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不断承受痛苦的一生；痛苦与生命的关系如影随形，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只要有起码的生活阅历，就能体会得到的。
积四十年的人生经验，感到一劳永逸、根除痛苦的灵丹妙药是没有的，只有缓解痛苦的江湖偏方。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做缓解痛苦的工作。真实的情形是：旧的痛苦被缓解了，新的痛苦又不期而至，人始终处在无奈的应对之中。于是人就变得从容了，抱着虚对一会儿是一会儿的心态去做缓解痛苦的努力。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几，在“一会儿”的叠加中，人完成了与痛苦的最终和解，走完了人生旅程。
也正是因为在缓解痛苦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的中成药剂，人们拾取的都是在各自“属地”上能够撷取的药草与偏方——苦菊、地丁、车前子、茯苓草……等等不同，所以，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人生轨迹也就各自不同，便成就了丰富多彩的人间世界。
人们本性上是畏惧苦难的，世间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享乐哲学便是明证。但痛苦与生命的如影随形性质，就决定了无论对未来存有多么美好的期待，眼前的痛苦，正如脚下的路上所横亘的石头，是无法绕得开的——必须直面，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这同时也反证了人善待‘过程’生“过程”的重要性，它既不能省略，也不可减约，几乎可以说，是“过程”决定了人生。
在四十岁以前，看各地民俗，只是欣赏其中的趣味。现在不同了，更看重它其中蕴含的道理，也就是有关人生的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各地民俗虽有不同的外在形式，但本质上却总有相通之处。
绍兴有一种“当当船”，尾巴翘翘，身子狭长，上面置备一面小锣。船一旦划起来，那面小锣就当当地敲着，急火火地往前赶。对岸虽然没有重大的期待，也是匆匆地到达。京西有一种“铃铛车”，在辕马和车身上都挂着铃铛，只要一上路，铃铛就尖脆地响起来，催得骡马像逃避虎狼的追逐一样拼命地往前跑。其实要做的只是凡常的农事，毫无急迫奔竞的必要。所谓“车动铃铛响”，简直成了一种招摇。
绍兴还有一种船，叫“航船”，篷大，船宽。摇撸的人，叼着一支长长的烟管，有一搭无一搭地摇着。船走得无声，船上的乘客也无旅人的行色，谈天说地，调侃谑骂，赏玩风景，其乐融融。京西也还有一种“小驴车”，驾车的牲口，只是一头低眉顺眼的小毛驴，赶车的人手里也没有鞭子，只是握着一柄长杆烟袋。人放任着驴子自己走路，人则晃荡着双腿，或品烟，或唱俚曲，或与遇到的熟人逗笑，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
以上两种风情，之所以有不同韵致，虽有种种生成因素，根本地，还在于人。
划“当当船”的和赶“铃铛车”的，很少有四十岁以上的人；而摇“航船”的船夫和驾“小驴车”的驭手，则很少有四十岁以下的人。前者总觉得前边才有好光景，只有迅速地达到目的，才算作真正的拥有，便很难有耐心忍受当下的过程。而后者，已醒悟出了一些人生真相，懂得了“今天难得”的道理，便把心态放从容了，悉心品味“路上”的风景，享受“过程”中的趣味。
这其实就是人生态度的问题。把“到达”当成目的的人，不会有“到达”之后又如何的心理准备，一旦到达后的境界不像他们期待中的那样，他们会失落，甚至会陷落，至少会被灰色的情绪所笼罩。青年人有激情有活力，但也最容易患得患失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把“过程”当目的的人，正如叶圣陶所说的那样，他们拍着“反正一个到”主义，知道“过程”也是生命的时光，也是不能被浪费掉的，便把“过程”当日子过，不紧不慢、有板有限、有声有色。于是，即便“到达”之后很不尽人意，他们也会心定气顺，面带笑容，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过了，没有更多的奢望了。所以，中年人沉稳的目光、老年人平和的面容，不是生理的现象，而是心理的特征。
一个西哲说：大事不着急。四十岁以前我不理解其中的道理，现在看来，这与叶圣陶老人的“反正一个到”主义是相通的。
然而，中国人的生存历史，是整体地忽视“过程”的意义的。这一点，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在《双双的脚步》一文中有很“经典”的描述——
小孩子看见好玩的东西总是要的，他不懂得成人的“欲不可纵”的条例，“见可欲”就老实不客气地拿到手，否则便哭、便闹。家长们为了爱惜几个铜子，经过玩具店时，常常是牵紧了弦子的手，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匆匆地走过去。论理，到了手的玩具，总该忘情地玩一下了，但父母总会说：你且当心啊，不要一下子把好玩的东西玩毁了，赶快收起来吧，藏起来日后再好好玩；只顾一刻功夫的快乐，忘了日后的，这是最没出息的弦子了。于是，孩子便颓然地与玩具分了手。但是到了日后，孩子长大了，也作了孩子的父母，再拿出玩具，已没了赏玩的兴趣，通常地，是羞于做孩子式的赏玩了。送给自己的孩子，弦子们也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已经是新一代的儿童，时代赐给了属于他们的新型玩具。
平常人家总是要储蓄钱财的，理由是备“不时之需”。但当到了需要的时候，却犹豫了，对自己说：现在还不是最需要的时候，留待日后吧。缕缕地如是想，储蓄的理由就变了，变成看重存折上积攒的数目。人们成了储蓄的奴隶，不会想到，其实真正的富有不是有多少存款，而是实际享用了多少。
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最初的动机是为着启蒙和立身的，学习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在望子成龙的家长那里，学生的学习已不是生活，而是预备着将来做人、成事；他们只瞩目于遥远的将来，而抹杀学生当下的存在和正当的生活欲求；决不允许他们“过”生活，而只管埋头“预备生活”。这时的学生已不再是“人”，而是“工具”，人格的健全发育便无从谈起。为什么从大学里走出来的许多高材生，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低能儿，原因就在于此。
述及种种，叶圣陶得出结论：心性高傲、自以为是的中国人，其实是不懂得生活的，正如吃甘蔗只把握一头而丢了中段一样，没有取得合理的“生活法”，因而中国人所过的日子，“其实只是一种极贫俭极枯燥的生活而已。”
叶氏的文章写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我们本该作“告别式”的阅读，但稍一翻检今天的日子，发现今人还站在那样的起点上，本质上是没有多大变化的——生活的着眼点，依然是“预备生活”。
于是，便有反省一下的必要了——
昨天的玩具珍藏到今天，已成了背时的废品；昨天的金钱储蓄到今天，已大大地贬值；昨天的风华正茂积攒到今天，已成了人老珠黄……预备到最后，我们到底预备到了什么？
冷藏到缩水之后的蔬菜，不仅缺失了营养，也失去了固有的美味；放到明天的爱情，不仅钝化了激情，也错过了享受的心境；许配给彼岸的欣赏，由于没有携带此岸的底片，便对比不出美在何处……匆匆地到达之后，明天到底能给予我们什么？
以当下为不足道者，是信徒；以现世为不足道者，是佛士；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血肉之躯，是羁于温饱、敏于苦乐的“人”。也就是说，真正属于我们的生活，不过是“过程”而已。
朱自清也作过一首名为《双双的脚印》的诗，这首诗虽已被众人遗忘了，但却正适合我们在当下吟味——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就是说，我们要以人世的眼光，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因为我们的每一份喜乐、每一份痛苦，即便再小，别人也不会替你承担。
况且，昨天是今天的过程，今天是明天的过程，明天又是未来的过程——既然一切都是过程，我们存有这样的态度，怎么就是形而下？怎么就会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