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哲学社会学科的核心主题依然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西方思潮的引进总是马克思主义纲领之下加以具体阐释，那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思潮的引进则逐步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且开始创建新型的理论话语。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学科建制，西方思潮的引进与本土化实践相脱节。研究西方思想理论的人不研究中国本土理论，而研究中国本土理论的人则很少人关注西方思潮。在哲学学科方面，试图把西方当代理论思想与本土传统理论相结合，无疑有太大的难度，这牵涉到对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能全面把握，从而做到融会贯通的理解和运用。研究西学的限于学术功力基础，研究传统学术又囿于视野和胸怀。如果说西方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量融入中国传统学术，那么，西方的当代思想理论则很少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相结合。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的引进，开始摆脱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辅助注释之后，主要是以单纯引介的方式自成一格。但大量的当代思想理论却在文学界呈现出实践品格，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方的思想理论直接产生了与之相关的美学理论，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等，哲学思想理论的引进与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的引进同步，因而容易为文学界接受并直接吸取运用。其二，文学界对这些西方思想理论和美学理论的接受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虽然经常不无望文生义之嫌，但真正能形成有效的思想启示和知识更新的作用。例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本土化实践主要是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展开的就说明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美学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美学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现实主义通过强调“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本质规律”，从而建构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叙事。现实主义反映的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无疑是权威意识形态确认的本质规律，通过重述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虚构的历史叙事成为真实的历史本身。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使中国经典现实主义讲述的“真实的历史”变得可疑，权威意识形态处于变动之中，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体系也随之陷入危机。西方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同样切合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需要，这对现实主义体系构成直接冲击。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自五十年代左倾时期来自苏联，由此主导中国文学界近三十年之久，其固定模式急待突破，文学界也迫切寻求新的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论。文学界的理论变革因为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发生直接关联，而且有文学实践为依托，因而其变革来得更迅速和有效。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一直处在方法论变革的焦虑中，大部分人怀疑现有的文艺理论模式可以有效解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文学实践，在不可能触动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的前提下，方法论的变革成为创建新的理论体系的突破口。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方法论热”正说明文学理论的这种历史处境。
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方法论奇怪地从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寻求借鉴。林兴宅运用系统论和信息论研究鲁迅作品的论文曾引起轰动，并出现不少学术论文大量使用自然科学的图表公式的做法。这种看上去非常激进的方法论革命，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人们无法忍受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僵化，但又不可能在基本原理方面越雷池半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基本原理无涉，它看上去是纯粹的方法论实验。但这种方法不可能长久，实际上，方法论变革的成果并不足以推动当代理论发展。这些运用“新三论”的研究成果，除了带来方法论的短暂惊喜外，并无多少实质的突破。人文科学试图从自然科学移植方法显然不可能有多大奏效。毫无疑问，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革命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世界观，以及那种求知的探索精神对中国陈旧的人文科学体系具有强烈冲击的作用，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毕竟有着根本不同的命题和思维方式，其学科的目标也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只能对陈旧僵化的理论体系稍加触动，但那些基本观念和历史结论却不可能有任何触动。事实上，这一次的方法论像是一次天真的理论私奔，在随之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洗劫下，“新三论”一触即溃，甚至于销声匿迹。如果认为“新三论”的实验对当代理论的发展毫无作用那也有失公正，正是“新三论”对方法论表达的急切变革意愿，使得陈旧的文艺理论体系不再能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使变革的趋势日益紧迫，这就为随后引进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各种新的理论话语打下基础。
