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们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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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让我们荡起双桨(2)

他是知青中的老大哥,人家都成双成对的,他还是个“王老五”。宣传队(原文工团)的刘指导员对他说:“你都二十七八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看上了谁,我给你去说。”陈恒只是笑笑,其实他心有所向,但不知人家有没有这个意思。基建连有个69届的北京小姑娘叫王东花,在小学校当老师,常来找陈恒学五线谱和乐理。她很聪明、热情,对陈老师很崇拜。经过陈恒的精心指导,东花进步很快,后来当上了音乐老师。有一天,刘指导员给他送来了一张电影票,让他一定去看。进了俱乐部,他竟和王东花挨着,他明白了领导的用意。电影叫什么名,老陈当时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刁小三当时就琢磨怎么“抢人”了。

看完电影,陈恒约东花在夜色中散步。走了半天,她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他们走到十字路口的几个高压线的电缆滚子下,陈恒停住了脚步对东花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跟继父生活,他家很穷。”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要想处朋友必须先交待自己的家庭背景。当时东花小声地说:“我得写信问问我爸。”陈恒看出来了,她同意了,还要征求家里的意见。

陈恒苦等了一个多月,东花的父亲终于来信了,没想到东花的爸爸,那位朴实的木匠坚决反对女儿嫁给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大概怕影响女儿一生的前途,甚至可能影响他出国施工--他在一个国营公司工作,经常有出国施工的机会,工人们都想安排自己,而出国政审,要查祖宗三代的。老木匠给东花写了信,还给她的指导员写了信,坚决不许女儿和陈恒搞对象,信中还说了“他癞蛤蟆要吃天鹅肉”的话。

在掌声中长大的陈恒,这一次自尊心大伤,他和未来的岳父较上了劲,他发誓,我非东花不娶。过去都是东花跑到他这儿学音乐,这之后,他往基建连小学校跑得更勤了,他和东花总有说不完的话,夜深人静时,从那小屋传出的歌声和笑声让战友们羡慕。不巧,这时连里发生了“大案”--副连长在厕所里发现了避孕套,陈恒成了主要怀疑对象。连队干部很严肃地找他谈话,可他咬得很死:“我虽然爱东花,但决没干过格的事。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检查!”连里又找东花谈,领导说,如果不交待问题就要把她从教师队伍中开除。她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哭,领导说,你还要不要前途了?最后她只得承认和陈恒发生了“男女关系”问题,其实当时她并不明白“男女关系”和“性关系”的区别。

领导又找陈恒谈话:“王东花都承认了,你还硬挺着?”当时老陈很生东花的气,怎么能自毁声誉!转念一想,我不如“将计就计”,你父亲不是反对我们结婚吗?这回“生米做成了熟饭”,看你怎么办!最后陈恒也“招了”,承认自己和东花“发生了关系”并一再说:“她年纪小不懂事,责任由我负!”

上级为了杀一儆百,还是给陈恒一个团内警告处分,被下放到基建连的采石场改造。那位老木匠后悔莫及,马上来信同意他们结婚,1971年元旦,他们在团里办了登记手续。全团知青大悦--“刁小三就是行,还把那朵花抢到手了!”他们之中还有另一种传说“是刁小三先招的,这是他的一计!”其实谁先招的无所谓,反正他们是夫妻了。

在那个残雪未退的春天,东花跟着陈恒上山了,正好大山里的采石场有几个孩子没法上学,连里派东花去办了个小学,又当校长又当老师。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陈恒还唱了起来:“歌声飞遍平原山岗,万顷麦翻金浪……”可惜那山上只出石头,不能种麦子。陈恒的任务就是采石头。开山放炮,抡锤砸石,对于一个文弱书生来说,是十分艰苦的劳动,更和音乐创作不搭界。但陈恒很快乐,因为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化雪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房,从山中采下松树为梁,板加泥为墙,房上盖草为顶,屋里的家具,那是老陈的手艺。他们还在门前开了一片园田,种菜种花,种瓜种豆,菜绿花红,藤蔓爬上蓠芭,花香飘满山间。那时陈恒白日山上炼筋骨,晚上灯下话桑麻。他们的小家时有歌声琴声相伴,精茶淡饭也香甜。那一年冬天,他们的儿子也在大山里出生,陈恒给他起名“南南”,纪念父母下乡的地方“南横林子”,也纪念孩子和他们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

一年后,陈恒又被调回团宣传队,领导不可能让一位音乐天才打一辈子石头。东花也跟着回到团部当老师。下山的时候,陈恒更是一路奔跑一路歌了。有了更深厚的生活积累,陈恒创作的东西更厚重了。可惜兵团已转为农场,宣传队也面临解体。陈恒随新来的场党委书记下连蹲点,他边劳动边创作节目,连队的战斗口号他都能谱成歌,教给大家唱。他领着两个宣传队的小学员自编节目,还搞了一次演出。也许老陈的作用让党委书记感动了,他不但没解散宣传队,还让老陈当上了管业务的队长。

这时随着知青的大返城,宣传队的许多骨干都走了,陈恒又带出了一批农场子弟,能吹能唱能编能导的都有。1979年,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陈恒也和王东花一起返城了。这时,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奋斗了15年,他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他得到了什么?只有一顶残破的“知青”的帽子!一想到这儿,陈恒很伤感。

