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曾因一封上奏文章为武帝看重，来到武帝身边工作。武帝很欣赏他，常让他陪着吃饭。他常把吃剩的肉揣到衣兜里带回去，衣服弄脏了也不在乎。武帝私下送给他的绸缎，他也只随便往肩上一搭，然后退下。因为他的才学、能力，武帝还经常赏钱给他，他也不把钱当一回事。
汉武帝看到东方朔这些举止，很叹息地说：“这个人要不是有这些毛病，谁还赶得上他呢？”同事们有时替东方朔做些事，汉武帝便说：“这要是他本人做，可就比你们做得漂亮多了！”
看到东方朔如此行为，有人就问他：“苏秦、张仪在世，都帮助帝王做出一番大事业。像您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行为这样特别，也不想升官，这是为什么呢？”
东方朔这回可认真了：“各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苏秦、张仪是因为生活在乱世，如果在今天，他们肯定连个侍郎都捞不着。古人说得好，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用之功”。时代不同了，情况就发生变化。即便在民间，不见天日的大人物大有人在；和平时期，被埋没也常在情理之中。此一时，彼一时，东方朔一句话说尽了时势与人才之关系。
以上谈的多是时势当中的时，即天时。
势，包括地利，也包括人和。其中的地利也很重要。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夫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孟子这段话说的是军事战斗中的地利。说明白点就是，有三里长的内城，又有七里长的外城，敌军重重包围，猛烈进攻都不能攻破，这是占地利的便宜了。
但孟子说的这种地利还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种地利更有优势。许多常胜将军，显赫一时的英雄，最后血染沙场，就是吃了地利的亏。黄巢兵败虎狼谷、饮恨身亡，非黄巢无能，虎狼谷帮了唐朝僖宗皇帝的忙。还有曹操兵败赤壁江中，石达开战死于大渡河畔，也是地形利于敌人，使自己处于败亡的位置。
以上几例，当时天时条件都是比较有利的，但天时的好处比较虚，地利则是实在的。身陷荒漠野谷中，十二分天时也变得一无所用。
军事上的地利如此，日常生活与事业上的地利更重要。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便是地利对人们生活的作用。
水里有鱼虾，水亦可行船。于是江边、湖边、海边的人便可以鱼为生。捕鱼、卖鱼，鱼便养活了水边的人。水可行船，便可航运，这又是一条生路。
山里有竹木、有野兽，还有土地，于是也就有了山里人的养生之宝。上山打猎，伐木贩卖，柴米油盐便有了着落，生儿育儿也便有了衣食住行的条件。
一马平川，沃野千里，有的是土地，这又是地利。地可种庄稼，民以食为天，有饭吃了，便可进而争取一切。
之所以说日常生活与事业上的地利更重要，是因为生活天天延续，人生事业无地不有，地有利，生即有根。
下面谈谈势当中的人和。
个人走人社会，求生存，求发展，有很好的天时地利条件，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大的背景。大的背景必须和人的具体生活与工作的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其好处来。因为人大处着眼，高瞻远瞩，还须小处着手，落到实处，自己努力，又与他人好好合作，事情才有望，一桩事业才可办好。
这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好汉三个帮，一言蔽之曰：人和。并且，我们的先哲认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成就一桩事业中，人和条件最为重要。因为，事业是人的事业，靠人去完成。人不是个人，而是大家。
在谈人和这一人之事业的根本条件中，我们必须谈谈人和与人缘。
何谓人和？
办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就是人和。它包括个人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全力以赴；众人则倾心追随，尽力帮助，不三心二意。
何谓人缘？
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好，招人家喜欢，办事便一路绿灯，平常人们所说的“结人缘”意思便这样。人缘主要是个人与众人的感情联系。一个人应有自己的个性，但为了事业成功，为了大家能接受自己，也必须适当争取人缘。而人缘作为一种人与人感情联系的结果，是人们平时努力争取得来的。
人和与人缘区别如此，它们既有所不同，却又大体相同，而且从成事的条件讲，人缘无疑是人和的因素之一。
说人缘，多少有些俗气，还有些拉扯关系的味道，为了达到目的，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甚至投机钻营。然而，为了事业的成功及应付复杂艰难的局面，人缘所需的手段又常常是人和实现的手段。这样，人和与人缘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简而言之，无非目的高下，是非感的有无，道德观念的浓淡，仅此而已。而实际运作之中，人和、人缘必混而为一，个中奥妙无限，不可说清，也不可说透。大抵君子赖人和成正事，凡人靠人缘而一团和气。
我们是凡人，所以，人和与人缘必须混而为之。
