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和谐团队
3396300000043

第43章 要做武二郎(1)

——团队亲和力的塑造

中层管理人员成事在公平,不但对左右要公平,对上下也要公平。对下属求全责备难做中层。要大胆用人,举人过己,善于提拔人才。仅仅悦上不能服下。爱护你的追随者,协调自己的副手,分门别类使用人才。部属既然经过考验,就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便是量才而膝之后即宜专信不疑,否则“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级管理者的信任,他就无法施展才能了”。

成事在公平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众人心理平衡、平顺,全靠管理者能持之以公;进而天下太平、平安,也靠管理者能秉公办事。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成事在于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

张南轩说:“从政需要公平心。心不公平,好事也会办成坏事。”

让人觉得公平,首先在于平其人之气,平其人之情。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就在于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我的心像一杆秤,不为他人所轻重。”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样评论诸葛亮:“为政开诚布公,公正尽忠。对时世有用的人,就是仇人也奖赏;违犯法令、怠慢国家的人,就是亲人也要诛杀。认罪后肯悔改的人,从轻处理;死不认错,还狡辩的人,虽轻重罚。善没有成绩不赏,恶没有坏果不贬。严刑峻法,天下却没有人怨恨,这就是他用心公平正直的结果。诸葛亮堪称治世的良才,能力与管仲、萧何在伯仲之间。”

马谡同魏国大将军张邵在街亭作战,他由于违反诸葛亮的指挥,被张合大破蜀军。诸葛亮于是拿下马谡,把他杀了。他亲自祭奠,并且抚养他的孩子,对待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蒋琬说:“现在天下没有安定,而你杀了有智有谋之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哭着说:“孙武能够取胜天下,是因为他用法公正。现在四海分裂,战争刚开始,如果废除了军法,用什么讨伐敌人呢?”

当初诸葛亮认为马谡才智权术超过常人,对他非常器重。刘备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诸葛亮没当成一回事,任马谡为参军。到现在把他杀了,人们都说,马谡是丞相平时熟知的人,到他打败仗,流泪把他杀了,而且抚恤他的后代,真是为政没有私心啊。

张释之在西汉文帝时官任延尉,典掌刑狱。有一次,文帝车骑出行中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吓了皇帝所乘的舆马。文帝当即命令侍从骑士逮捕此人,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受理此案,犯人供称自己是本县人,行至此地,闻听皇上驾到,过往人众禁止通行,便藏于此桥下。时已至久,以为车骑已过,刚出来就撞上了皇帝的车骑,便匆忙跑开,廷尉依律定罪,奏报皇上:“一人违禁,罚金四两。”文帝大怒,认为此人惊吓车马,几乎伤了自己,廷尉只判罚金,这是轻君重民。张释之则据理力争:“法律是天子与臣民共同遵守的,依法所定就是罚金,如果重判,则使民不信法。若当即将此人诛杀,也就罢了。既交付廷尉审理,则当依法定罪。廷尉本身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廷尉不公,天下执法者就会轻重法令,百姓将手足无措。望陛下慎察。”文帝权衡利弊,诚服称赞道:“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人为万物之灵,最富情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疏之别,又有朋仇之差。这种差别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引之于法,徇私枉法,就难免受众矢之的了。诸葛亮等人深明大义,理智处事,情怨是情怨,公法是公法。能如此,确实是至高无上。

当管理者的应该做到用“公理”去扑灭“强权”。如果.正义能战胜邪恶、真理能战胜谬误,美的能战胜丑的,何惧正气不能弘扬?

心理学家指出,没有人想成为无名之辈,几乎人人都希望被看成一个重要的人。然而,在今天这个机械化、集团化的社会中,一个人常常是办公室里的某个装备或某个装备的零部件。个性得不到表现,个人得不到重视,从而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为管理者,把你的每个下属都当作一位重要的大人物来看待,使每个人渴望被重视的心理得到满足,从而成为一种积极工作的推动力,甘心为你效力。

求全责备难管理

追求完人,不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反倒激化管理者和下属之间的矛盾,使彼此处于对立状,其结局是管理者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

《宋名臣言行录》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做人如果苛刻过分,就像水过于清澈而藏不了鱼一样,容易失去人缘。宋太宗时,有人私运官货,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太宗说:“对此,不可以过于认真,只须将那些做得过分、影响极坏的首恶分子惩办,如官船有挟私行为,只要他没有妨碍正常公务,就不必过分追究了。”

