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芸芸众生都是忙碌不已，为衣食、为名利、为自己、为子孙……哪里有人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忙来忙去为什么？多少人是直到生命的终点才明白，自己的生命浪费太多在无用的方面，而如今却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体会生命的真谛了。
“放下”就是快乐
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
——《坛经》
如果执著于外在可见的事物或现象，而且把广做法事作为追求佛道的手段，或者到处建立法坛道场，大作功德佛事，或者谈论或有或无的得失，像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本性。
《坛经》在这里点明了“若著相于外”的种种弊端，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懂得该“放下”、懂得“放手”。佛语中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的“放”意为“放弃”而“屠刀”则泛指恶念。不论是“放弃”与“放下”，都是让人们将某些该放下的事情要敢于放下、勇于放下。
从古到今，芸芸众生都是忙碌不已，为衣食、为名利、为自己、为子孙……哪里有人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忙来忙去为什么？多少人是直到生命的终点才明白，自己的生命浪费太多在无用的方面，而如今却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体会生命的真谛了。唐代的寒山禅师针对这一现象作过一首《人生不满百》的诗——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自身病始可，又为子孙愁。
下视禾根土，上看桑树头。
秤锤落东海，到底始知休。
此诗可以这样解释：“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尽管人生非常短暂，但是人们却都抱着长远规划，全然忘记生命的脆弱；“自身病始可，又为子孙愁”，不仅应付自己的烦恼，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生活操劳；“下视禾根土，上看桑树头”，生命中劳劳碌碌都是为衣食生计奔波，哪里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秤锤落东海，到底始知休”，人生的轨迹就如同掉进水里的秤砣一样，直到碰到生命的尽头才会停止。
寒山禅师以此诗提醒世人：“即刻放下便放下，欲觅了时无了时”，能放下的事情不妨放下，若是等待完全清闲再来修行，恐怕是永远找不到这样的机会啦。
从前有个国王，放弃了王位出家修道。他在山中盖了一座茅草棚，天天在里面打坐冥想。有一天感到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起来，感慨道：“如今我真是快乐呀。”
旁边的修道人问他：“你快乐吗？如今孤单地坐在山中修道，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国王说：“从前我做国王的时候，整天处在忧患之中。担心邻国夺取我的王位，恐怕有人劫取我的财宝，担心群臣觊觎我的财富，还担心有人会谋反。现在我做了和尚，一无所有，也就没有算计我的人了，所以我的快乐不可言喻呀。”
人生往往如此：拥有的越多，烦恼也就越多。因为万事万物本来就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凡人却试图牢牢把握让它不变，于是烦恼无穷无尽。倒不如尽量放下，烦恼自然会渐渐减少。话虽如此，又有谁能放下呢？
许多人都有贪得无厌的毛病，正因为贪多，反而不容易得到。结果患得患失，徒增压力、痛苦、沮丧、不安，一无所获，真是越想越得不到。
有个孩子把手伸进瓶子里掏糖果。他想多拿一些，于是抓了一大把，结果手被瓶口卡住，怎么也拿不出来。他急得直哭。
佛陀对他说：“看，你既不愿放下糖果，又不能把手拿出来，还是知足一点吧！少拿一些，这样拳头就小了，手就可以轻易地拿出来了。”
在生活中，要学会“得到”需要聪明的头脑，但要学会“放下”却需要勇气与智慧。普通的人只知道不断占有，却很少有人懂得如何放下。于是占有金钱的为钱所累，得到感情的为情所累……佛家劝人们放下，不是要人们什么事情都不做，是说做过之后不要执著于事情的得失成败：钱是要赚的，但是赚了之后要用合适的途径把它花掉，而不是试图永远积攒；感情是应该付出的，不过不必要强求付出的感情一定得到回报，更别指望什么天长地久。如果我们学会了“放下”的智慧，就能从根本上解脱了我们自己。
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缍以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檠。——《心经》
修行之人，依法修持，待到功德圆满，机缘成熟，心态稳定之后，自然也就没有丝毫虚妄杂念，也就无所谓对解脱凡尘俗事、心魔障碍、生死困惑的牵挂了。只要心中没有牵挂，没有障碍，也就不会有对凡尘俗事的操心。远离虚幻梦想，达到大超脱的境界。
《心经》从照见五蕴皆空，到无苦集灭道，都是针对我们对“有”的错误认识及执著，揭示存在现象是无自性空，是假有的存在，其目的就是要我们放弃错误的认识，同时也放弃对它的执著。像《金刚经》所说的：“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地去生活。
“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是说认识到所缘境空之后，放弃了对境界的执著，那这颗能认识的心是否实在呢？不然，心也是缘起的。比如说眼认识活动的产生，它要赖九个条件：即眼睛、色尘、光线、空间、种子、俱有依、分别依、染净依、根本依。其他一切精神活动都一样，也都是缘起性的。当我们认识到所缘境空，不对“有”生起实在的执著，是无得；此时妄心自然息灭不起，是无智。《大般若经》说：“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一切法不现则般若现”。在妄心、妄境、妄执息灭的情况下，此时显现的清净心、平常心便是般若的功用。