人才拥挤的京城并不缺少一个知青作曲家,34岁的陈恒坐在交道口街道办事处走廊的长椅上,他的胸中还不时涌出《兵团战士爱边疆》的旋律。但是激情并不能变成全家人的口粮,他需要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几个月后,热心的办事处的干部告诉他,交通局要招收司机,你可不能说自己34岁了。他兴高采烈去报了名,领回考试复习提纲,早上跑到北海公园的濠襥涧去背题。那里是当年皇帝钓鱼的地方,他考初中时就在那儿背的题,结果考上了区里最好的5中,这次他又考了最高分--98分,再加上他在兵团时就会开拖拉机,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成了北京长途汽车公司的一名司机。教学经验丰富的东花却因学历太低难以就业,后来以家属的身份也到了汽车公司,先当炊事员,又当上了售票员,一直干到退休。

曲折艰险的盘山公路,竟像五线谱一样优雅。陈恒开着大客车在上面奔驰,心里却一点涌不出音乐的旋律。全车的几十条性命,都握在他手上,每时每刻他都提心吊胆。他跑从密云到河北尉县这一段路,要过三道山、四道梁,路在云中飘,车在险中行。那时车况都不太好,在发生危险时,他们最后的一招是用车向内擦山,而不能向外翻到山涧里。多少次死里逃生,往事不堪回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车轮一样飞转,甩掉的都是烦恼。继父难以包容他们一家,借居在岳父单位的又小又破的旧房里,东花总是和他吵架,都是些小事,这满地鸡毛的日子,真不如当时住在大山里舒坦。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的日子越过越难。开了十年的大客车,还当过车队的副队长,他竟没有分到一间房。那时,连一间房都挣不来的男人,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

还好孩子在苦难中长大了,他们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老陈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东花,可他又没有能力满足她。他只好解放了她,也解放了自己。有时羁留在外地的小客栈,无聊中陈恒也拉起二胡,都是《江河水》和《病中吟》这样忧伤的曲子。刚进山当司机时,他还写过诗,给郭小林送去,后来无诗意的生活,让他失去了诗情,也停止了歌声。

后来老陈又调到了一个国营汽车公司,又开了十年出租车,房子还是没有分到,生活也不如意。和东花离婚后曾和一位医生结婚,感情很好可又离了,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私建的房子--女方有房子,他就没有留下私建房的理由。北京的高楼大厦比雨后的蘑菇还多,可没有一处他的安身之处,他自己动手在二环外的一个大杂院盖了一间,只为动迁时能得到照顾。一个把青春扔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回到北京又奋斗了二十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兜里的票子也少得可怜。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在艰难中长大的南南很有出息,在一家大公司当白领,已结婚成家,日子过得不错。这个北大荒老知青的孩子,还算享受到了父辈创造的幸福。

那一代老知青,他们没有时间叹息,甚至不会抱怨。他们付出很多,但那是为了理想,燃烧的青春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生命火炬。点着了自己,照亮了大地。在58岁时,陈恒决定要上音乐学院读书。这是他一生的夙愿,还因为他经常想起两个人的话,一是总政的冉红大姐,她说:“你的声音条件真好,应该学声乐。”还有指挥家秋里说:“你合声还有问题,有机会应该学一学。”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考取了2002届中国音乐学院成教部的音乐教育专业,全班16个同学,多数是专业演员或音乐老师,只有他一个出租司机,自然年纪也是最大。三年的时间,每一个晚上和双休日的白天,满身劳累和风尘的他把出租车停在学院门口,然后走进天籁之声,走进让他最快乐和幸福的艺术天堂。他像树林中的鸟儿一样尽情歌唱,他像蓝天上的天使一样自由地飞翔。

三年后,当他拿到毕业证书时,竟热泪满面。那天他开着出租车沿着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奔跑,他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舒畅和快乐过!

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恒又回到了他热爱的音乐世界,在“九三”合唱团、“金色时光”合唱团、“金辉”男声合唱团、“手拉手”合唱团都有他的位置,他有时领唱,有时指挥,有时还作曲。陈恒说,当自己穿上一身黑色的燕尾服,站在灯光灿烂的舞台上,随着钢琴的旋律,发出自己的肺腑之声时,他感到一种最高的尊严和幸福,一切苦难和烦恼都化为乌有。

特别令他高兴的是,当年那位领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小姑娘刘惠芳竟和自己一起站在合唱台上。

当然,老陈和刘惠芳已不再是花朵,而成了老枝。他们为共和国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可是他们仍然年轻,那老枝上又绽出新的花蕾。陈恒从他的书包里为我拿出他作词作曲的新歌《北京,你好!》对着曲谱他深情地唱了起来。他让我流泪了,真是因为他过去和现在,对祖国爱的都是那样深沉--

“我迎着太阳,迎着春风,

快乐地向前跑!

我穿过花园,穿过楼宇,穿过林阴道,

工地上塔吊雄伟高耸入云宵,

北京你挥着汗水向我微笑,

北京,你好!北京,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