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俗谚说：“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并不是说当官的人就一定都贪婪，当差的小吏就都是黑心肠昧良心。实际上，一张诉讼状子从呈递到获准审理，其中环节琐碎，手续复杂。差役到投状人家里去送达审理通知，当事人家里就得宴请他，临时还得送礼物或者钱财给他。然后，请人进城探听消息，自然就又得由当事人家里承担车船差旅费用。等到公示审讯的具体日期，那么专门代人打官司的律师和需要查找的证人与证词，以及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相互邀约到庭，这些人的开销花费，都得由当事人来承担。有时侯，原确定开庭审理案件的时间改变了，这些钱还得重新再花费一次。除此之外，衙门中各种巧立名目的不合理的陈规陋习，名堂更多，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俗话说：“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些事情是官府的法律无法禁绝的。至于遭勒索讹诈所骗取的赃物，就更无从确定了。我经常对当幕僚的人说，对于那些判处斩首、绞刑、充军、流放等重罪的案件，每一例都需细致核查。其中最容易连累他人，铸成过错而造成罪孽的，多半问题是出在诉讼所形成的文书材料用语之中。比如乡下农民家中有农田十亩，男耕女织，所得收入可以供养一家数口人的生活。如果牵连进了一场官司，所要耗费的钱财就在三千文以上，于是就得靠借高利贷来作为官司费用。如此一来，不出两年就必定到了卖田偿债的地步了；卖掉一亩田地就减少了相应的收入，生活就更困难，就需再借债，再卖田偿债。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用不了七八年就无法生活下去了。虽然家道败落，贫穷的日子是在七八年之后才出现，但是导致贫穷的祸根，实际上是在获准诉讼立案打官司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所以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十分紧急重要的案件，只需作出适宜的批示进行调解开导，不宜轻易派差役提人传讯。不是主要的涉讼人员，应予及时释放，不宜随意牵连进来。被告中涉及多人，何妨有选择地进行传唤，相关的证人证词及物证应分类取证，自然可以予以合乎情理地选择和删除。少传讯一个人，就少牵累一个人。因此有谚语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审定案件，下笔判定之前多作一番思量，牵涉到这个案件的人就已经受到了无穷的恩惠了。因此做幕僚的人，应当以减省事务为上策。
活学活用
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踏人公门打官司的。而打官司就意味着矛盾的激化。作为办案的官家，对老百姓的诉讼官司，不论受不受理，都要心存公道，为民着想。
明初，吴履为南康县丞，有个叫王琼辉的人和富豪罗玉成结了仇。有一天他抓住了罗玉成，用鞭子痛打了他一顿，还侮辱了他。罗玉成的哥哥罗玉汝和他的儿子非常愤怒，就纠集了一千多人，手拿棍棒，浩浩荡荡的来到王家，包围了王家，夺回了被王琼辉抓走的罗玉成，并把王琼辉绑了起来，扔在路上，用棍棒乱打了一顿，直打得王琼辉鼻青脸肿，奄奄一息，他们才罢休。王氏兄弟五人看到兄弟被打成这样，不禁很心疼，于是，就把罗家告到了县衙，并且发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并且要杀了罗玉成全家。
吴履仔细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本来双方都有责任，如果此案成立的话，那么将牵连上千人，这岂不是影响很不好吗。于是，他就叫来王氏五兄弟，问他们说：“你们告罗家，我来问你们，只有罗家一家人包围你们家吗？”那王琼辉回答：“不是，有一千多人。”吴履又问：“那一千多人都侮辱你了吗？”王琼辉回答说：“不是，只是有几个人罢了。”吴履再问：“你因为对这几个人的恨就连累一千多人，这样做你觉得好吗？况且众怒难犯，倘若这些人都不怕死，一怒之下把你们全家都赶尽杀绝，虽然我可以抓他们伏法，让他们以命偿命。但是这时候你已经死了，这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呢？”王琼辉兄弟立刻惊醒了，赶紧向吴履磕头谢罪，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处理意见。吴履就将用棍棒打王琼辉的那几个人抓来，当着王琼辉的面，各打了几十大板，打得他们皮开肉绽，血直流到脚后跟，随后吴履又命令罗氏兄弟向王琼辉跪下来磕头认罪，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叶南岩做蒲州刺史的时候，一伙打群架的人到州里告状，其中一个人，血流满面，受了重伤，头上好几处开裂，已经危在旦夕。叶南岩看见这情景对伤者很同情，当即拿出家里的刀疮药，亲自为伤者捣药，还命令手下人赶快将其抬入府中，为他清理伤口，敷了药，还派一个谨慎忠厚的看门人和一个州府的要员来照顾这个伤者，并对他们两个说：“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不要让伤者着风，如果他死了，我就找你们两个算账。还有暂且不要让伤者的家属靠近他。”
