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行“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途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凭借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与“义”，是有着确切含义的“定名”，“道”与“德”，是可做不同解释的“虚位”；因此，“道”便可分为“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也有所谓“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有意诋毁“仁”、“义”，而是由于他自己的见识短浅的缘故。这就好像坐井观天，而说天很小一样，其实并不是天小啊！他认为待人和顺就是“仁”，小恩小惠就是“义”，其于这种理解，他轻视“仁义”是必然的。他所说的“道”，阐明了他自己信奉遵循的原理，并不是我这里所讲的“道”啊；他所说的“德”，推崇他自己认为是高尚的德行，也不是我这里所讲的“德”啊。凡是我阐述的“道”“德”，都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为天下所公认的大道理；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义”而讲的，是他一个人的偏见。
周朝的礼制衰败，孔子离开人世，儒家的经籍被秦始皇焚毁，道家的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又在晋、北魏、南朝及隋代流传开来。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学者，不是流于杨朱的“为我”之说，就是归附墨翟的“兼爱”之论；不是采纳道家的宗旨，就是尊奉佛教的经义。信奉杨、墨、佛、老，必然背离儒家之道。信奉的邪说成了主宰，离弃的正道则变为奴仆；信奉邪说必然要遵循它，而离弃正道则必然对它加以诋毁。唉！后代的学者要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跟谁去学习呢！道家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祖师老聃的学生。”佛教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祖师释加牟尼的弟子”。而研究孔子学说的儒生们，听惯了他们的宣传，乐于接受他们荒诞无据的谣言而自轻自贱，也说什么我们的祖师曾经以“老”、“佛”为师之类的话，不仅口中这样说，而且还写在书里。唉！后代的学者要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原理，能够向谁学习而加以探求呢？人们喜爱奇谈怪论的风气是何等严重啊！既不研究它的本原，也不探讨它的演变，就是愿意听怪诞的言辞。
古时候人民是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现在又加上僧、道成了六类。古时候担负教化任务的“士”只居其一，而现今的“教育者”却占了三类”。务农的有一家，而吃粮的就有六家；工匠一家，而使用器皿的就有六家；经商的一家，而花钱的就有六家；人民又怎么能够不贫困破产而沦为盗贼呢？
古时候，人民的祸患是非常多的。圣人出现了，教给他们互相依附、共同生存繁育的本领。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驱逐毒虫、长蛇、怪禽、猛兽而使他们定居于中原，冷了教他们做衣服，饿了教他们种庄稼，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跌伤，睡在野地容易生病，便指导他们盖起房屋。教他们做工，以使他们的器皿充足；教他们经商，使他们的财物能互通有无；教他们看病吃药，帮助他们不至于年轻而死亡；教他们葬埋死者、祭祀先人，使他们之间增长恩爱之情；给他们制定礼仪，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次序；为他们创造音乐，来抒发他们郁积在心中的感情；对他们实行政治教化，加以督促引导，不使他们懒惰松懈；为他们确定刑法，以铲锄他们之中的凶横顽固之徒。发生了欺骗行为，就用符契、印章、斗斛、权衡等物来使他们诚信；出现争夺现象，就设置城郭、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祸害来了使他们早做好准备，灾患发生带领他们进行预防。而现今道家却说：“圣人不死，盗贼便不会停止抢掠，劈了斗，折了秤，老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唉！这不过是不动脑子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已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片、介壳来抵御寒冷和炎热，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故此，所以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僚是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去的；而民众，则是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物，以此来为自己的君主长官服务的。君主如果不发布命令，就丧失了做为君主的资格；臣僚如果不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就怠忽了做为臣僚的职责；民众如果不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自己的君主长官，就要予以惩治。而现今佛教的法则却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之份，除去你们的父子之情，禁绝互相依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规则。”以便追求所谓的清静闲淡，孤寂无欲的境界。唉！这些佛、道的信徒有幸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而不会遭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些先圣的斥责贬黜；然而，他们没有生在三代之前也正是他们的不幸，使他们不能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导和指正。
