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今江苏丰县）人，曾任泗水（今江苏沛县东）亭长。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时，他在沛地聚集二三千人起兵响应，被推举为沛公。初属项梁，后受楚怀王命，与项羽分兵入关。前206年，率军攻占咸阳，推翻秦朝统治，乃还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与秦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秦苛法。项羽入关后，刘邦与项羽在鸿门（今陕西临渲东北）际会，几遭杀害之险。后来项羽大封诸侯王，刘邦被封为汉王，占有巴蜀、汉中41县。不久，即与项羽展开长达5年的战争，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即皇帝位后称汉高祖。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国贵族出身，公元前209年，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项梁战死后，统率起义军南征北战，成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主力。秦灭后自称“西楚霸王”，大封诸侯王。在以后的楚汉战争中失败，被困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因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
刘邦自己对这一点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做了皇帝之后，一次在洛阳南宫喝酒，他就对跟前的大臣说：“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事实正是如此。
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以后，马上又下了一道诏令，求取贤才，帮助治理国家。诏令一开头就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意思是说，听说古代圣王中没有高出周文王的，霸主中没有高出齐桓公的。周文王、齐恒公都是依靠贤人的帮助而成名的。诏令充分表达了刘邦希望天下贤士一起来治理国家的愿望。刘邦在位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运营努力，为西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项羽就不同了。实际上楚汉战争以前，项羽的兵力和声威都比刘邦强大得多。在其后的战争中，刘项之间大战70次、小战40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12次，原本是很难取得最终的胜利的。但由于项羽不懂得“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以为胜利全是靠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力，看不到别人的作用，逐渐地他的谋土良将有的离去了，有的转投了刘邦，如韩信、陈平都是从项羽那里因不受重用而转投刘邦的。一直对项羽忠心耿耿的著名谋士范增，最后也因为陈平的离间计，而失去了项羽的信任，愤而出走，病发而亡。胜利的天平因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无可争议地向刘邦一方倾斜。项羽一世英雄，也只落了个四面楚歌、别姬自刎的下场。
邓小平同志在1954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原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不仅有着顽强拼搏的精神，也有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在这方面的境界是很高的。
1986年前后，处于巅峰时期的中国女排不仅在一系列的国际大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而且在同世界明星队的比赛中连战连胜。当时人们有的把功劳归之于主教练袁伟民指导有方，有的把功劳归之于主攻手郎平重扣难挡，有的把功劳归之于二传手孙晋芳妙传难测。但中国女排的队长孙晋芳说得好：“我们取得这些成绩，是我们这个集体团结奋斗的结果，而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的确，世界明星队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女排精英，个人技艺超群，不论一对一的水平，还是整体实力，都高出中国队。中国队尽管也有不少出色的队员，但每个人的水平并不整齐。可是，中国队是一个整体，既有红花，又有绿叶，队员之间彼此的球路，乃至脾气性格都十分熟悉，在球场上，一举手，一投足，都心领神会，主力队员和非主力队员团结一心，进攻队员和防守队员协调一致，配合十分默契，红花红得分外娇艳，绿叶绿得苍翠欲滴，这么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自然是战无不胜的。如果二传手不给主攻手传球，你再是“铁榔头”也没用，如果一传总是不到位，再好的二传手也会徒唤奈何。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生活中也不乏甘当绿叶的人，时时处处从大局出发，甘当配角，对所从事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电视片《甘当绿叶映红花》介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岳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赵子岳是一位有着60余年党龄、演了几十年电影的老演员，可是他真正担任主角，只有在《锦上添花》中扮演的“老坚决”。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当主角的才华，也不是不愿承担扮演主角的重担，而是他对演员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解，把当主角、当配角完全看成工作的需要。正如他自己说的：“演员的工作，是出头露面的工作，而我们表演不是为了自己出头露面，而是要演好。这就需要有埋头苦于的精神。应当把‘出头露面’改为‘埋头苦于’。”正因为赵子岳有这种精神，他不仅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虽不重要但同样栩栩如生的形象，成为电影界的一棵常青树，也在人格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在圈内圈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友情互惠
