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公司的总裁曾拒绝过一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应聘人，因为他被推荐得太细了。这位总经理解释说：“好的推荐是必要的。但此人太完美了，完美得让人恐惧。他的衣服、头发、指甲，甚至牙齿都很完美。他是一件塑料制品，但我不信这个，没有人是完美的！”
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作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有时暴露自己的弱点也是一种与人沟通的方式，因为在人们交往中，最担心往往是对自己的好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朋友之间的绝交常常是从相互的猜忌开始的。
从前有一对朋友非常要好，而有一天一位朋友丢失了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而朋友总是劝他说：“东西在哪里丢的，就能在哪里找到。”后来，这个人果真在自己丢失东西的地方找到了遗失物。从此，他就十分怀疑是那个朋友偷去了他的东西，他观察朋友的举止，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是对的。
直到有一天，他又丢失了一件东西，朋友从他的言行中体会到了他的怀疑，朋友将自家的门打开，让他到自己家中去寻找失物，而自己只穿一件单裤离开了家。失物者在朋友的家门口徘徊了很久，终于没有进门而不顾一切地去寻找那个朋友，而此时那个朋友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
上面的故事说明，误会和猜忌是导致人类友谊和真情丧失的根源，而只有向那个朋友一样，光明磊落，来一个自我隐私的大暴露，才有可能还自己清白，让久违了的友情和真情失而复返。
1952年，当时尼克松是年轻的参议员，竞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他作为竞选的伙伴。正当他为竞选四处奔走时，突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抨击他在竞选中秘密受贿的文章。
为此，尼克松被迫在电台发表了半个小时的讲话。下午六时半，当尼克松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整个美国都安静下来了。他采取了一个在政治上罕见的行动，把自己的财务史全部公开。从自己的家产，一直谈到他的欠债。紧接着，话锋一转，详细说明自己的经济收人情况，连如何花掉每一分钱都告诉观众—从操心为孩子矫正牙齿到改装锅炉等款项。他还告诉大家，这次竞选提名之后，确实收到一件礼物，这就是德克萨斯州有人送给我的孩子一只小狗。
当他讲完走出广播间时，到处都响彻欢呼声，他胜利了，他采用的公开一切的方法在通常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但当他面对秘密受贿的指责时，以极大的勇气公开了真相，以证明自己清白又恰恰是最安全的方法。
义利相通名利相随
在义与利即道德同利益的关系方面，儒学主张重义论，要求将义放在第一位，事有不得已，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儒学的重义论往往被理解为不要利或忽视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的义与利概念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义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在低层次上，求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属利，求取合理的个人利益（义取）则属义。在中层次上，单从个人利益出发属利，求取公共利益如惠民、富民、利民等则属义。在高层次上，谋取公共物质利益而忽视人们道德精神的培养属利，或属不甚完美的义；既重视公利又重视公德，如富而且教，足食而存信，则属义或更完美的义。
求义而利
利益始终是义的内在基础。无利则亦无义；忽视利则义便没有生命力，故《易》传说：“利，义之和也。”利是义之和即义的生命力的保证（“夫和实生物”）。所以说，儒家并不是一般地否认利或忽视利，它反对的只是谋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而已。儒家虽然承认义与利的统一，但仍认可义与利相对立的一面，并将义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将利放在第一位，则义利将两败俱伤，求利反而无利有害，如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将义放在第一位，则义利将两全其美，求义而利在其中：“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义之必利”。儒家的义利观实际上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灵魂，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价值观。其精神实质在于，在人的感性欲求中注人道德理性的调节因素，以便全面地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先义后利”、“先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可以在当代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救弊补偏作用，因而也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当然更不能不言利，现代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言利，但决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以儒学为主之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的善群利物、公而忘私精神，既表现了高尚情操，也表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体现了对立面统一的真理：个体利益的获得和感性欲求的满足，必须依靠确认自己的对立面群体和理性，在与自身对立面的统一中才能加以实现。