“菩提萨陲，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挂碍”：菩提萨是菩萨的全称。梵语菩萨唐译“觉有情”，具有觉悟有情、或令他有情觉悟的意思。又“觉有情”是相对有情说的。有情，以情爱为中心，对世间的一切都想占有它，主宰它，想使与自我有关的一切，从属于我，要在我所的无限扩大中，实现自我的自由，然而不知我所关涉的愈多，自我所受的牵制愈甚。觉者则不然，以般若观照人生，无我，无我所，超越了世间的名利，因而心无牵挂。
在唐朝有位叫懒残的禅者，由于他修行上的造诣远近闻名。有一天，皇上派了使者来请他，此时禅师正在山洞中烤芋头吃，使者宣读了皇上的圣旨，禅师睬也不睬，时值冬天天气很冷，禅师冻得流着鼻涕，使者见状，劝禅师擦去鼻涕，禅师说：我没有工夫给俗人揩鼻涕。禅师有首写照自己生活的诗，可见他的潇洒自在。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
青松蔽日，碧涧长流
山云当幕，夜月为钩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
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水月无形。我常只宁
万法皆尔，本自无生
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禅者隐居山林之中，面对青山绿水，一瓶一钵，了无牵挂，对于他们来说，生死都已不成问题了，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他们操心呢？
佛陀时代，有一位跋提王子，在山林里参佛打坐，不知不觉中他喊出了：“快乐啊！快乐啊！”佛陀听到了就问他：“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呢？”跋提王子说：“想我当时在王宫中时，日夜为行政事务操劳，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常又要担心自身的性命安全，虽住在高墙深院的王宫里，穿的是绫罗锦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多少卫兵日夜保护着我，但我总是感到恐惧不安，吃不香睡不好，现在出家参佛了，心情没有任何的负担，每天都在法喜中度过，无论走到那里都觉得自在。”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有情因为有执著、有牵挂，对拥有的一切都足以产生恐怖，比如一个人拥有了财富，他会害怕财富的失去，想法子如何保存它；拥有地位，害怕别人窥视他的权位；拥有色身，害怕死亡的到来；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怕弄脏了；谈恋爱，害怕失恋；拥有娇妻，害怕被别人拐去或跟谁跑了；黑夜走路，害怕别人暗算；在大众场合说话，害怕说错了丢面子。总之，对拥有的执著牵挂，使得我们终日生活在恐怖之中。
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有执著，因为执著不同，那么各人妄想的倾向也不一样。比如女孩执著于服饰：她会关心社会上各种流行的服装款式；她会时常想着自己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漂亮；她会去注意每个人穿的衣服是否合身；她会想法赚钱搞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当她还没有穿上衣服时，面对衣柜中琳琅满目的时装会不停地挑选上好一阵；当她穿上衣服的时候，会在镜子前晃上好长时间。因为对衣服的执著，以至于让衣服占据她思维的大部分空间。过于执著服饰的人，有时就会忽略了生命的内在美。
妄想使我们在人生旅途上疲于奔命。老鼠为蓄藏过夜粮而奋斗；鸡在为一把米而奋斗；鸟儿为过冬而奋斗；学生为升学而奋斗；政客为最高权力桂冠而奋斗；商人为利润而奋斗；知识分子为职称而奋斗；工人为月薪而奋斗。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妄想而奋斗。妄想小，奋斗也小；妄想大，奋斗也大。妄想使得人生的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天久地久有尽时，妄想绵绵无绝期”。
妄想导致人生的各种祸患，因此，《心经》中告诉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至于如何远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打坐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妄想总是不绝如缕的。你越是克制，似乎它越汹涌，心更难平静下来，因而为此苦恼不已。怎么办？《心经》有对付妄想的绝招，那就是：从照见五蕴皆空认识到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相，无智无得，心无牵挂，妄想自然就不会有了。
不念旧恶，不憎恶人
对人要有包容性。《八大人觉经》上说：菩萨发心、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但对亲人慈悲，对恶人同样慈悲。——慈航法师
慈航法师开示说：“对人要有包容性，《八大人觉经》上说：菩萨发心、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但对亲人慈悲，对恶人同样慈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学佛的人对人应该没有隔宿之仇，“宁愿天下人负我，我绝不负天下人”，就是人家有亏待我们的地方，也要原谅他，给他一个忏悔改过的机会，把恶人感化回头，这才是真正度了众生。
