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已写了一百多个，就是没写到参加珍宝岛战斗的知青英雄，真是有些遗憾。当年兵团曾组织了一个担架营参战，有人还立了战功。如今他们在那里？我到处寻找。路过上海时，听说在上海市政协当保卫处处长的邬新华上过珍宝岛参战。我眼睛一亮，前去采访。英雄近在咫尺了，我很兴奋。
政协大楼清雅安静，邬新华把我领到咖啡厅，这里是各界人士聊天谈心的地方，我们却要在这里谈论战争。我说：“你上过珍宝岛，打过仗，当过英雄？”他忙说：“我可不是英雄，我是1970年1月28日进入珍宝岛战区的，是准备大打的，可这之后再没打起来。”
我说：“你总算到了战区，那要比我二十年后上珍宝岛旅游强，还是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总能给我寻找英雄提供点线索吧。”盛情难却，邬新华从头说起，就着咖啡淡淡的清香，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是1969年9月15日从20团粮库调到武装值班连队报到的，驻扎在蛤蟆通水库的山坡上，这里离珍宝岛只有70公里。当年的3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正常巡逻时，受到武装入侵的苏联军人的袭击，我国军队被迫还击，双方都有伤亡。3月15日，在岛上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战斗。于是这零点七平方公里的小岛举世瞩目，中苏双方部队都向珍宝岛集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作为第二梯队的兵团战士做好了随时上前线的准备。我们就是其中离前线最近的一支队伍，经过三个的的武装训练，我们学会了使用冲锋枪、“六0”炮和“四0”火箭筒，我是炮排的瞄准手，还学会了目测目标。我们还训练了独立野外生活能力，比如看一棵独立的树就能判断方向：通常南面的的技叶繁茂，树皮光滑，树桩上年龄较稀；北面的树叶少，树皮粗而黑，长青苔，树桩的年轮较密。
到12月命令下来了，我们就要上前线了。大家奉命把自己的东西精简装箱，贴上封条写好地址，如果牺牲了，就把东西给你家寄回去。我把自己所谓值钱的东西，床单什么的，打个包交给同学汪殿云保管。当时完全就是准备和敌人殊死博战的情绪和气氛，这时我们深切感到了祖国在自己心中的份量，真有献身保国的精神，也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说到这儿，邬处长有点激动，他说当时下乡时，我本来可以到江西的，后来非到了黑龙江兵团，就是来准备打仗的。听说就要上前线了，当时我们真的不害怕，而是很兴奋。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情结。他又说--
“我们从蛤蟆通的驻地出发，途经雁窝岛、五林洞，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最后来到珍宝岛地区，我们连驻守在离岛不远的无名高地上。虽然离珍宝岛上的第一次交战已经有半年时间了，然而此地，乃至纵深数十公里的腹地，都还笼罩在紧张的战争状态。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构筑珍宝岛战区的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友军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加浓炮连，炮口对着准正前方百花山和老爷岭之间的开阔地带。
一到驻地我们就砍树支帐蓬，用5厘米粗的小桦木杆排列成床铺，用旧汽油筒当炉子，然后就生火作饭。已经有过在连队生活经验的我们，不到半天，一切都安排就绪了。”
“我们进入珍宝岛地区时，已经进入严冬季节，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暴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这时乌苏里江结冰封冻，对方的坦克、装甲车才能开过江面。当时除了敌情，严寒本身对我们也是严重的考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我们徒步走在没膝深的积雪中，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力气。如果赶上刮‘烟炮’时，狂暴的西北风呼呼地怒吼，卷起漫天的飞雪，没头没脑地扑过来，相隔数米都看不见人，再厚的棉大衣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一班岗站下来，满头满脸的霜雪。在外面赤手根本不能碰任何铁器，一碰就粘住，使劲一扯，就会撕掉一层皮，我们许多人尝到了这痛苦的滋味。”
对邬新华来说，最难忘的是他奉命参加了布设防坦克地雷的任务。春节前，上级根据天气预报，判定次日有大雪，即命令新华所在连参加此项行动，以阻止苏军坦克群突破我军防线，长驱直入。地雷装在箱子里，有的一箱装二个，专炸重型坦克的；有的一箱装三个，是炸轻型坦克的，每箱七十几斤。兵团战士的任务就是隐蔽地将地雷搬到指定的地点。由工兵去埋设。