某机关上任的新官把三把火烧成燎原之势,大刀阔斧,撤换班底,推行改革。但因年轻气盛,不肯听他人意见,遭到抵制,整个管理成了他的独角戏。别人非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反而被他视为障碍。最终曲终人散,挂印走人了。由此可见,做管理者有时也应注意管理的策略。

做官最常见的毛病是喜欢求全责备,表现为对人要求过严,希图“完美”,容不得别人半点缺点,见人一“短”,即不及其余,横加指责,不予任用。求全责备常会压抑人的工作积极性,阻碍人的智能的充分发挥;它使人谨小慎微、不思进取;阻碍人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像力的发挥;它使工作人员缺乏活力,“死水一潭”,缺乏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它造成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的极大浪费,因为,任何人总是有短处,甚至是有错误的,必受求全者的种种非难,因而使许多人难以得到启用。其实,水过于清,鱼就难以生存。同样道理,干部在判定一个人才时,如果拘泥于细枝末节,就不能找到堪当大任的有用之才。

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同级鲍叔牙对此深有感触。鲍叔牙和管仲一起做生意,管仲经常多分给自己钱;管仲三次参军作战,三次逃跑;鲍叔牙与管仲办事,他也出过不中用的主意。但鲍叔牙以为,这都是小节,从总体上看,管仲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是个做大事的人才。齐桓公对管仲的认识,也是如此。齐桓公和他哥哥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用箭射伤过他。后来,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鲍叔牙推荐管仲为相,齐桓公不同意。但当鲍叔牙说明当初管仲用箭射他是各为其主,不应揪住不放时,便原谅了管仲的过失,而从总体着眼,任管仲为相,结果终生受益。

管理者常犯的错误是寻找“足赤之金”,结果往往因小节之失,丢弃了有用之才。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犯了许多这样的错误。他为人“端严精密”,但由此产生出一个弱点,凡事求全责备。他识人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追求完人,对那些有些毛病和不足,而又有一技之长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见其玉,或者弃之不用,或者使用但不放手。比如,魏延这个人物,有勇有谋,诸葛亮一直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怀疑他政治上有野心,用而不信,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急躁冒进”。还有一个刘封,是一员猛将,诸葛亮认为“刚猛难制”,劝刘备把他除掉了。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方法,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那就是人才空虚,他不但不能像刘备那样,武有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文有庞统、孔明等举世瞩目的高级智囊,就连一个称职的继承者都没有选拔出来。蒋碗、费祎、姜维,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倒被黄皓、谯周之流小人所制。西蜀后继乏人,终被人所灭。

早在诸葛亮之前的汉人任尚,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在任尚之前,班超久在西域,后来,朝廷召回班超,让戊己校尉任尚代替班超。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族之地多年。现在我来接替您的职务。我任重而学浅,请您多多指教。”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不是温顺的,都是犯了罪流放到这里的。这些外族人,怀着鸟兽之心,难以收抚。你的性子过于严厉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处理政事过于精细严苛,反而难以知道真情,也得不到下面的拥护。应当平和简易,对别人的小过失尽量宽容,只要把握住大的原则就行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里对他的亲朋说:“我还以为班超有多高的谋略呢?听他一说,也很平常。”

任尚在西域度过几个年头之后,西域反叛,班超的话得到了证实。

人才与普通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没有缺点,而在于缺点与优点相比,短处与长处相比,仅属于次要的。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要从大局总体着眼,只要大节信得过,小节则不必斤斤计较。

要举人过己

作为一名管理者,要想做到乐于用比自己强的人,就必须克服嫉贤妒能的心理。

有些人之所以不乐意用比自己强的人,除了怕这些人难以驾驭,担心彼此之间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工作会受到影响外,主要还是嫉贤妒能的心理在作怪,总以为自己是管理者,自然应该是佼佼者,各方面都应该比下属高上一筹。因此,遇上比自己能力强、本领大的人时,就萌生妒意,采取种种办法压制他们。

建安五年春,袁绍厉兵秣马,准备率十万大军攻伐曹操。

袁绍的谋臣田丰认为此举不足取,便对袁绍说:“现在徐州已破,曹操军队锐气大增,不可轻敌,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

袁绍头脑发昏,哪里肯听!

田丰再谏,袁绍发怒了:“汝等弄文轻武,使我失大义!”

田丰仍在劝戒袁绍:“若不听臣良言相劝,出师不利。”

袁绍大怒,将田丰投入大狱,率军出征。结果,官渡一战,袁绍被曹操杀得人仰马翻,大败而归。

这时,狱吏来见田丰说:“与君贺喜!”

田丰说:“何喜可贺?”

