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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我的第一个上级

何连长个子很矮,嗓门很高,一口山东话,脸色和土地的颜色差不多。我刚下乡那阵子,在他手下当兵团战士,其实就是农工。每天跟着他在兴安岭的山沟里开荒种地。那时,兵团的干部分两伙,一伙是穿黄棉袄的,都是部队的转业官兵;一伙是穿黑棉袄的,老农场来的。何连长是穿黑棉袄的,原来是山东盲流,跑到黑龙江边的农场当拖拉机手,后来当上车长、机务副队长,调到我们新建的连队,就成连长了。

那些黄棉袄,天天早上领着知青“天天读”,何连长说,我识的字还没有你们多,你们自己看吧!天一放亮,他就扛着一把镢头上山了,在桦树林子边上开点小片荒。每天出工前,别的连队的黄棉袄都喊“立正”、“稍息”,然后“战前动员”,从国外讲到国内,总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可他总是那句话:“没啥说的,下地干活吧!”说着,他在前面领着我们就往地里走。人家黄棉袄都留在家里开会,那时的会很多。何连长不爱开会,也不会开会。其实我们这些知青非常喜欢开会,能靠在行李上一半清醒一半睡地听别人念报纸,和现在住在星级宾馆的感受差不多。因为很少开会,我们对何连长颇有微词。

何连长干活是把好手。地里的活没有他不会的。别看他个子小,力气大得很,二百多斤的麻袋,往肩上一扔,噌噌地就上跳板。他最拿手的还是机务上的活。不管是拖拉机还是康拜因,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一旦趴了窝,他一捅咕,肯定突突地跑。连农学院毕业的郭技术员都服他,还正式向他拜了师。那年麦收时节,连着天天下雨,什么样的康拜因下地都陷进了泥里。上级发出了“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我们每天泥里割麦子,累得晚上爬不上炕。何连长和郭技术员他们一起研究,给康拜因穿上了“木鞋”,结果在泥地里照样收麦子。机械化代替了小镰刀,我们从苦难中解救了,连里的小麦也丰收了,而有的地方的小麦烂在了地里发了芽。但是何连长没受到表扬,因为他的作法不符合上头精神。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何连长真正出人头地是因为开会。那时上级布置对知识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连里要请人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们是个新建连队,全连只有一个老职工,是个姓栾的老头,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已被定为“苏特”嫌疑,关了“牛棚”。显然不能让他们忆苦了。再就是何连长岁数大了,又是贫农出身,他不忆苦谁忆苦!可他不愿意讲,说当时岁数小,已记不起什么事儿了。“黄棉袄”指导员说:“老何,讲不讲可是立场问题!”何连长只好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讲稿是我们这帮连队秀才的“作品”,“蓝本”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只不过地主的名字从周扒皮改成了李扒皮。经过我们的辅导,何连长基本能把讲稿背下来了,虽然有些结结巴巴,但更显得真实。

开忆苦会那天,连队大食堂只点了一支煤油灯,我们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忆苦歌。何连长还没讲,大家已是哭声一片了。营部给我们连队送家信和报纸的汽车已经半个月没来了,大家都有些想家。平日谁一哭就批谁“小资情调”。现在有了合法大哭的时候,谁也不肯坐失良机。到何连长痛说家史时,全连已是号淘大哭了。接着又吃忆苦饭,基本原料是从猪舍整来的,又掺了些野菜,真是难以下咽,大家哭声更高。最后全连哭得一塌糊涂。指导员说,这是我们连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会后,我给报社写了一篇稿:《何大爷痛说家史动人心,众战士铁心务农爱边疆》。何连长这下子出了名,远近的各连队都请他去作报告。我也因写这篇小稿成了脱产干部――每天不下地干活,躲在连部写稿。

后来何连长还是出事了。上级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何连长的小片荒被指导员发现了,还有何大娘的鸡窝……指导员亲自指挥,用拖拉机把还长着青菜的小片荒毁了,把正在下蛋的鸡也掐死了。那一天全连有许多人掉泪了。其实连长的小片荒是连队食堂的小菜园。那时我们知青中流传着一首民谣:“从北安到赵光,那个连队不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是喝汤映月亮。”可是我们连喝的汤飘着比肉还金贵的菜叶,那是何连长的小片荒生产的。吃何连长家属做的荷包蛋,是我们连病号的最高待遇。那鸡窝真是连着全战士的心啊!因为这件事连长被罢了官,下放到机务上干活。干什么活他都不在乎,他还是不愿意参加“天天读”,人家天天读,他去擦拖拉机。晚上他常躲在机务库和郭技术员喝酒,下酒菜是从山里采回的木耳蘸大酱。我还去蹭过几回。

指导员让我写一篇稿子――“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怎样变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我写了,不知为什么报社没登。指导员说我立场没转变,又让我下地干活了。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想起我的第一个上级。那年故地重游,我又回到了我下乡的地方。令人伤感的是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的连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开荒的土地上又长出了拳头粗的树木,也许这些土地就不该开垦。我打听何连长,有人说,早就退休了,在场部开了一家小旅店。

我又回到了场部,借着昏暗的灯光一家家地打听,终于在十字街的一栋新砖房里找到了他,头发全白了,满脸的皱纹,使他的眉眼都抹糊了。小店很冷清,没有一个客人。他正坐在小桌旁喝酒,有些醉眼朦胧。我把在场部商店买的四瓶酒往他面前一放,他楞楞地瞅着,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了。还是他老伴认出了我。“听说你当了大官,还想着我们!”何连长紧紧拉住我的手。我说,不是什么大官,还干写稿子的活。他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定让我喝酒。他望着我,嘴唇颤抖着,用手擦着混浊的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他说:“你不笑话我吧?我开这个小店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农场劳保工资不能及时开,我不能拖累孩子。”我说,这有什么,市长退休了还办公司做买卖呢!

第二天,他顶着雨到招待所来送我,给我带来两包木耳。他说,这是他自己上山采的,不是人工栽培的,味道正。看到场里领导要宴请我,他马上走了。我定定地看着他在雨中的背影,快70的人了,背还没有驼,大概是因为他个子小吧!

回到哈尔滨第二天,我用何连长给的木耳给全家做了一大盘木耳炒肉。儿子吃了一口说:“没有什么特殊好吃的味!”

我楞怔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朗诵提示:真情回忆,语调平缓,要读出其中幽默感。音乐不必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