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考察这两位大师写作的心境相通之处，也许这是人之常情了，在得到一切的时候，并不意识“无”之可怕；反之，在失去一切的时候，才觉得“有”之可贵。作家，哪怕是大师级的，也难悖这个常理而绝对超脱。
何况“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贵族后裔曹雪芹，他能无动于衷嘛？除非他麻木不仁，一个感情接近死亡的人，还有写作激情吗？所以，他们的感受要越过常人。从托尔斯泰的远祖，曾经是彼得大帝的心腹，与曹雪芹的祖父，那位江宁织造很受玄烨赏识的亲信来看，家族的鼎盛，辉煌愈甚，眷恋思念，也愈强烈。
曹雪芹的《红楼梦》这种情绪表露得更明显些，可能由于更显赫之故。
“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那富贵公子年代，“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一旦到了“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守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时，于是那撕扇子的一个旖旎细节，便闪烁着虹彩从记忆中跃出，敷演一篇动情文字。
我们很难准确揣度大师的创作心态，只能悬拟设想，但至少可以判断，其中必然包涵对于逝去的繁华岁月的悼惜，在追述往日的欢悦里寻求慰安，温抚心灵创伤，自然，不排除忏悔意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过多。”
托尔斯泰也不例外地留恋他的贵族身份。“他的妻弟告诉我们，列夫托尔斯泰在我面前承认他是又骄傲，又爱虚荣的。他是一个实足的贵族，虽然他爱乡下人，他却更爱贵族……当他终于成了一个名声远播的作家的时候，他承认这是使他非常高兴，给了他无限快乐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觉得自己又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贵族，他十分高兴。”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劳斯托夫伯爵的家宴那大场面描写中，为什么会出现厨子塔拉斯那样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那未尝不是托尔斯泰这种贵族心理的反映。
“……一定请他来，我亲爱的。我们来看一看，塔拉斯今天怎样露几手。他说，奥尔洛夫伯爵从来也不曾设过像我们要设的宴席呢。”（第一部第十一章）“哈，小伯爵夫人？我们就要有多么好的炸飞禽加马狄拉酒，我的亲爱的！我尝过了。我为塔拉斯付的那一千卢布不算浪费。他值那么多！”（第一部第十四章）
据艾尔默·莫德注解：“塔拉斯显然是一个农奴。农奴通常随所属的田产出卖，但是受过训练的家奴有时分开来卖。塔拉斯大致曾在英国俱乐部外国掌厨下学做厨子。一千卢布在当时可买八个或十个普通的农奴了。”
这个比曹雪芹的晴雯撕扇更为细小的枝节，除了表现劳斯托夫伯爵的奢侈、享乐、耽于美味外，不也是托尔斯泰对鼎盛年代里贵族生活的豪华铺排的寄怀么？托尔斯泰自己也了解描写这些穷奢极欲的贵族对读者的影响。他对这位英国研究他的学者提到一位教授的女儿，她曾对他说，自从读了他的《战争与和平》以后，她就爱上了跳舞会和宴会……
倘若不是大师们发自内心的赞许，不是由衷地尊崇他们熟知的贵族阶层，在笔下为往昔的事物烘托出灿烂的光圈，会给读者产生艳羡的影响么？
惟其曾经失去，所以弥足珍惜，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在这一点上似乎能找到共同之处。如果留心一下托尔斯泰祖先的历史，几乎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有着类似的遭遇。他的远祖托彼得尔斯泰曾是显赫的枢密院大臣，但终于被褫夺了伯爵称号，褫夺了一切职务、赏赐和财产，被放逐到海岛上，不久瘐死。过了半纪，到托尔斯泰曾祖，家业才开始中兴，但是他祖父伊利亚托尔斯泰虽然谋到了喀山省长的位置，终于还是被沙皇下命撤职查办。由于负债累累，死后，托尔斯泰的父亲拒绝了继承权，可见衰败的程度。
托尔斯泰与亲身承受家族劫难的曹雪芹到底不同，终究那是他出生以前的历史了。他的一生乃是贵族的一生，曹雪芹则不能比拟地历经盛衰，由“衣锦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跌落到“饔食有时不断”的贫困境地。所以，在《战争与和平》中，虽然也有贵族没落颓败的笔墨，但很少《红楼梦》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强烈反差的失落感。这大概也是《红楼梦》更为读者牵心揪肝的原因。
这类大师们相似中又有不相似之处，还表现在对待最高统治者的心理差异上。既然描写贵族社会，就不能回避塔尖上至高的皇帝。在《战争与和平》中，多次出现沙皇亚历山大。虽然写了尼古拉·劳斯托夫对皇帝的崇拜，但也颇为不恭地嘲弄他“跟我们的旧敌人波拿巴联合起来，打我们的旧盟友奥国皇帝。”甚至还用了侍卫们的对话：“Bien faiteet la beaute du diable（身材很好，而且正当她的妙龄）”，这样一个含沙射影的细节，使读者不禁莞尔。