曾有人说范仲淹，在民间当百姓，是个大名士，在边疆驻防带兵，是个大名将，在朝廷主政，是个大名相。当时在宋朝的西北边防，范仲淹在宋朝与西夏的战争中，捷报频传，屡建大功。宋仁宗也觉得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就把范仲淹召回东京，请他当副宰相，改革宋朝腐败的政治，并且宋仁宗的心情急切得不得了。
范仲淹便提出十大改革措施，并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扎扎实实地干了起来。范仲淹的新政一推行，权贵大臣，贪官污吏，便群起而攻之。宋仁宗立即慌了神，当范仲淹一离京，他便把范仲淹的新政完全废除。
范仲淹的失败，就在于他失去了“人和”这个要素。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度势”。
正确地审时度势，才能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3、安与危的平衡
居安思危，方能常得安泰。
“安与危互相变化，福与祸互相生成”。也就是说，安与危互相倚靠、潜伏，福与祸也彼此互相包含。它们之间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向相反方面转化的。即安全可以变成危险，危险也可以转化为安全；幸福可以变成灾祸，灾祸也可以转化为幸福。
人应该有忧患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居安思危”。《周易·系辞传》借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
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贫穷虽然可悲，但如果能勤俭节约也过得去；疾病固然痛苦，但由于疾病中可学会保养身体的方法，可见任何值得忧虑的事也伴随着快乐，事物可以互相转化，所以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总能把安与危一视同仁。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意志坚强，聪明智慧的人有时失败，他却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因素，在成功时总能思考危险的成份，在喜悦中总能注意探求不利的因素。
古人关于安与危论述很多，说的都很有道理。
《管子》中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意思是说：君主和臣属相处不团结，表面上相安无事，最终必然会出现危机。这话阐释了安定与团结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普通的读者，你身处在一个具体的单位，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善于团结他人，与人为善，很少树敌，则安宁很多。
老子有一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五种嘈杂的音调令人听觉失灵；五样增强食欲的味口，令人舌不识味；纵马驰骋狩猎令人心情激动发狂；难得的稀世珍品，容易激起人们的贪欲而令人行为不轨。因此，圣人的准则是，只求得温饱和宁静而不追求声色娱乐。所以圣人会摒弃物质的欲望的诱惑，保持着安定和知足的生活。
老子强调的是：“无欲则安”或叫“不贪则安。”这话对我们今人来说，仍然很有教育意义。成克杰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太贪了，先是贪女色，后是贪金钱，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被押上审判台，丢了性命。
成克杰太典型了，也许离我们的读者远了些，但你细想想，你身边的贪官污吏，“出事儿”的，有几个不是因为贪财贪色？再往小处说，我们处于顽童时代，常有因偷邻居的瓜果梨桃而被父母打一顿的经历，虽然是少不更事，虽然挨顿父母的打也算不得“危”，但从本质意义上来分析，还是因为“贪”字才受皮肉之苦的。所以，老辈们有“不贪为宝”的训诫。
孟子说：用人不当不应该责备，政事不当不应该批评；惟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用感化来纠正君王思想上的过失。君王有仁德，哪个敢不仁德；君王持守道义，哪个敢不道义；君王正派，哪个敢不正派。一旦君王的思想行为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
孟子认为，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王的思想行为必须端正。相反，国家只会混乱。
我们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君王”很远，但事远道理不远。我们应该做个品德高尚的人；别人错了，我们不必去指责，而是用感化的方式来纠正他人的过失。假如你在单位是个小头目，哪怕只统御几个人，甚至你只是普通一兵，但你可能为人父、为人母，那么，你都应记住，你的思想行为必须端正。否则，你的小团体、小家庭就不会安定。
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端正则安。
老子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治理人民与养护身心，没有什么比保养精神更加重要的。要保养好精神，就是说要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就是叫多多积德；多多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没有什么不能克服就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有无法估量的力量就可以担负起治国的重任。拥有这不可估量的力量就是拥有国家的本源，这样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国家长治久安就是说根深蒂固，这就是符合长久存在的道了。
