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荷华河畔的爱荷华城(I0wacity)，清新、恬静得像一个公园。清静的原因是，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学，是久负盛名的爱荷华大学。城市的建筑和学校的建筑没有什么界限，城里的所有设施，饭店，酒吧，书店，超市，都是为学生服务的。6万人口，多数是学生和教师。我们下榻的“假日饭店”.楼下的那条街是一片绿地，绿地中间有一个喷水池，当天是周末，晚上，在水池旁学生自发地组织音乐会，电子乐器伴奏的乡村音乐，引来一圈圈的人群，也有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跳得很古典，很斯文。洪水压境，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欢乐和悠闲的情绪。
爱荷华城所在的爱荷华州是一个农业州，因土壤肥沃，农产丰富，素有“美国粮仓”之称。这个州有两个全国第一，一是可耕地占全州土地百分之九十五，这是全国第一；二是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占全州人口的比例，也是全国第一。一个农业州，在文化方面却是领先的，这好像不可思议，可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当农民更有时间学习，当农民也更需要学习。高文化，可能是美国农业先进的原因，低文化可能是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我们几个中国学者从南飞到北，降落在这个被洪水包围的小城，不是来听乡村音乐和研究农民文化的，特别吸引我们的是设在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创办这个中心的是美国著名作家保罗·安格尔和他的华裔妻子聂华苓。可惜，安格尔已于1991年去世了，聂先生也在我们到达小城的前两天去台湾参加一个文学评奖去了。对于聂先生，中国作家是不生疏的。她出生在湖北应山，曾入西南联大，后去台湾任台中大学教授。她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花》，有许多人读过。因为她和安格尔对创办国际写作中心的贡献，爱荷华州长授予她杰出文学工作奖。我们来到大学英文系的一间普通房间，门口的墙上镶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安格尔(1908－1991)。这里便是“国际写作中心”的办公室了。我们真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留黄鹤楼”的感慨。
中心管日常工作的托拉费尔小姐接待了我们。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穿粉底白花长裙的菲律宾姑娘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国际写作中心是整个写作中心的一部分。写作中心是40年代成立的，主要招收热爱写作的大学毕业生，把他们培养成主流作家或教授写作的教授。1967年，由安格尔和聂华苓倡导和推进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每年从世界各国聘请35位作家来这里写作，进行学术交流。他们住在“五月花楼”里，那是一个不豪华又很舒适的宾馆，每人一套配有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埋头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一期三个月，除了写作，还进行自发的交流和就近组织一些参观访问活动。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作家来到这里写作。
1972年开始有中国作家来这个中心写作。在托拉费斯小姐拿出的历届写作的作家的照片中，我们找到了陈白尘、丁玲、陈明、茹志鹃、王蒙、吴祖光、萧乾、白桦、张贤亮、钟阿城、王安忆、刘索拉、残雪等人的形象。在外国作家之中，中国作家也显得仪表堂堂，光彩照人。在这间房子靠墙的书柜上，我看到这些作家寄来的新作，每一本都很有份量。这个写作中心是由一个基金会支持的，后来影响大了，美国新闻总署也给过资助。负担中国作家费用的是一家有声望的洗衣机公司。我想，中国作家的参加，很主要的可能是聂华苓女士的“故乡情结”和安格尔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
随着安格尔的离去，聂先生的退休，到这里来的中国作家已经不多子。无论怎么说，美国有识之士的远见是让人钦佩的。本来是文学并不发达的国家，却千方百计树立文学大国的形象。他们要让美国人知道外国文学，要让外国人知道美国文学。他们总想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所作为，这当然是很可贵的。这也许和美国的经济实力有关，不过也和着眼点有关。过去我们中国也搞过“政治中心”，钱没少花，第三世界的兄弟并不买帐，有的还翻了脸成了仇人。凡是到过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作家都留下美好的印象。我看到他们许多文章，小城的风情，“五月花楼”的友情，安格尔聂华苓的亲情，尽在其中。美国人的钱花得很是地方。
中午，写作中心的代理主任麦克法伦教授在一家餐馆和我们共进午餐--这本来是自己掏自己钱的工作午餐，最后还是中国人为美国人掏了钱。麦克法伦是个很斯文的黑人学者，穿深蓝色的西装，浅蓝色的衬衣，戴一个草编的鸭舌帽，说话声音低沉舒缓。这个乔治亚州电气工人的后代，本来是个律师，后来因为一篇小说《手肘的空位》得了普利策文学大奖而走上文学之路，又当了文学教授。
我们的谈话是从麦先生赞扬他的中国学生开始的。他说，他有好几个中国学生，学习都很优秀。有一个凯什·金的中国女学生，她的一本小说《这就是美国》，引起很大的注意。还有一个姓陈的女孩子，正在读博士，她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大西洋》上，也很有影响。他还说，去年他参加过一次文学评奖，中国作家的小说进入流行小说排行榜前十名。陪同我们的吴小姐说，麦先生说的中国作家，是第三代中国移民，他们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是用英文写作的。她说，她不喜欢他们的小说，他们笔下的中国男人是梳长辫子娶小老婆的，女人都是裹小脚的。
我们交流了两国文学创作的现状。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一个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一个流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称谓的流派·麦先生不加思索地说现在的是“失望的一代”。他说，美国的作家很多，写作量也很大，但多数都服从商业需要，都是为了赚钱。麦先生说的不是流派，而是现状。看来，商业价值对文学的侵蚀和伤害比战争和任何历史灾难都厉害得多。麦先生感慨万端，现在好像迷失了方向，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美国没有出现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伟大的作家。
谈起文学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味道的美国饭菜就更没有味道了。麦先生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领导的这个写作中心。他寄厚望于年轻人。他说，他们的写作中心创办于1940年，是全美国第一家，每年招收100人，一半是写小说的，一半是写诗的，课程设置二年，主要是自己写作互相交流。我们也讲课，要尽量满足他们对技巧方面的追求，引导他们读名家的作品。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都很有天份。毕业后有的当了作家，有的当了教授，都很有出息。当代的海明威、福克纳就在他们中间。
美国有个幽静的小城爱荷华，小城有个“国际写作中心”，有个“五月花楼”，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许多作家和热爱文学的人们。中国有什么，有北京的鲁迅学院，有各地的文学院，同仁在惨淡经营。显然，我们没有能力吸引外国作家，但我们不能不面对世界，面对未来。
因为，文学从来就属于世界，属于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