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认为，英国文化在香港的弥漫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耻辱，于是刺刀式的日本文化进入香港，一时间，日本国旗、日本国歌、日语、日本音乐、日本电影、日本节假日，甚至日本化的街名、店名、标记、路牌、交通标志……充斥大街小巷；弥敦道成了香取通，红瑚区成了山下区，皇后大道成了明治通……连九龙的半岛酒店都成了松本大酒店。在香港除了英文版的日军官方喉舌《香港日报》例外得以照常刊行，其余各家报纸均以停刊，日军扬言英国文化在香港不复存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香港沦陷之初，日军便开始了疯狂行动。有一天，日军宪兵突然冲入一家商办报纸《东亚晚报》编辑部，伺机逮捕一首打油诗的作者，这首诗是小说家林沈撰写的，他只是劝居民养狗者从速去登记，而诗中的养蛇一词却被日本宪兵认为影射日军为蛇，旋将其逮捕拘留于香港岛中区宪兵部长达两个月之久，受尽凌辱。
粤剧编剧家唐涤生当时替华南明星剧团工作，也因剧本《王佐断臂》被视为有抗日嫌疑而遭逮捕，并对其严刑毒打。
歌星李少芳因唱了一首《光荣何价》的歌曲，被日本宪兵认为四个字有诋毁日本之意。日军把她和仅4个月的儿子一起逮起来，在狱中折磨了9个月，多次险遭日本人的强奸。
日军在香港的暴行激起了香港各阶层民众强烈的反抗意识，香港文化界人士在反抗日军的斗争中一反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他们像幽灵一般活跃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使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老人们也坚强起来，甚至成为反对法西斯的战士。在对付日军的斗争中，这些知识分子日渐成熟起来，他们不断向港人宣传斗争才是唯一出路的思想，使整个香港，成为日军日渐头痛的热馒头。
英军服务团便是几个香港大学的教师组成的抗日团体。香港沦陷后，香港大学有许多教师被捕，关在深水涉日军战俘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教师们饱受了日军的蹂躏摧残，他们决定利用一切机会逃出去，再同这些野兽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一天夜里，他们中的四位教师终于越狱成功，他们翻山越岭。通过西贡海岸抵达大鹏湾海岸，经惠州到了曲江（今韶关，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从此，在抗日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英军服务团。该组织的首领叫赖廉士，原本的专业是生理学，在集中营里，赖廉士深刻的意识到，人类一天不消除日寇这个肿瘤，世界这个肌体便永无幸福可言，从此他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专业，在曲江开创了这个新的军事组织，他的计划得到了英军驻华使馆、英军驻华军事团、英军驻印度总部乃至蒋介石的支持。从此，赖廉士带领他的英军服务团，一面搜罗情报，从打击小股日军入手，一面营救战俘，把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送到抗日主力手中。他们用自己学过的知识，研制攻击性强的武器，神出鬼没，打得日军嗷嗷直叫。
与此同时，香港市民也开始同日军抗争了，面对日军可恶的敲门声，大家事先约定，如果日军深夜时分再来居民区找花姑娘时，这户居民不但不予理睬，而且还要制造出各种声响，让邻居们听到。邻居立即拿出铜锣和面盆进行敲击，一会儿，全街的居民都会响应，敲击之声铺天盖地，直把那些找花姑娘的日军吓得胆战心惊不敢肇事方才作罢。
只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港人这种消极的方法显得太脆弱太苍白了，他们只能用漫骂，或者用日本的膏药旗剪成小孩的开裆裤等方式发泄内心的苦闷与无助，一切消极的发泄只能换来日军更凶残的镇压。
一时间，香港一片腥风血雨。在路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惨景，死者通常几分钟内被人抢掠一空，有的倒毙者身上则有一张纸条，上写自己收尸，这几个字其实是亲友写的，只是他们一时无力运回亲人的尸体，又怕亲人被收尸人员运走，只好留下便条，回去找人。
周围环境如此恶劣，香港文化人的处境日益艰难。要走出阴影，重新进行战斗，还是束手待毙？不少文化人不得不把这个严峻的问题提出来，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转给党中央。
廖承志其实早已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当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廖承志决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
以经营荼叶的粤华公司实际上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室内，群贤毕至。到会的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东江纵队政委尹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夏衍、刘少文等。另外，香港九龙两地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也都已聚集这里。
夏衍、乔冠华分别向大家介绍了目前港九的情况，之后，这些文化人开始讨论，各抒己见，室内乱哄哄的，却无人理出头绪来。正在众说纷纭之际，廖承志站起身来，他说：关于太平洋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同志曾多次指示我们要作好准备。仅昨天他就连续两次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将因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抢救出来。廖承志停顿一下，继续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在九龙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迅速转移到香港来，已在香港的同志须立即易居乔装，隐蔽待机，等候撤退香港的通知。