接着，叶南岩就对案情做了了结，将打人的凶手吴进关进了大牢，把其余参与斗殴事件的人都给放了。叶南岩的朋友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叶南岩回答说：“凡是打架斗殴所受的伤，如果不赶紧抢救，就会有生命危险，如果这个人死了，就必须有一个人来偿命。但是两个人都死了，那么他们的妻子就会年轻而守寡，他们的孩子就会成为孤儿，而且还有可能牵连旁人，那就不止一个人家破人亡了。但是如果这个伤者的伤势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就仅仅是一件斗殴事件。加之当时人的心情，只想打赢官司，即使牺牲了自家骨肉，也心甘情愿。所以我不能让他的家人靠近他。”不久，受伤的那个人康复了，诉讼也因此停止了。叶南岩略微加以调停，就保全了许多家庭和许多人，真是大智慧啊！
智慧金言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生活中事情大多都是如此。只要每个人都相互让一步，那么很多冲突、犯罪事件就不会发生，也不会给那么多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就像故事中的吴履和叶南岩一样，将大事化小，成功的保全了数个家庭，数千个人。
时常自省
原文
且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慎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如前所云陋规，何者不干国法，特宿弊因仍，民与官习，法所不及，相率倖免耳。官不能自闲于法，而必绳民以法，能无愧欤？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
译文
身为执法人员，真的会畏惧法律，每件事都奉公守法吗？那些贪婪残酷的人，无论他多么谨慎，也终究不能做到除了俸禄不收取分文。就像前文所说的陈规陋习。没有一件不是牵涉到了国家法律，只不过是旧有的坏习惯流传久了，百姓和官府对这些都习以为常罢了，而法律又没有提及这些，所以侥幸免于法律制裁。当官者不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而只用法律约束民众，这样做能问心无愧吗？所以，如果碰到百姓犯法，只需提醒自己要公正，就能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叛决时就会从轻发落。但如果是法律不容的重大恶行，就不能曲解法律条文，助长坏人坏事。如若确是有情可原者，也可以从宽处理。
活学活用
过去，许多名家的大门上都喜欢刻上这样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诗书传家，绵绵长远，诗书立身，根深蒂固。对于从政为官之人，更应注意读书立身。尤其是对于从事刑律案件，为官者应洞悉律例不可妄判案件。所以，就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做官，也是为了做个好官，更是为了个人修养目的。时至今日，强调全民读书，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对于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也是意义重大的。
博学参省好学深思并注意检点每日得失。语概括于《苟子·劝学》“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句。从历史的成功经验看，要想使自己立志高远有所作为就要勤于治学修身。
三国时，孙权劝吕蒙、蒋钦读书说：“你们现在已不是一般武将了，与我一起掌管国家的事务，应该多多读书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才是。”吕蒙说自己忙于具体事务，没时间读书。孙权说：“你以为我是想叫你通过读书学习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只不过是希望你通过读书来掌握治军理政的道理。你说事务多，谁能与我比？我小时候，《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书都读过……自从掌管国家大事以来，还读过三史及诸家的兵书，我认为从书中获益不浅。汉光武帝带兵打仗时，手里总不离书；曹操也认为自己越老越爱看书。你为何不勉励自己读书呢？”吕蒙于是发奋读书，孜孜不倦地抓紧一切空余时间读书学习，他所读过的书籍，多得连儒家的许多饱学之士都比不上。鲁肃对此称赞不已。鲁肃死后，吕因博学而懂军事代领其军，深受孙氏政权器重，后用计攻破蜀之名将关羽，一举夺回荆州，成为东吴之栋梁之材。
曹操酷爱读书，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他创立大业，文武并施，御军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曹操行军用师兵，依孙吴兵法，变化如神，并自己写了兵书十余万言。曹操还善草书，懂音乐、棋艺、医药，明达不拘，难才所宜，能断大事，变化无方。毛宗岗在《读之国法》中评论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或勤王之说，而自比周公，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忠，由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胄虽能贬秦桧，不苦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虽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国。是古今奸中第一奇人。”曹操达此境界，皆因博学参省之缘故。
智慧金言
古代权谋家读书的重点是经、史两部。读经以明事理，读史以知往事而预知将来。两者中，又以学习先贤圣哲事迹言论为主，并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否则将由于无可效范和脱离现实而失于空泛，不得其要旨。有名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说的北宋时赵普博学参省的事迹。他71岁病死后，家人打开他的书箱检视，还发现有“论语”20篇。毛主席一生博览群书。晚年时，还要武将许世友读《红楼梦》，至少读五遍。