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

田丰很了解袁绍的为人,他笑着说:“吾今死矣。”

狱吏很吃惊:“人皆为君喜,君何言死也?”

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

袁绍回来,果然以谣言惑众的罪名将田丰杀了。

英国有个政治学家叫帕金森。他写了一本名叫《官场病》的书。其中谈到,官场上有一种通病:“自上而下奉行的是‘能级递减’,一流的找二流的当部属,二流的找三流的做下级,愚蠢的下属多多益善,精明的对手往往被拒之门外。”后来,这种病就被叫作“帕金森病”。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差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下属往往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听话”。当然,也有不患这种病的。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洛阳的庆功宴上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大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拎擒也。”

刘邦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全才,在很多方面不如自己的下级。他之所以能打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是因为重用了一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刘邦表现出了一个统帅最值得称道的品格和能力。

打天下如此,做其他事业也莫不如此。

被誉为美国钢铁工业之王的卡内基说过:“你可以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几年后,我仍将是钢铁大王。”

卡内基的话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企业家在管理思想上的一种反省,即他们认识到,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卡内基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这样一首短诗:

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

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下属能够各尽其才,各尽其能,为你的事业而奋斗,就必须敢于起用他们,让他们的才华,铸就你事业的辉煌。

善于提拔人才

是金子早晚要发光的。是个人才,他早晚要成气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既然如此,又何必阻碍他呢?不要怕他超过你,而要积极主动地帮助他超过你,一方面,你的下属看到你如此的人品,必然更加努力工作,以便有朝一日能超过你;另一方面,你的下属即使成了你的上级管理者,他为回报当年的知遇之恩自然也不会亏待你。

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和娄师德同时担任宰相。但狄仁杰总是想办法排挤娄师德,两人面和心不和。

有一天,武则天突然问狄仁杰:“我信任并提拔你,你可知道其中原因?”

狄仁杰答道:“我凭文才和品德受朝廷任用,不是平庸之辈,更不是靠别人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武则天沉思了一会儿,对狄仁杰说道:“其实,我原来并不了解你的情况,你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会得到朝廷的厚遇,全靠娄师德的推荐呀!”

随后,武则天命令卫兵取出一个竹箱,找出约十件关于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本,赐给了狄仁杰。

狄仁杰仔细地看完奏本,不由得满脸惭愧。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想办法排斥娄师德,甚至想把他赶出京城,没想到他却一直在皇上面前举荐自己。

想到这里,狄仁杰连忙跪在地上,惶恐地向武则天承认自己有罪。武则天并没有责备他,而是原谅了他。此后,狄仁杰抛弃了对娄师德的成见,二人共同辅佐武则天,将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

1661年,18岁的牛顿进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他的非凡智慧与才华很快引起了数学老师巴罗的注意。“怎么才能使这匹出类拔萃的千里马更快地登上科学高峰呢?”牛顿获得硕士学位后,巴罗多次这样思考。

如果为牛顿谋到一个讲座的位置,就可以使他的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是,眼下并没有“讲座”的空缺。于是,他毅然辞去了自己的教授职务,让比自己小33岁的牛顿接任。这一年,牛顿才26岁。

巴罗是位博学多才的知名学者,就连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都称赞他是“欧洲最优秀的学者”。

而他却放弃了待遇优厚的教授职务,使牛顿的天才大放光彩,不得不受人尊敬。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手到处都有。

在你的下属之中必然有“身怀绝技”的高手。只不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罢了。当你看出他是个人才时,你会怎么办?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他予以压制,永不让他翻身?还是积极主动向上级管理者举荐人才,使英雄有用武之地?

仅悦上不能服下

有些管理者喜欢培植自己的关系网,将亲信安排在各个要害部门,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事实上,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无异于自掘坟墓。

真正优秀的管理者无一例外的任人惟才,越是自己的至亲,越要严格要求。从不靠自己的关系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走什么捷径,而是让他们接受磨炼,凭借自己的才华,逐渐地成长起来。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组织上本来为他安排好了工作。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要求毛岸英再到农村去锻炼几年,向劳动群众努力学习,并耐心地做通了毛岸英的思想工作,使他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命令。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浪,无数热血青年穿上军装、扛起钢枪奔赴朝鲜战场。这时,毛泽东又萌发了让儿子上战场去接受考验的念头。最终,他把毛岸英送上了朝鲜战场,而毛岸英也把一腔热血全都洒在了朝鲜的大地上。

听到儿子阵亡的噩耗,毛泽东看上去似乎极为平静,只是淡淡地说:“他死得其所。”如此的胸怀会让任何一个人都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