如果取消自己的对立面，用开手枪的方式去直接获取，则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孟子以仁德为“天爵”，为安宅；老子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无私故能成其私”；王夫之云：“夫孰知之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都是这一辩证法思想的生动体现。利己主义和感性主义乃是否认对立面，取消矛盾，以简单化和直线化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正是它取消矛盾的企图，给其本身带来了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和实际矛盾。它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但统一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恰恰意味着人们价值观的分裂。有多少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利己主义通过分裂人们的价值观，人为地造成人际冲突和社会矛盾，这是其最大的弊病。
有舍有得
一天，一个拥有无数钱财的吝音鬼去他的牧师那儿乞求祝福。牧师让他站在窗前，让他看外面的街上，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人们。”
牧师又把一面镜子放在他面前，间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自己。”
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镜子上镀了一层银子。单纯的玻璃让我们能看到别人，而镀上银子的玻璃都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
人的眼睛也常常被金钱所蒙蔽，只见自己而不见别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到幸福呢？
你生活得幸福与否，不在你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和意念。
《醒世恒言》载：录事薛某，一日在高烧睡梦中梦见自己化为鲤鱼跃人湖中，遇一老者垂钓，但终因难耐钩上之饵的诱惑，张嘴咬钩，遂成老者钓物。冯梦龙点评说：薛录事被钓皆因“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贪婪所致。
《菜根谭》也说：贪得的人，身上富有了，但人心却一贫如洗；知足的人，身上虽然贫穷，但内心却很知足。人只要有一点贪恋私利，就会销熔刚强变为软弱，阻塞智慧，变得昏啧；仁慧变为狠毒，高洁变为污浊，败坏一生的品行。生命如舟，载不动太多的物欲和虚荣，要想使之在抵达彼岸时不至于中途搁浅，就必须轻载，取只需要的东西，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
三百年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为官廿载每次升迁离任时，只用坛子装些当地的泥土留作纪念，每日粗米旧衣，形如樵夫，不贪不占不巧取，戒奢戒骄戒招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种腐败的封建官场，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品德为人所称颂，使当时江宁一带一改奢靡之风，以至在其病逝20年后，康熙再下江南时，当地百姓仍念念不忘他的清廉之名。
就人的本性而言，确实有其不知足的一面。古人有诗曰：“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纵观古往今来的“吞钩”者，几乎无一不是从贪心开始的，而每个“吞钩”者的身后，又几乎都能见到“钓鱼者”的影子。
据唐时张固《幽闲鼓吹》卷五十二载：有个叫张延赏的人，他要审理一件大案，吩咐吏卒严密纠缉。次日早晨，他见自己的办公桌上留下帖子，上面写道：“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张延赏怒气之下，将帖子掷在地上，表示要秉公而断。可是，转天早晨，办公桌上又留下一个大帖子，上写：“钱十万贯，乞不问此狱。”张延赏于是不再追问此案。当手下人问及为何才滚再查此案时，他说：“钱十万可通神矣，无可不回之事，吾忌祸及，不得不止。”
《韩非子》云：“千丈之堤，以缕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古今中外，多少高官显贵、权倾一方的风云人物一没把持住，便湿了鞋、失了足。封王贪恋美色而失江山；三国时的杨仪为要官而被免职后自杀；刘青山、张子善由高官到死囚，更将“贪”字的含义诊释到了极限。与此相反，春秋书生柳下惠坐怀而不乱；南朝梁人甄彬不贪无义之金；元朝学士许衡拒食无主之梨。廉者常乐无求，贪夫永贪不足。廉者身后留下的是一片政声，贪夫的身后是千古骂名。人都有知足和知不足两种心态，对金钱物质“祸莫大于知不足，咎莫大于欲得”。是的，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为此常常有人不解地问：这些贪官要那么多钱到底有什么用？一个人被“贪”字所困就会眼花、心乱、嘴馋，魂不守舍，失去理智，走向毁灭。这差不多就是贪婪者的最终结局。
要想战胜“贪”，就要从拒小利做起，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自身对权、钱、色的免疫能力，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人生导航。“青山本不老，为雪白头。绿水原无优，因风而皱”。所谓“风”与“雪”皆为身外之物。人亦如此，且不可因身外之物而误人误己。
切记：人应该满足的是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欲望本身。
名是义与利的统一
1939年的一天，湖北省主席严重与陈诚同车由恩施去重庆。严重将一瓶高级酒装在布袋里，置于司机后座，这引起了陈诚的好奇。
陈诚问：“带在路上喝吗？”
严重摇头道：“这酒太贵，想卖掉。可是恩施没有寄售商店，顺便带到重庆去卖。”
陈诚听后哈哈大笑：“如果被人发现湖北省主席到重庆卖酒，那多不好意思！”
严重代理省主席职务两年多，省主席的特别办公费用一分未领，因为他耿介清廉，所以生活非常清苦。他穿的是湖南青布中山装，冬天加一件棉大衣，从未穿过皮袍。外出视察，就在当地居民家吃饭，在省机关则与工作人员同桌。他身体瘦弱，患有严重的内痔，别人劝他注意营养，他长叹道：“大敌压境，人民流离失所，饿死沟壑，可忍自己锦衣玉食，以自甘肥。”