那天午后，新华和战友们每人带着着两个馒头出发了，卡车先把他们运送到深山密林里的战备公路的尽头。他们又踏着积雪走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很冷，他们一个个都累得满脸流汗。快天黑时，他们到达了地雷囤积处，开始了蚂蚁搬骨头一样的运送地雷的行动。他们一人扛一箱地雷，一步挪一步地跟着前面战友的脚印，在雪地上向前移动，没走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地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翻过第三个山头，面前一片开阔地。这时阵阵寒风吹来，山上的风很硬，他们不禁打着寒噤。目的地到了，他们放下背着的地雷箱，然后返回去再搬。到返回第三趟时，大家又累又饿又冷。这时才想起去吃馒头，取出来一看，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了，他们像“啃刨冰”一样一点点地啃了，把啃下的馒头渣在嘴里化了，再慢慢咽下去。
虽然吃了点东西，身上有了点力气，但路还是变得更远更难走了。每迈出一步都觉得脚像灌了铅一样，一点也不听使唤。不知谁累中生智，把绑腿解下来，栓在地雷箱上拉着走，下山时把地雷箱顺坡滑下去。可精疲力竭的邬新华还是循规蹈矩地扛着地雷箱走到底。准备埋地雷的部队发现了知青们的发明，急忙阻隔止：“停下！危险！你们不要命了！”他们说这种地雷威力很大，一旦激烈冲撞就可能爆炸，会造成巨大的伤亡。战友又都像邬新华一样扛起箱走了。
这时夜幕降临，林子里漆黑一片，登上山坡后，他们发现对岸灯火星星点点，那是苏联的村落，那里夜晚和黎明一样静悄悄。他们正在欣赏异国的夜景，突然对岸的探照灯扫过来，正在埋地雷的部队战士马上对他们喊：“卧倒！”大家一下子都爬在雪地里，雪沫立刻从领口、袖口、裤腿灌进衣服里，冷得浑身发抖。这时探照灯灯还在他们的头上晃动。这时大家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是战场，和平还属于未来。完成了任务的的兵团战士慢慢从前沿撤下来，第二天凌晨四五点，他们终于喝到了后方送来了滚烫的姜汤，已经冻僵的身体活跃起来，他们笑迎温暖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老邬动情地说，只有经历严寒的人才知道温暖的宝贵，只有经历战争的人才知道和平的重要。我说，对于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人，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老邬他们连在珍宝岛驻扎了半年，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总理柯希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会谈，中功边境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再说乌苏里河也解冻了，苏军的坦克也过不来了。这样他们就从前线撤回蛤蟆水库，这之后，他还参加过兵团钢厂的建设，还打过山火，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1971年入党后，他又被派到一个连队当指导员，1979年返城到父亲所在的光明玻璃制品厂当了工人，后来被调到机关工作，又被选到市政协干保卫工作，也算和当年上过战场经历过考验有点关系吧。
邬新华看我寻找珍宝岛知青英雄的急切心情，便对我说，我们近邻的21团最早组织担架队参战的，你不仿找他们团的知青问一问。我首先想到了黄海，这位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生先下乡到21团，后来调到师报道组工作，当时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我们也算一个战壕的战友，我打电话去问：
“珍宝岛打仗时，你们团组织担架劳上岛参战，你知道吗？”
“我就是担架营成员。”
“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找了两年！”
“有什么好说的，当时参加担架营的有四五百人。我有什么可说的。”
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没想到英雄还是个熟人。这位商务部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在中央党校讲课时口若悬河，回答记者问题口吐莲花，可说起自己来，竟吞吞吐吐。还是看在老朋友份上，他还是做如下交待--
“3月2日，珍宝岛打响后，日紧一日的战情让我们热血热血沸腾，我们这帮知青纷纷要求参战。3月8日，上级命令我们21团迅速组织担架营，赴前线参战，只两个小时，就有5000人报名参战，决心书、保证书纷纷扬扬，不少人写了血书。我们这帮知青更是激动万分，都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没有老婆孩子，无牵无挂。不让我们上战场，让谁上！经过挑选之后，一个由知青为主体的450人的担架营组织起来了，第二天便开赴前线。临行前，各连队都开了欢送会，女知青为我们戴上大红花，没能入选的哥们为我们举杯敬酒，不会渴酒的我们也开怀畅饮，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到了前线之后，上级交给兵团担架营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抢救员。开头几天，前线无战事，但他们也能感觉出战前的一种寂静。大家有些坐立不安了，恨不得决战的一刻立即就到。