边伸出手来。约翰看上去二十刚出头。他不仅穿着合身的军装，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军靴，擦得黑里透亮。我知道他对我充满了同情，但我并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叫狄克逊·希尔，”我说，“你不一定非要和我说话不可，我自己知道他们都不理我的原因。”
我无法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从小我就渴望戴上绿色贝雷帽。我喜欢听父亲讲他二战结束后在菲律宾做维和部队战士的故事。我18岁就加入了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成为一名维和部队的士兵是我一直的梦想。
当然，约翰并不了解这些。但他微笑着对我说话的态度令我放松。“明天你还会来这里的，后天也是，大后天还要来，一直到你毕业为止，对吗？我看出你身上有一种潜能，一定能坚持下去的。你要做的是认准前面的目标，继续做你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他鼓励我说。
训练远比宣传的要艰苦得多。除了体力上的锻炼外，更多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磨炼。一天，按要求，我们在森林里露营，需要自己动手宰杀家禽家畜并准备好自己两天的食物。我挑的是兔子。想把它烤熟了吃，可是时间不够，我没能完成任务。“你该选鸡，”约翰告诉我，“而且应该煮来吃——煮起来快一些。这是我和老爸外出打猎时他教我的。”他说着返回自己的帐篷，把他的食物分了一部分给我。经他一点拨，我懊悔不已，同时，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时间越长，半途而废的人越多。有的没能通过战地考试，有的身体受了伤，还有的难以熬过艰苦的训练，疲惫地要求退学。培训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只剩下175名士兵。一天，跳伞训练结束后，一个像橄榄球运动员的同伴看见了我，他惊讶地哼了一句：“嘿，你还在这里呀！”
是的，我还在这里，挣扎着。我还是落在后面。一次残酷的山地野营训练中，我顺着一棵树颓然倒下，我累坏了，真想就这样睡上它一个星期。这时，约翰走了过来，他坐在我身旁。
“你怎么啦？”他问。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训练，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约翰看着我，然后，他拍了拍自己的军靴，“其实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坚持下来，都用了一点小法宝。”他说，“我的小法宝是这两只军靴。我把它们看作不是为站着不动而设计的，而是为我不断向前行走设计的。特别是在无法忍受的艰难中，我一穿上它们，它们就像总在提醒我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走，不要停下来。这是我肩上的责任。狄克逊，我想，你要做的也是继续做下一件你认定了的正确的事，只要目标正确，就值得你坚持。”
他的话如醍醐灌顶，我居然又坚持了下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体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我甚至盼着体能考试。训练有了起色，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渐渐地，战友们开始来找我一起吃饭，侃大山。我敢肯定，人们开始接受我，我逐渐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
我不再落伍，跟上了进度，便常和约翰一起跑步。我们的最后一次考试是背包长跑——背着沉重的背包在山间疾跑1.5英里。规定的完成时间是3个半小时。约翰一直在我前面跑着。一路上，我超过了一些中途累趴下了的人。但即使看见别人掉队，你也无法去帮助他，按规定，你得一直向前跑。不管中途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得继续跑下去，直到终点。
离终点只有15英尺了。“就要成功了！”我说。突然，我看见约翰一个趔趄，好像中了枪弹似的，栽倒在地。“我得停下来，我得帮帮他。”我对自己说。但是我想起了部队训练的纪律，我只好越过约翰，向终点冲去。
到了终点，我才回过头来，约翰仍然躺在那里。军医跑过来进行急救。我在心里祈祷着：“快站起来吧，我的好伙计。”
约翰没能苏醒过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我的悲痛变成了负罪感。我的军靴底子可能是约翰眼里所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我自责，我当时为什么不停下来？
约翰的遗体被送回了老家。在培训中心教堂，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要是我当时停下来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获救呢？军医说不能。可我仍然不能宽恕自己。
牧师把约翰的军靴——擦得像镜子般闪亮的军靴摆在祭坛上。在它们中间，是约翰的来复枪。一顶绿色的贝雷帽端端正正地摆在来复枪上。部队决定追认他为一名光荣的维和部队士兵。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继续做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像约翰生前常鼓励我的那样。
连长站了起来。我们全体立正，开始点名了。“到！”“到！”“到！”士兵们一一回应着。然后：“约翰·霍尔！”
沉默。
连长停顿了一下，继续点下去，“狄克逊·希尔！”
“到！”
点名继续着，直到最后一个名字点完。连长再次问道：“西弗吉尼亚的约翰·霍尔中士？”
下面再次一片沉默。
连长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叫道：“最后一次！约翰·霍尔中士！”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极力想忍住悲伤的泪水。我的好朋友去了，我还有力气继续坚持下去吗？
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了放在祭坛上的约翰的军靴上，它们反射的光亮如此耀眼，我的眼睛简直不忍离开这双军靴……
斗转星移，转眼15年过去了，我已经从绿色贝雷帽战士的行列退役。我40岁了，才重新踏进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大学生，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职业技能。在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我便会想到我的好战友约翰。有时，我还会把我的军靴从衣柜里翻找出来。它们已经很旧，不能再穿了，有的地方甚至裂了缝。但是它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时是艰难的，但坚强的人总能熬过最困难的时期。他们的法宝就是：认准目标，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正确方向走，不要停下来，那样，你就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