廖承志处变不惊的话语，给全场的人们以极大的信心，他们静静的听廖承志布置具体任务，看来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方案早已在他心中酝酿很久了。
散会前，瘳承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告诉文化界的朋友们，请大家各自珍重自己的革命历史。在这场营救战斗中，东江纵队第三、五大队派曾鸿文、刘黑仔等为首的武工队进入香港，在新界等地组成抗日队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后称为港九独立大队。港九大队作为主要营救的掩护部队在香港地区潜伏下来。
由于九龙近邻广东东江纵队活动区，加上香港十分拥挤居住不便，因此皖南事变后大部分疏散来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都在九龙居住。其中有《大众生活》杂志的邹韬奋、《华商报》的范长江、《光明报》的萨空，以及张铁生、高士其、骆宾基、司徒慧敏、于伶、金山等。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也在此居住。所以，营救九龙地区的文化人便成为最为艰巨的任务。
负责该地区营救工作的是乔冠华。乔冠华临危负重，不敢懈怠，他查清楚从九龙到香港的重重关卡，决定另辟蹊径。
在他和叶以群等人紧张而周密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被通知到的人，坐上雇用的小汽艇或舢板抵达香港岛。
随后，廖承志、潘汉年、乔冠华又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有组织地安排了近百名危在旦夕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悄然离港。港九大队克服重重困难，又在这场大营救中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还抢救出了一批日军囚禁在香港的国际友人，他们的功绩，在1944年7月出版的《美亚美杂志》上就可略见一斑，杂志上有《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支游击队的真实力量直到香港沦陷以后，很多中外人士都由他们的有效战斗，才能从日军集中营逃出来到达安全地方，才为人们所注意……
1942年1月，大批文化人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了这座风雨飘摇的城市，回想在这里短短几年的辉煌与壮烈，一个个文化人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们深深感激着这个东方明珠之城，在袓国炮火连天的时候，她以无私的胸怀容纳了他们，使他们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同敌人斗争的阵地，现在，她在硝烟中失去了美丽的容颜，面对日益憔悴的香港，他们又要悄然离开，想想那些正受煎熬的可爱的港民，想想至今灾难深重的祖国，这些文化人默默的擦干泪水，乘着小船在大海的颠簸中前行，泪眼朦胧中回望香港，它的身影如一个慌恐无助的老人。
别了，香港！我们会回来的！无数文化人，民主人士在心底涌出一个声音，那声音和着涛声，久久不绝。
艾德礼唱起了主角
1945年8月24日凌晨。南中国海。
此时的海水是滚烫的。打了数年海战，这里早已成了各国舰船的墓地。美国、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舰船在这里相互角逐，总是以自己的利益校对发射诸元。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海军似乎唱了主角，在一段时间里，它以自己坚硬的牙齿，使得对手退壁三舍。但是，这个孤傲而又孤立的海上噬血怪物终于被对手击败，折戟沉沙，淹没在大海深处。日本投降了，战败了。英国人又要回来了。
早在几天前，停泊在新加坡的英国航空母舰不屈号就接到了准备驶入香港海面的命令。
命令来自伦敦。来自刚在大选中获胜的艾德礼首相的内阁政府。
艾德礼首相是个真正的胜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受益者。他所在的工党一举击败了丘吉尔的保守党，把丘吉尔胸前佩戴的民族主义的英雄徽章扔到了伦敦最龌龊的下水道。其结果是：英国胜利了，而领导这场战斗的丘吉尔却下台了。丘吉尔退回他的庄园，消化他的耻辱去了。艾德礼唱起了主角。在英国没有丘吉尔的日子里，他竭力树立自己的形象，以消除丘吉尔在英国民众中深刻的影响。
丘吉尔对香港问题是强硬的，他的殖民主义立场曾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等人的抨击，但却被狭隘的英国人看作维护国家利益的英雄。丘吉尔曾对蒋介石说，要想从我手中夺回香港，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诸如此类的话曾被英国人四下传扬，使丘吉尔增色不少。
艾德礼没有丘吉尔那枚英雄徽章，也没有他那样的非凡经历，但他是训练有素的政治家，他既然能在英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政府里取得胜利，就一定会知晓如何去赢得民心。
果然，艾德礼模仿丘吉尔的腔调对蒋介石说，在我的任期内，不要想得到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在获悉这一消息的当天，艾德礼就召集内阁负责远东事务的臣僚们研究香港问题。经过一系列紧张谋划，艾德礼立即命令太平洋舰队即刻启程，向东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