克服冲动，谨防偏见
原文
应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惟自尽路毙等事，更易蔓延滋扰。盖百姓无知，最惧催人命牵连，恐吓撞骗易于借口，全赖相验时力归简易。凡自尽人命，除衅起威逼或有情罪出人，尚须覆鞫，其于口角轻生仅可当场断结，不必押带进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毙及失月足落水，则验报立案，不待他求。有等鹘突问官，妄向地主两邻根寻来历以辗转扯拉，徒饱吏役之嚢，造孽何有纪极哉。
译文
应该判抵人命的杀人案件，官吏们尚且畏惧法律的威严，不敢胡作非为。只有那些自寻短见、暴死街头的案子，更容易引起各种猜测传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扩大事端、骚扰百姓。老百姓由于无知，最害怕的就是牵涉进人命案件，因而容易以此为借口恐吓，进而招摇撞骗。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全靠验尸时尽量验核判断简明。凡是自杀的人，除了由于挑衅、威逼或者奸情等，需要重新审讯外，其他如口角而轻生的，就完全可以当场断定结案，不拘押相关人员进城以免增加差役看守的拖累。如果死者是自己倒毙在路上或是失足落水的，就应当即验尸呈报，立案判结，不必再进行另外的调查。但是也有那种糊涂官，荒谬地向当地居住者及邻里刨根问底，作毫无根由的拉扯，只不过是中饱了办事人员的口袋，造下的罪孽却是没有限度的。
活学活用
“慎”是为官者在处理公务时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表现在具体事务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要深思静虑，以明是非。有耐心才能解开如此乱线缠丝的难事，官场之上，纷繁复杂；公务之中，千头万绪。处理问题就要理顺头绪，有时快刀斩乱麻并不是理智的处事原则。第二，坚持调查研究，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不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工作中的失误。第三，要对工作尽心尽力，养成一丝不苟的做事习惯。特别是对于从事司法工作的官员来讲更是这样：一件冤假错案，对于司法官员来说，只是一个错案率的问题；但对于当事人来讲，往往涉及到身家性命。无怪乎清朝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尚书沈家本就曾经感叹道：“一案之误，动累数人；一例之差，贻害数世，岂不大可惧哉？”就是说：一个案件的错误会连累很多人；一个法例的适用错误，会贻害好几代。这难道不可怕吗？
清代史洁理在《德育古鉴》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姓阎的巡抚在南京办公时，有人诬告镇江的富户周志廉主谋一件窃盗案。周志廉非常有钱，因为害怕受到刑罚，便送东西给衙门里的人。阎巡抚听说后反而更加怀疑周志廉真的是案件的主使。为了逼出他的口供，竟然用棍子活活将他打死。后来，案件弄清楚了，阎巡抚常常因此内疚，甚至神情恍惚。不久，镇江一位叫卢仁的拜谒阎巡抚。巡抚问说：“你为什么带囚犯周志廉来呢？”卢仁听得莫名其妙。巡抚又大声说：“周志廉就站在你身边！”当天，巡抚就吓昏倒了。从此以后，他时常看见周志廉。不久他便逝世了。阎巡抚因为周志廉有贿赂的行为而杀死他，从某种意义上讲，阎巡抚也具有公正无私的性格，但是就是因为阎巡抚处理案件之时，不经调查，仅凭自己的感觉便判了案，造成了冤死人命的后果。也正是这样的结果给巡抚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清朝著名幕友（俗称师爷，帮助官员处理司法案件的幕僚）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一书中谈道：“襄里案牍，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然后与居停商量，细心推鞠，从不轻予夹秽，而真情自出，放成招之案，鲜有翻异。”这段话是说：手头上的案子，不论大小，冷静考虑，仔细商量，对案情要仔细推问，不要动不动就用刑。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往往最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据此让当事人画押，很少有翻供的。官府的文书奏状往往又多又复杂，有时会因为属下的官员报告不实，或者对案情不明白，或者太过于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情，或者一时的忿怒，或者太忙碌而出了差错，这些都可能会冤枉好人。等到判案决定以后，就算明知当事人冤枉，但后悔也晚了。所以作为一个官员，处理问题不能鲁莽，不能光看事物的表面现象，决策要建立在深思熟虑的科学分析之上，克服自己的冲动和偏见，使得各种矛盾纠纷得到的公正评判和裁决。只有这样，内心才能保持长久的平和，不会因工作失误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智慧金言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便再也不能复生，因此审理尤其要谨慎。
“人命至重，难生易杀。”（《三国志·魏书·王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