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老板《论语》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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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信誉与市场同行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第四》孔子说:君子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天下,就是因为天下没有不适合君子的生存环境,没有君子所不能做的事情,君子处世待人接物不是以人为标准,也不是以事为标准,而是以道义为准则。

给老板的启示:老板要想使自己的行业有大发展,必须讲商业道德,以德为本。老板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不为目前的一点小利而动,注重自己信誉的做法,是一种使自己能在市场畅行无阻的很高明的经营之道。

韩国现代企业集团的总经理郑周永,是世界闻名的大财阀。然而,朝鲜战争期间,正当他在南韩的建设行业中崭露头角,事业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打击无情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是1953年,郑周永的现代土建社承包了一座大桥的修建工程。由于战时物价上涨,开工不到两年,工程费总额竟比签约承包时高出了七倍。在这严峻的时刻,有人好心地劝阻郑周永,赶紧停止施工,以免遭受进一步的损失。但郑周永另有一番想法:金钱损失事小,维护信誉事大。于是鼓起勇气毅然决定:为了保住现代土建社的信誉,宁可赔本甚至破产,也要按时把工程拿下来。结果,现代土建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按时完工,保质保量地按时交付使用。

郑周永虽然吃了这回大亏,以至濒临破产,但也因此树起了恪守信用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生意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来。不久,他投标承包了当时南韩的四大建设项目:韩兴土建、大业、兴和工作所和中央产业,承建了汉江大桥的第一期工程。接着,又继续承建了汉江桥的第二、第三期工程。光是汉江大桥这三项重大工程就前后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它不仅使郑周永的“现代建筑”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压倒了同行对手,一跃成为韩国建筑行业的霸主。

郑周永宁输老本,也不输信誉的做法,使生意越做越兴隆。

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几十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其发达兴旺的局面之所以维持长达二百年之久,靠的也是信誉与市场同行。乔家各处店铺在其东家的指导、督促下形成了自己的诚朴、忠实的经营风格。有一次,复盛油铺进来大批胡麻油,这是本地紧俏物品,一位自作聪明的伙计知道有厚利可图。往桶油中偷偷地掺入劣质油,以为会讨得掌柜的欢心,没想到掌柜知道后大动肝火,立刻命其将这桶油倒出重装。此事一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来复字号购货的人川流不息。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面铺为招揽顾客,在售货时把斗放大,十分加一,变相地降价销售,普通市民得知其中奥秘后,纷纷涌到乔家复字号购买所需物品,复字号财大气壮,薄利多销,充分占领了当地市场。

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身上。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

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的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另外还有一件令乔家声誉大振的事被包头人到处传颂:大顺公毛店亏损倒闭时,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无力偿还。复盛公的经理去其店中取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结。这种事情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带妇孺皆知,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复字号发行的钱票,当地人们看得比银钱还重。这种崇高的信誉自会导致财源大开,据说其他商号在开张之时都要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方可营业,否则即使开张也门庭冷落,无法去撑门面。

就这样,乔家凭自己良好的信誉牢牢地控制着包头的市场。而乔家只是晋商的一个杰出代表。晋商信誉天下,被世人所称道想到古代圣人为人的原则,没有比与人为善更为重要的事。以言语教诲人,是以善教人;以道德教育人,是以善培养人。别人有长处,则吸取过来以有益于自己;自己的长处,则施予别人,以有益于别人。人人互相学习,那么善就会无穷无尽;彼此相互施予,所以善的源头就永远也不会枯竭。因此与人为善是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老板的基本谋略。第一章 释义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老板要尊重员工尊重顾客

我欲仁,斯仁至矣

礼之用,和为贵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与人为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第七》

孔子认为,人心都是肉做的;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你如果与人为善,别人也会以仁义之心待你。一个人是否能达到“心善”的境界,主要在于是否能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说,心善的养生之道,主要讲的是道德修养的养生之道。所谓“养性”者,核心问题也是道德修养。以“善”养“性”,从而达到“心善”而致“行善”。

曾国藩: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

给老板的启示:没有比与人为善更为重要的事。以言语教诲人,是以善教人;以道德教育人,是以善培养人,这些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然而如果只向别人施予,那么自己的长处是有限的,所以又贵于能够吸取别人的长处。别人有长处,则吸取过来以有益于自己;自己的长处,则施予别人,以有益于别人。人人互相学习,那么善就会无穷无尽;彼此相互施予,所以善的源头就永远也不会枯竭。

曾国藩强调的是“为善”,既取人,又取之于人,若要“为”,得先“善”,“善”在哪呢?张履祥说:“非善不存于心,非善不出口,非善不付诸行动”,“善”即好品德.好思想,好学风、好语言,好行为。那“善”又怎么达到呢?一是靠教,一是靠养。虽说人的本性中有“善”的一端,但后天若不加以教育、纠正,他也可能会走上歧途;“养善”就是要注重在后天的修养身性。

“善心”并不仅仅是给予钱财,精神上的给予也同样重要。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从街上走过的时候,被一个衰弱不堪的穷苦老人拉住,面对那双无力、颤抖的手,屠格涅夫窘极了,因为他摸遍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摸到一分钱。于是屠格涅夫紧紧地握住那双手:“别见怪,兄弟,我身上一无所有呢。”“哪里的话。”老人口齿不清地慢慢说道:“就这也该谢谢进啦,兄弟。”即使是那些身无分文、穷苦不堪的人,你施舍的钱财、食物对于他来讲可能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但有时只要你能用“善心”,即便你不给予他任何东西,他也会感激你,因为你尊重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毫无杂念的同情,也是一种激励。“与人为善”,这是一种美好的道德品质,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不使恶,不做坏事,待人可以同情可以怜悯,但都要符合“中”道,都要有“分寸”。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第十七》。

与人为善是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老板的基本谋略。

自从汉二年(公元前200年)五月开始,楚、汉在荥阳一带展开拉锯战,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优势。于是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其西归汉,其东归楚。

汉四年九月,项羽解围东撤,刘邦也要引兵西归。张良充分认识到此时的项羽因刚愎自用,到了众叛亲离、捉襟见肘的地步。于是,张良、陈平二人同谏刘邦,希望他趁机灭楚,免得养虎遗患。刘邦从谏,亲自统率大军追击项羽,另外派人约韩信、彭越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汉军追到一个叫固陵的地方,却不见韩信、彭越二人前来驰援。项羽回击汉军,刘邦又复败北。刘邦躲在山洞中,不胜焦躁,询问张良道:“诸侯不来践约,那将怎么办?”张良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家,他时刻关注着几个影响时局的重要角色的一举一动,探索着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并筹划着应对之策。

当时,虽然韩信名义上是淮阴侯,彭越是建成侯,实际上却只是空头衔,没有一点实权。因此,张良回答刘邦道:“楚兵即将败亡,韩信、彭越虽然受封为王,却未有确定疆界,二人不来赴援,原因就在于此。你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若不能,成败之事尚无法预料。我请你将陈地至东海的土地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划归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军将会很容易被攻破。”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听从了张良的劝谏,不久,韩信、彭越果然率兵来援。十二月,各路兵马会集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与楚决战。项羽兵败,逃到乌江自刎。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在处理韩信、彭越索要实惠这件事情上,张良做得十分周到,划归一些封地给他们,就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各自为战,尽力而战。与其让他为你办事,不如让他为自己办事。后者比前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周文王在渭水的北岸见到了正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太公说,用人办事的道理和钓鱼有点相似之处:一是禄等以权,即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三是官等以权,即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接着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被捕杀;用爵禄收罗人时,人就会尽力办事。”这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