夜晚，单薄的帐蓬根本挡不住零下30度的严寒，他们都彻夜难眠。黄海和大家一样也写了入党申请书，还留下下遗言；“一旦光荣牺牲，把自己下个月的全部工资32元（因为本月工资已经全部吃光），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现在看来好像是笑谈，黄海说，当时他们都是很郑重的，已经作好了慷慨赴死的一切准备。当然也不都是悲壮的事。附近部队野战医院里的一些从城市入伍的小护士、卫生员，经常跑到他们这里认“老乡”，说不上是它乡遇故知，还是因为在前线，听到口音一样，倍感亲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有空也搞军民联欢，正牌部队喊：“兵团大哥来一个！”兵团的这帮小伙子，一色的光头，这样一旦受伤，包扎方便。他们高声大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声音宏亮雄壮，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黄海说，那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接着说：
“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3月15日清晨，苏联边防部队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再次向珍宝岛发动进攻。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赶到前沿阵地待发。我们趴在乌苏里江边的灌木丛中，几十米外的珍宝岛上正进行激烈的战斗，机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飞过，炮弹不断地在四周爆炸，泥土和雪花四溅。这时传来了上岛送弹药的命令。我们一跃而起，扛着三十几斤重的炮弹，冲向珍宝岛。飞来的炮弹呼啸着凄厉刺耳，震人心魄。我们都卧倒隐蔽，后来听撤下来的伤员说，阵地上的炮弹不多了，我说不清心里涌动着一种什么情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明明听着炮弹在头上飞，也顾不得卧倒隐蔽了。同伴们都一个个地冲上去。”
越过乌苏里江后，炮火更猛烈了。巨大的气浪、飞溅的土块不断冲击过来，密集的子弹呼呼地在他们的身旁飞过。冰面坎坷，肩上的炮弹也越来越沉重，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扔下炮弹。
黄海说，当时豪言壮语也忘光了，只是咬着牙向前、向前，直到把炮弹送给炮兵，接着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安全撤下来。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黄海所在的担架营涌现不少动人的事迹。北京知青杨一平双脚严重冻伤，但他把棉衣脱给了伤员，自己冒着严寒硬是在雪地里趴了几个小时。北京知青朱波在指挥员不到位的特殊情况下，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担当了指挥任务。北京知青陈放等人在护送伤员时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跪在担架旁，用自己的身体筑成了一道血肉之墙。这个获救的伤员就是后来的战斗英雄冷鹏飞。
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的朋友黄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作为一个业余报道员他写的战地通讯《红心谱成忠字曲 赤胆写就反修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参上。文中有这样的话：“为了祖国永远红，为了乌苏里江两岸同样红，就是死在反修前线，我也心甘情愿！”尽管这些语言还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也看出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的一片忠贞。
从战场下来后，黄海就被调到21团报道组，后来又被调到三师报道组，他是公认的北大荒知青中最有思想也最有文字能力的人之一。这正是他后来被调到中央机关并担负要职的基础。
我请黄海帮我打听当年立功的杨一平、朱波等人的下落，并转达一个老知青对他们的敬意。
我寻找珍宝岛的知青英雄的行动也可以结束了。我想，那些在关健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祖国民族的利益面牺牲自己一切的人，都是我们敬重的英雄，他们是党和人民最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在说，我们渴望和平，如果有一天侵略者又一次把战争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话，我们还会拿起武器重上战场。
这之后，我接到黄海的手机留言：“宏图：珍宝岛二等功臣杨一平现为北京市环保局高级工程师，三等功臣朱波原任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部门经理，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