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名称虽然不一样，但在圣明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裘，渴了要饮水，饿了就吃饭，行为方式虽然有别，但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现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效法上古时期的清静无为？”这就象责备冬天穿皮裘的人说：“葛布衣服多么轻便，你为什么不穿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饮水多么简易，你为什么不去喝水呢？”《礼记·大学》篇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发扬昌明那贤明的德行教化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封国；要想治理自己的封国，一定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整顿自己的家族，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想加强自身的修养，则须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想端正自己的思想，就必定先确立诚挚而坚定的意念。”这就说明古代所说的端正思想、确定诚意，是要对国家、天下有所作为啊！而现在那种想陶冶心灵的人却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毁弃了伦理纲常，做为儿子而不孝敬父亲，做为臣僚而不忠于君主，做为庶民而不致力于自己的本业。孔子写《春秋》，凡国君采用异族的礼仪风俗的就把他们当作异族来记载，效法中国的礼仪风俗的就将他们看作中国的王侯。《论语·八佾》篇说：“异族虽有君主，也不如中国没有君主。”《诗经·宫》中说：“北方的戎狄要抵御，南方的荆舒要打击。”而现在却把异族的佛法，置于古代圣王的教导之上，这和让大家都做夷狄又有多少差别呢？
而所谓先王的教导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所说的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行“仁”叫做“义”，沿着“仁义”之途前进便是“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凭外界的力量就是“德”。先王的著作是《诗》、《书》、《易》、《春秋》；他们的方法是制礼、作乐、定刑、施政；他们治理的百姓分士、农、工、商；他们确立的地位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弟兄和夫妇；他们让人们穿的服装是麻布、丝绸；他们教人们建造的住处是宫室、房舍；他们给人们吃的食物是粮食、果实、菜蔬和鱼肉。他们传布的道理容易明白，他们实施的教化便于通行。因此，自己遵奉先王之教，境遇便会顺利而吉祥；用以对待他人，就会博爱而无私；用以陶冶心灵，思想便会和穆而端正；用以治理天下，便没有一项措置而不得当。故而活着情满意足，死时得到善终；祭祀天神降临，祭典祖庙而先人的魂灵也会乐于享用供品。若问：“这种‘道’，是什么‘道’呢？”答曰：“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并非前面说的黄老和佛教所宣扬的‘道’啊！”尧将这种“道”传给了舜，舜以此传给禹，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又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再得到流传了。荀况和扬雄，有所择取然而并不精当，有所论述然而并不周详。自周公以前，禹、汤、文、武身居上位而为君主，所以他们的政绩为人颂扬；自周公以后，孔子、孟轲处于下位而为臣民，所以他们主要以言论来传播先王之道了。
既然如此，怎么去做才合适呢？答曰：不堵截佛道之说，儒家的主张便不能流布；不制止佛道之说，先王之教便不能施行。让他们的信徒还俗为民，将他们的经籍著述全部焚毁，把他们的庵观寺院改为平民的住宅。昌明发扬先王之道做为治理天下的准则，使鳏寡孤独残废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养。这样做大概也就可以了！
解读
这是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是韩愈的代表作。
韩愈有鉴于儒学的衰落和佛、道的蔓延，看到了封建帝国的危机，总结以往思想统治方面的经验教训，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使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巩固。于是他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道统的观念，为儒家的封建道德学说和社会政治理论辩护，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于封建社会的利益，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破坏了封建的等级秩序；佛道二教的僧侣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社会的贫困；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说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宣称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大人物——“圣人”创造的，认为君主对人民的统治是天经地义，企图从“社会分工”的观念，论证这种统治的合理性。
活学活用
唐代为佛、道两教盛行的时代，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于是写了《原道》。其实“道”这个字，原始儒家虽然也有时提及，但说得最多的还是道家；后来佛教进入中土，在本体之论上，甚至超过了道家，所以佛教更是致力于究明道的内涵。因此单从本体论方面来说，道论的丰富和深邃，儒家自不能与佛、道两家相比。儒家真正属于自家的概念是“仁义”二字。但在佛道两家张口闭口大谈其道的情况下，道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此，儒家阐述自己的“仁义”，也必须将它说成是“道”，或者说成是仁义之道。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此文实际上是“原仁”、“原义”，而非“原道”。仁者博爱之谓，爱整个社会、整个人类，便是博爱。儒家学说以有益于社会人伦为目的。而佛教则本质上对人类和社会采取否定态度，它并不立足于社会集体化伦理本身来探讨社会问题。所以韩愈首先在这一点上，否定了佛教的“道”。儒家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一面，肯定政教、道德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道家则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社会的发展，同时否定了儒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解决社会问题而创建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韩愈讲明这一点，也就否定了道家的“道”。佛、道两家之道既被否定。儒家的道，也就确立起来了，作者《原道》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