严重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与邓演达同赴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
由于他严于律己，深得全体师生敬佩。一次，孙中山先生拟召开党务会议，分配给黄埔军校几个代表名额，由师生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结果严重得的票最多，蒋介石感慨地说：“看来严立三（严重）在学生中的威望，比我当校长的还要高呀。”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密令“清党”。严重的好友邓演达秘密酝酿反蒋，致电严重，询问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严重复电：“革命尚未成功，国共两党应团结一致，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
8月，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蒋介石命令严重率部进军南昌，严重迟迟不前，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严重于是急流勇退，隐居庐山太乙村。
当时有黄埔学生当面问严重：“老师如何挂冠而去？”
严重回答：“宁汉分裂，令人痛心疾首。南京大开杀戒，伤我民族元气；武汉大张挞伐，又何尝不是激波扬浪？我怎么能够和他们同流合污？”
严重在太乙村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有一段时间，陈诚将严重任军政厅厅长时期的薪水汇给他，严重回信说：“我没有做工作，不能接受俸禄。”并将款寄回。蒋介石数次派人送钱给他，皆被他回绝。严重自己种菜，自己砍柴，自己呚饭，坚持自食其力。
有一次，严重的学生宋瑞珂上山拜见老师，中午，邻居送来几个棕子，每人吃几个，算是一餐。后来，宋瑞珂再次拜谒时，严重煎面饼，宋瑞珂烧火，既无菜又无汤，以茶咽饼。后来，宋瑞珂托人给严重捎去50元钱，严重代宋存入银行。
严重在庐山一住就是十年。1939年日寇铁蹄踏入中原，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严重激于爱国义愤，“知其不可为而为”——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在组织军民力量积极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他心力交瘁，于1943年病逝于恩施。
一个人必须看重自己，而不是富贵功名，才不致使自己屈从于功名富贵；将金钱利益看得很轻，才不致使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将物质享受看得很轻，才能不致使自己贪图享受。
古人曾说过：“圣人不爱自己，圣人不贵重自己，圣人不为了自己。”这也可以说是对管理者的训诫。老板们只有不贪图享受，不为个人私利蒙蔽双眼，才能有所成就，才能让所有的人为之感动。
好老板必然好学
儒学是十分重视学习的，他们把学习看成人生的一件大事，是人类知识传承的必要手段。强调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不但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向一切有知识的人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学以致用。
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指，学习到了知识并且经常去复习它，不也是很愉快很高兴的事情吗？孔子把获得知识，看成人生的一种乐趣。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自己，升华自己，才能获得一种完美的品格。因此，这应该是一种乐趣，是人生的大事。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了高度知识化、信息化的时代，要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自己，尽可能多地学习专业的及相关的知识，尽可能多地从各个方面获取信息。学习，对于每一个经商者来说，应该是每天的必修课。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等人认为，超工业化的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一时代里，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新观念，大博日本商界的欢迎。本来，自古以来日本的传统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知识高”。外国人用新式语言表达出来，只是使日本人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传统观念。不少经济学专家和企业研究者认为，好学，正是日本老板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取得非凡成果的原因。
作为二战后的战败国的日本，一边继承了自古以来便传承不绝的儒教伦理，同时也取其精华地将美国的政治形态和企业经营中的卓越部分，完全吸收过来。于是，日本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儒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作为经营方式的国家。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它的秘密便在于日本人有举世罕见的读书癖好。日本人的成功，可说是因为他们爱读书的国民性所导致的。
日本人的好学可由以下一些事例说明：一天之内就算出版上百本新书，也不够一亿多读书人口的消耗；小孩子们几乎个个上补习班，简直像掉进了考试地狱一般；上班族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经济走向，也都向许许多多的研修学校报到；家庭主妇也积极地参加各种讲座，学习各种技艺。知识界的人们，更标榜“学习生涯”，拼命地读书。即使在上班搭电车时，几乎都是书不离手，日本人根本就是一群啮书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