曹雪芹就显得诚惶诚恐了，总是一副“臣罪当诛兮”的不敢触犯当今圣上的战战兢兢的样子，这倒未必是沙皇亚历山大比雍正（他抄了曹頫的家）仁慈，比乾隆（他大概使曹雪芹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宽宏，而是与“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覆灭阴影，笼罩着他的全身心有关，他给“整”怕了。但曹雪芹终究是中国文人，他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不买沙皇的账，而是一面口口声声感激皇恩浩荡，一面再三表明决不妄议朝政。这还不够，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经营这部巨着，所以，谜一样的神秘色彩，在《战争与和平》中是不多见的。同样，托尔斯泰笔下那种正面的全景的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汪洋恣肆的文字，曹雪芹也不触及，因为他着《红楼梦》志不在此，自然付之阙如。可是，他是大师，他不写战争，但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逆转的颓败之势，虽无金鼓杀伐之音，但在书中，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大师们有相似之处，但由于相似中的不似，构成自己艺术的色彩。谁也不能替代谁，自然，谁也不能逾越谁。有时候，会不胜诧异，好像大师们商量好的，这两部不朽长篇小说所出现的人物总数，也是很接近的。
这当然是巧合，凡是卷帙浩繁的史诗作品，必有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社会生活、劳动创造，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大场面。因为有大场面，才会有众多人物。否则难以构成纷纭复杂的纠葛、矛盾、冲突。
《战争与和平》由于写到了一八五0年和一八一二年两次俄法战争，两军对垒，胜攻败退，忽而握手言和，忽而战火重燃，写得气势磅礴，力透纸背。《红楼梦》里除了查抄宁国府来了一队锦衣卫的凶神恶煞外，平时连个警察也没见，虽然王子腾也可算警备司令之类，但他也未在书中出面，更无什么细节描写。所以曹雪芹在这方面处于相对弱势，但大作品必有大场面，没有大场面也难称之谓史诗。我们敬重这些大师，正因为他们在大场面中表现了非凡的艺术功力。《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成为经典着作，正是这大场面为我们展开了光彩灼目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一开卷先声夺人地写大场面，这又是极其相近的笔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就是一个全景的电影场面。托尔斯泰开宗明义第一卷第一章就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必然现象。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多少写得暧昧。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的对财产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在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亲这两个大场面描写中，我们读到了与托尔斯泰写战争相匹敌的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如果说托尔斯泰在大场面描写中，着重于气氛渲染；那末曹雪芹这位深谙中国园林精义的大师，“胸中大有丘壑”，倒很有点电影蒙太奇手法，近推远拉，特写全景，巨细悉备，繁简适宜。他借惜春学画中宝钗的口，已将他的表现大场面的艺术观说得再清楚不过。
但大师们笔法多变，不拘一格。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元妃省亲和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宴会、舞会。曹雪芹从六宫都太监特来降旨到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龙颜大悦，在营造皇妃省亲这天大的盛事，其隆重、严肃、紧迫、惶恐、无不战战兢兢的气氛上，达到极致的程度。反过来，托尔斯泰在命名日写到纳塔莎、包力斯、桑尼亚以及尼古拉在养花房的情景，多少也可算做红楼笔法的。
其实相似之处，例如安娜·米哈伊罗夫娜为她儿子包力斯调入近卫军低声下气去求伐西里王爵。她借劳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马车，诉苦，以及需要五百卢布为儿子置装向伯爵夫人张嘴，很使人联想起《红楼梦》里《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同样，在《嗔顽童茗烟闹书房》中那场斗殴，我们也不会忘掉在《战争与和平》中，那几个纨袴子弟怎样把警察和熊捆绑在一起，扔在茅伊加运河里的恶作剧。
自然，细心的读者还会找到许多可以进行类比的情节。对于大师们这种惊人的心有灵犀的相通之处，只能套用一句俗话，来结束这篇进行比较研究的文字，那就是人们常常在口头上说到的：
“英雄所见略同”。
从这两位大师，从这两部杰作，不正好说明果然如此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