晋代陶侃，字士行，本是鄱阳人，吴平时期迁到庐江的浔阳。
早年的陶侃贫穷孤单，范逵向庐江太守推荐了他，任命为主薄，后晋升为广州刺史。每天早上他都要搬运一百个甓到屋外去，晚上又把它搬回屋里。
别人问他原因，回答说：“我正在想要为中原多做贡献，如果日子过得优裕、安逸，恐怕不能长期胜任这个职务了，所以就得天天劳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后来陶侃督察八个州，声名很显赫。
老子的话以及陶侃的故事，告诉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据《左传》载：春秋时，诸侯各国互相攻伐，战事不休。公元前641年，十二个国家准备联合攻打郑国。郑国是当时的一个小国，自知抵御不了十二国的联合进攻，便向最强大的邻国晋国求和。晋国答应了，别的国家也跟着停止了战争。
后来，郑国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谢，送了很多礼物给晋国，晋君把一部分礼物分给了大夫魏绛作为酬劳，魏绛不肯接受，并对晋君说：“现在你作了许多国家的盟主，这是你个人的才能，也是大家的功劳，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不过，我希望你在安逸快乐的时候，应该想到国家可能碰到的困难和危险，随时做好应付的准备，这样才不至于酿成大患。”
魏绛强调的也是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那么，当危险一定到来时怎么办？
唐朝的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功劳最大，封为汾阳王、大元帅。代宗永泰元年，他的仆人固怀恩诱引回纥吐蕃兵十万来人侵。皇上亲自率领六军，驻扎在苑中。城中的男子都团结起来当兵，老百姓很害怕，逃跑了很多人。皇上正想要驾车去河中，公卿大臣们都很惊讶。郭子仪说：“如今我们人少不及敌方，难以力量来取胜。我从前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不如我一人挺身而去说服他们，可以不用作战的方法来取得胜利。”于是就带几个人马去回纥的军营，他的随从传呼：“令公来了。”回纥人很震惊，太师药葛罗拿着弓箭，站在阵前。郭子仪不带头盔，不穿盔甲，放下刀枪来到回纥军营。各位酋长都下马来，太师药葛罗拜见郭子仪，郭子仪也下马相拜见，又和他一起喝酒，互订誓约而退兵。
前秦皇帝统兵号称百万，驻扎在淮河淝水一带，准备攻打东晋，东晋京师一片恐慌。晋武帝拜谢安为征讨大都督。他的侄子谢玄来询问如何对付苻坚，谢安竟然毫无惧色，对谢玄说：“我另有打算。”说完就不做声了。谢玄不敢再问，便派张玄前来询问。谢安立即命令部下和亲朋好友驱车来到山中别墅。人到齐时，谢安正在与张玄以别墅为赌注下棋。平常谢安棋艺低于张玄，这天张玄心神不定，眼看将下个平手，最后却全输了。谢安转过头来对外甥羊昙说：“我赢的这座别墅给你了。”
谢安又带领大家游山玩水，一直玩到深夜才回到家中。此时谢安才指授将帅，要求各自尽职尽责。后来，谢玄等人率军打败了苻坚。立即快马向谢安传送捷报。这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扔在床上，脸上没一点喜色。仍然与客人对弈如故。客人问他刚才看的是什么，谢安慢腾腾地说：“孩子们已经打败了苻坚。”下完棋进屋，谢安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过门槛时把鞋前掌撞断了都没有发觉。
郭子仪转危为安，在于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不顾，敢于只身进敌营；谢安转危为安，在于他临危不惧，沉着冷静。
在中国人的俗话中，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其意思是说：人们忍受苦难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不论有多么大的困苦，都可以千方百计去克服。但是优裕的生活条件、事业上的顺利、追求的满足，对于某些人却是受用不了的。一些人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而在优裕的条件下、或是在顺利之中、满足之中，却出了一些不应当发生的事。
顺利、追求的满足，会使人自高自大，傲慢，胆大妄为，对别人不尊敬，为人变得尖刻，
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灵魂中的这类疾病，是很难治愈的。如果在这种时刻，经历到人生的磨难，那么痛苦也许能使他清醒一些。如果能因此认真反省，改过迁善，则可以使其以后免除此一类的挫折，走上幸福的坦途。
凡是做成功的人生，必须懂得一种人生的哲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对一个人的成长、成熟起决定性的作用，忧患使人很快成熟起来，使人很快聪明起来，使人很快的取得经验，忧患对人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不要怕忧患。安乐使人的意志消沉，使人不想学习，使人停止进步，所以叫做死于安乐，对今天仍然有很好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