“不念旧恶”，不去报仇雪恨，这在有修养的人还容易做到；“不憎恶人”，怨憎相会的时候要不生起讨厌的心来就很难。要做到“怨亲平等”，非要菩萨的心肠不可。要知道，仇恨总是相对的，你恨人，人也恨你，大家能做到怨仇宜解不宜结，你原谅人，人也就原谅你。人不能离群独居，人生何处不相逢，把喜欢的人记在爱心之中，把恶的人也包容在爱心之内，这样才能做到怨亲平等的看待。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十分有缘，两人在公元1019年与1021年相继出生，仿佛有约在先，年轻时都曾在同一机构担任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廉洁、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们中间，他们俩的友谊简直成了某种典范。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官越做越大，心胸却慢慢地变狭窄，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两位老朋友竟因为互不相让而结怨，反目成仇。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轮到王安石，王安石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
一个满脑子知识智慧的人，一旦动怒，开了骂戒，比一个泼妇更可怕。王安石以牙还牙，祖宗八代地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忠厚宽容的形象大打折扣，以至于苏轼都骂他，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司马牛”。
“拗相公”的拗性和“司马牛”的牛脾气更激化了他们的冲突，王安石太自信了，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派领袖根本不把司马光放在眼里，就像一位斗牛士，看见凶猛的蛮牛冲过来了，还嫌不够刺激，挥动手里的红布，要让牛变得更加激怒。
司马光也不是好惹的，他虽不是一头凶猛的蛮牛，却有比牛更尖锐的武器。他又是上书，又是面陈，告了“拗相公”的御状。罪状之一是“不晓事，又执拗”；罪状之二是拉帮结派，利用皇帝给的特殊权力，拉拢了一帮江西等地冥顽不化的蛮子。结论是：此人不是良臣，而是贼民。一直把王安石搞下了台，司马光才罢休。他们早年抱定的拯救国家和百姓的理想，终于成为一个泡影。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都有所后悔。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世事洞明，可以消除一切拗性与牛脾气，而达到谦和的境界。王安石曾对侄子说，以前交的许多朋友，都得罪了，其实司马光这个人是个忠厚长者。司马光也称赞王安石，夸他文章好，品德高，功劳大于过错。
仿佛是又有一种约定似的，两人在同一年的五个月之内相继归天。天国是美丽的，“拗相公”和“司马牛”尽可以在那里和和气气地做朋友，吟诗唱和了，因为在那里，什么政治斗争、利益冲突、性格相违，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佛道中常讲究缘分在众生当中，两个人能够相遇、相识，那便是缘分。如果你因为整天想着如何去报复对方而心事重重，内心极端压抑，那么倒不如放下仇恨，宽恕对方。或许，因此你可以多一位可以谈心的好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多一份宽恕，便能令我们多一位朋友。
大学者、大文人章士钊，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宣传家，其主编的《苏报》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革命刊物之一。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总长、司法总长。鲁迅送给他的“落水狗”恶名，他却能坦然面对，实属不容易。
章士钊是反对白话文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针锋相对。1925年2月，章士钊约胡适同照一相，随后章士钊提白话诗一首赠胡适，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适很感动，写了一首文言诗相和：“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为鄙。”
鲁迅对章士钊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写文章愤怒地斥责章士钊，并把章士钊比做“落水狗”，号召人们不要宽容，而要痛打“落水狗”。由于鲁迅批章士钊的两篇文章选入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课本中，让章士钊“臭名昭著”，并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文革”期间他和家人都受到了冲击，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外交活动家的他的女儿章含之读中学时也曾为此在家中怒斥父亲，说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并采取了一些“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后来毛泽东亲自做工作，讲了一些章士钊参加辛亥革命、帮助共产党的故事，对于鲁迅的批评，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解释，并风趣地说：“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这样，章含之才恍然大悟似地重新认识了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