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众文化语境里的“畅销书”现象，一方面，文本解读仍是一种评判与鉴别批评对象的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从市场运作和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和考察造成书籍畅销的多重因素，分辨在文化工业时代的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内部的各种话语的生成和发展、运作与消长的特点，将使我们不仅在文学研究中拓展视野，能从容面对新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而且，也有助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创造。
3.文学话题的大众化与文化化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伴随着不断涌现的新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我们能读到花样繁多的新概念和新名词，它们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命名冲动。
除了那些来自欧美现代代的文化概念之外。我们也看到众多来自我们的批评传统中的命名意识，其中之一是“九十年代文学”。1997年9月19日北京大学的“批评家周末”沙龙的话题为“怎样理解九十年代文学”。谢冕、洪子诚等近20位参与沙龙讨论的学者与学生，共同就这个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九十年代”是个中性概念，作为一种时空范畴，它不含过多的价值预设，相反它提供给人们的更是一种距离感和限定性。对比在批评界使用着的“后新时期”和“世纪末”这两个概念，后二者的价值预设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后新时期”相对于“新时期”概念而言，虽然为九十年代文学设定了一个区别于又联系于八十年代文学的文化语境，但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厚此薄彼的嫌疑，即使命名者声称他们并不试图下任何结论，证明谁好谁坏。而“世纪末”的涵义也包含着来自西方文化中先在的价值预设，好像“世纪末”一词成为一种普遍的抽象的精神文化意义不证自明。实际上，这两种界说都潜含着线性史观的影响，只是一种是进步的历史观，一种是相对而言倒退的历史观。文学时期的命名带有鲜明的断裂特征，反映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性诉求。线性历史观更多地体现在对于当下或未来进程的理想化、乐观化的描述中。对当下或未来进程这一富于未知性、神秘性的文化描述或历史思想预言，是线性史观最为容易坠入的人类乐观想象的陷阱。
我们身处时代的文学中或进步、或倒退的现象都存在，而进步和倒退共存的时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时代；或许可以说，用“转型期”这一概念可能暂时有效地概括现象描述，但转型期中的文学究竟怎样，远不是现象描述能够触及的。而面对文学实绩，就须将视线投射到具体的文类消长及其原因上；投射到对于好作品的找寻和研究上；投射到文学本体性因素在创作实践中的积累和开掘上。通过这种筛选、确认和讨论的过程，也就是过滤了现象、潮流的短暂效应的过程。
一个时代的定性需要及其合理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理念的反映。对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社会阶层迅速分化瓦解和重组的现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们可以通过研究作出一些界说，从而对于一些例如市民社会构成、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焦虑以及作家写作的语境变化能够取得比较一种整体性的认知与把握。进而，也可能对于文学发展中遭遇的新问题获得某种冷静的看法。八十年代所一再强调的写作主体的自由与独立，个人性的立场与风格的获得，到了九十年代的种种文学现象中却于不知不觉中演变为极端凸现的私人写作、个人写作等等内涵复杂的写作与批评概念；八十年代批评家们鼓吹的文学艺术至上原则到了九十年代却在写作者那里演化成令批评家们惊慌的缺乏“人文精神”或“文学理想”等。文学命名也是为现代性的合法、合理与合情而展开的实践，它们既是以对历史变动的敏感性为前提来获取历史的切人点，而且又是历史内在性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文学面貌的形成离不开进入这一文化语境的中国作家们的写作姿态和自我意识：即在九十年代的作家将和任何一个面临新的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处境的人一样首先完成的是一个自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认同的重要性在九十年代不仅仅意味着作家的写作立场和理想的确立，而且也标志着文学将从这一考察向度产生的创作分层，认同也是一种交流方式的选择，一种进入现代性的文化话语建构进程中的姿态。因此，“九十年代文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文学话题，与其说是针对文学现象的积极阐释努力，不如说是一个大众化与文化化的话语实践，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而且也是置身于大众文化语境之下的堂·吉诃德式的批评壮举。
4.文化批评视野中的世纪末“诗歌论争”1999年2月，由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南方出版，其中于坚所作的长序《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以及第七卷“诗歌理论”部分所收沈奇的《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等文，直接提出当代诗歌中存在着“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类不同的创作倾向的问题，挑起论争。
1999年4月2日的《南方周末》刊发谢有顺的书评《内在的诗歌真相》，该文指出《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者旨在“对现存诗歌秩序的反省”，认为“公众之所以背叛诗歌，一方面，是许多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无法卒读；另一方面，诗歌被其内部腐朽的秩序所窒息”。这样，诗歌论争不仅涉及到不同诗学观念的商讨，而且也包含有对诗坛秩序、诗界内部利益关系的冲突与调整。
1999年4月16-18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市作协、《诗探索》、《北京文学》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简称“盘峰会议”。会上，上文提及的两派诗歌写作中的诗人代表发生了尖锐的论争。会后有关传媒将此次尖锐论争戏称为“盘峰论剑”。
1999年5月，由百晓生编写的“诗坛英雄排行榜”在Intrenet网上贴出后，被《华人文化世界》、《文友》等多家报刊转载，一时众议纷纭。仿效者有肖沉《化学元素与诗人之对照》（《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3期）。
1999年11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诗探索》编辑部等单位组办的“’99龙脉诗会”在北京郊区的龙脉温泉宾馆举行。在论争中被归结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全部拒绝到会。
撰文参与这场论战的两派代表诗人及批评家分别有：
“民间立场”方：于坚、谢有顺、沈奇、沈浩波、伊沙、徐江、韩东、杨克……“知识分子写作”方：王家新、西川、孙文波、唐晓渡、睬超、西渡、臧棣……
刊载论战文章的主要报刊有：《文友》、《华人文化世界》、《诗探索》、《北京文学》、《山花》、《大家》、《科学时报·今日生活周刊》、《文论报》等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试图使人相信，诗歌总是担当文化先锋的角色，诗歌与时代、历史的关系、常常被构造为相互牵动的紧密关系。诗歌是现代性精神品格最为激进的体现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诗人”在国家一体化的文化体制或文学机构之中，曾经施行一个时代的文化祭司之职。他们或者在中国作协及各地方分会，担任，“专职作家”、“驻会作家”；或者在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内的一些文学机构、宣传机关中出任文学官员、编辑、记者或宣传干部等文化职务，诗人虽然带有“兼职”特点，但是其专职性可能正体现在他们大多在体制内的文化机关工作这方面。那时期，诗人或作家身份的复杂性来自于个人的家庭出身或阶级成分。
如若强调一个作家的农民、工人或解放军身份，那便是在另一层文化涵义上，即与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比照的层面上，区分和强化他们的身份差异。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趣味、观念资源和文学理想，甚至意味着不同的阶级思想和文学道路。换言之，一个出身知识分子阶层的诗人，就可能面临着无法认同体制内的文学观念对于作家身份的某种规定性。诗人（作家）的阶级出身决定着他（她）在文化中的身份，同时，不同阶级出身之间又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等级关系或权力关系。一个像艾青这样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诗人，必须始终努力保持他对劳动人民“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认同，并从写作的题材意义上保证这一认同，才能帮助他站到革命的阵营里来，同时也为他建立体制内重要诗人的地位。而另一位诗人穆旦，他没有在写作中体现自觉的阶级认同的诉求，因而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作为一位诗人的身份也就逐步被淡忘了，即使在七十年代后期他的诗歌写作也是秘密的，连家人也不知。很长时间里，在人们眼中他只是一位翻译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