友情的基础是互惠。商人之间友情的基础，是利益上的互惠；挚友之间友情的基础，是心灵上的互惠。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人却错误地认为把友情的基础订立在利益的互惠上，这样的人交友的目的是在于对方能有什么利用价值，与之交往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当对方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为自己提供便利时，便形影难离，仿佛情深义重，而一旦对方没有了利用价值，或者遇到麻烦，便推倭责任，退避三舍，甚至落井下石。这实在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愚蠢。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在向别人表明：这个人是多么地无情无义，又是多么地无耻。以后当别人与你交往时，必然会小心提防，以免你故伎重演。
在人际关系中，很多东西都彼此联系，互相依存。人与人之间不免有些明争暗夺，有些摩擦，这一切都来源于是吃亏还是占便宜，一切又都结束于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吃亏怎样？占便宜又怎样？吃亏了，既获得心灵的平静，又可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一旦对方醒悟，你的我的自然一清二楚。相反，占便宜的人，心理上永无宁日，让天下人耻笑，别人的钱财你占有，是何滋味？明白了个中道理，吃亏、占便宜也就分得很清楚了。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且严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把友谊之情永恒为知心的倾诉，敞扉的宣泄，温暖的安慰，愉悦的同享，希望的共勉。疑虑的消解和劝告的真诚。我们实在需要太多太多的真正友情，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给予我们以情感的寄托。
我们给予朋友的，必须是友爱。我们对给予的结果必须负起责任，同时又要尊重对方的种种情况。如果我们给予的方式，在有意无意中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给予就丧失了它的意义，自己得到的回应，也必然不愉快。比如，长辈为了晚辈好，才指出晚辈的错误，但如果过分，就会变为辱骂，结果得到的是敌意和反抗。朋友、同事，也常因过激的言辞带来怒目相向，从而破坏了和谐的关系。
给予是没有条件的，有条件的给予就会变得丑态百出。为了讨好别人而表示笑容，虽然你也在表达亲切，但因为缺乏真诚，而变得生硬、勉强，令人厌恶。同样地，心中有所要求，才给予对方好处，对于真正的友谊没有实质益处。因为它可能带来更多的渴求，变成贪婪的操纵。
无论给予的内容是什么，不外乎使用语言、姿势、表情和行动做手段。给予的行为态度，会影响给予的内容和品质。古人说，不食嗟来之食。不礼貌、不尊重的赏赐，对方即使接受，也不会感激。要注意平常的言行态度，因为它也是我们给予的一部分。
志同道合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如己音，即是心心沟通，事事相助，刻骨铭心的友谊，没齿难忘。
《周易·系辞上》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朋友之间同心协力，就可以锋利无比，截断黄金。孔子也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所说的朋友，当然是指对自己相交有益的朋友，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即正直、诚实和有教养有学识的朋友。这类朋友都是从友爱之心出发，不过分苛求朋友，他们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还能谅解朋友一时的过失和错误。同时，益友又是海友，他们并不一味迁就朋友的过失和不足，自己认识到的真理，自己的学识，自己某些方面的美好品德，他们都尽量输送给朋友，帮助朋友涵养德行。
真正的朋友。相互尊重。不相互吹捧；往来频繁，但不过分亲眼；往来不多。也心心相应。
近代知名学者王国维是不可多得的才子，他博闻强记，智力过人，在甲骨文研究上卓有成绩，被罗振玉赏识，并结为朋友，后又成了儿女亲家。王家贫穷，罗出于把王国维当作赚钱机器的目的，常在经济上接济王。罗大量收进甲骨，让王来考释，但发表文章的署名却都用罗的名字，使他赚了大量的钱。而王最终由于经济上有勒逼，壮年投湖自尽。这都是交友不当害了他。
著名人物鲁迅虽然和王国维是同一时期，又都有齐医从文的大体近似的经历，由于鲁迅交友慎重，结果截然不同。鲁迅早年师从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后与蔡元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又同许寿裳等学者、作家在事业上是互相切磋的好友。此外，还结交了许多革命青年，特别是结交像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朋友，对他能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鲁迅和瞿秋白在文化战线上经常合作，介绍翻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在最危险的关头，鲁迅让瞿秋白避在自己家中，瞿秋自在自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给以很高的评价。鲁迅也在瞿秋白牺牲后，怀着悲痛的心惰，带病将朋友的遗言编成《海上述林》出版，并在前言引用的对联中，把瞿秋白在内的共产党人比作“知己”，并以有这样的“知己”为人生最大的满足。
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之所以戛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鲁迅之所以能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除了主观上的原因之外，也得益于他身边的那些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