当然，方法论的变革以及观念的改变，说到底是知识的变革，只有新的知识体系引起旧有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发生深刻的变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它全新的知识体系，给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提示了变革的活力。在文学研究领域，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开启的是新的理论空间，它不必围绕旧有的理论规范，探讨那些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而是以新的角度，新的主题，新的术语概念开始建构新的理论规范和风格。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大量进入中国后，传统文艺理论的权威地位实际已经完全动摇。在人们了解新批评、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情形下，再谈“真实地的反映”、“本质规律”、“客观的历史要求”就显得有些自欺欺人了。当然，全面而恰当地把西方当代理论话语融入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批评实践，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新名词和新概念的运用，开始打开新的思维空间。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李幼蒸编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结构主义批评率先在电影批评领域产生明显的效果。这本书主要选编了麦茨、沃仑和《电影手册》的代表作，结构主义及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立即使年轻一代电影研究者茅塞顿开。特别是一些文本分析的文章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把新的电影理论与方法移植到中国的电影文本阐释中，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的一批青年电影研究者，在这方面作出的探索应该说取得相当的成就。
从总体上看，由于结构主义与中国当代理论形成的思维方法有相当大差距，文本细读还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转变的问题，同时包括艺术感觉方式和基本技能训练，结构主义方法过分繁琐以及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使其很难在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产生实际的成果。结构主义的影响的引介和实际借鉴都十分有限和短暂，相比较而言，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要大于结构主义。其原因在于：年轻一代理论家和批评家更倾向于接受和运用西方最新的理论成果；后结构主义的颠覆性更直接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对话；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显得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凡此种种，使得后结构主义具有更强大的活力。正如结构主义的传播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语境相关一样，后结构主义的引介与研究运用，构成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方法，切中了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规范。如果说结构主义主要是以另辟蹊径对现实主义构成思想分离的话，那么，后结构主义则对经典现实主义进行直接解构。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和策略，例如，反中心化、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整体化、多元性、非历史化等等，都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构成直接冲突，对中国当代既定的思想系谱学的起源与推论实践，无疑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功能。在当代特殊的语境中，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功能当然不可能彻底，但也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认为那样，“后现代主义实际是主流文化的合谋者”（这里的后现代主义包括了后结构主义），其理论依据是，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信仰，取消的真理标准，变成什么都可以的无是非标准的机会主义。这种批评意见无疑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首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本身不是铁板一块，根本就没有思想和立场的一致性，也就难以用一种模式将其概括；其次，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从逻辑上讲很难融入主流话语（有一部分主张后殖民理论和反现代性的思想，重新强调“文革”前甚至于强调“文革”中的一些极左思想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也被一部分人看成后现代主义，笔者不敢苟同），其非中心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倾向，也不可能成为权力话语的同谋。至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更看不出它如何能与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并生不悖。事实上，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严重动摇了一切权威主义思想和强权话语，对绝对真理的根本怀疑，可选择性和多元化的思想立场，引起当代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事实上，所有的理论变革都是理论自身叙述的语境，结构主义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当然极其有限，而且这种颠覆性是开拓了异端性的话语空间，还是作为主流话语的补充语境，从客观历史效果来看，确实难以作出截然的判断。就这一意义而言，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合谋论”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结构主义也好，解构主义也好，这些异端性话语的存在，在客观上为主流话语开拓了思想疆域，至少证明了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不再是独断专横、彻底的排他性，同时也证明了多边/多元话语正趋于形成。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理论话语的最新的成果进入中国，都不是一件坏事，没有理由惧怕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与思想的民族本位性的绝对界限已经难以确认，学术的国际化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以西学为主导，这与人类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文明进程一样，它属于“现代性”的宏伟工程。全球化也好，民族本位也好，实际上都没有超出这个近二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框架。特别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传统的民族本位文化面临着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创新对话，并且融入其中，重新创建世界/民族的知识-思想体系。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现代以来的中国，在文化上一直就面对着西方的挑战而处于被动的应战境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处于摇摆之中。事实上，作为对现代以来的世界进程解释的西方现代思想理论，无疑有它的优势，它就是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将这种思想体系拒之门外或视而不见，是不明智的。而把这种思想体系与本土的思想实践密切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知识-思想本土化重建的工作。其中尽管不无差强人意之处，但由此预示了中国当代思想和知识创新的无限可能性。
（原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