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曹雪芹终究是有天分的作家，他不追求形似而在着力于神肖，即使他不甚用心于钱财的描写，不在意数字的准确性，也能抓住了这个坐吃山空的贵族大家庭的腐朽本质。于是，从烈火着油、气焰万丈，到一败涂地、树倒猢狲散的全景画面，在他如椽的笔下，层层剥笋，丝丝抽茧，探幽发微，纤毫毕具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论他说是一千两、一百两之多，还是十两、一两之少，在读者心目中，那多或少的印象，是以曹雪芹的标准衡量的，这就是大师的魅力，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来研究金陵一条街上的荣宁两府的家族发家史，从焦大背着贾演贾源，自己喝马尿，却把水给主子喝的第一代开始，到代字辈，到文旁辈，到玉旁辈，到草字头辈，真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竭”的古训，最后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因为元妃省亲这样达到高潮的大典，一方面使这个家族获得前所未有的光辉荣耀，一方面也制造出一派盛大而虚假的繁荣景象。以为“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大撒把花钱，滋长了两府的泡沫经济之风，成为不可遏止的势头，也推动这辆内囊已尽的车子，加速度地向下坡跌落。结果哪知道娘娘并不掌握国库的钥匙，赏赐的几个钱，还不够塞牙缝的。贾珍说了实话：“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做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他说得明白，但以他为代表的这班纨袴子弟们头脑的狂热，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减，无法煞车，只好促使“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家破人亡悲剧，提早来临。
如果不是皇帝本人发动的兼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抄家，这场大崩溃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这倒有点类似索罗斯对于东南亚经济的打劫行动一样，立马使新马泰韩几个小虎，陷于风雨飘摇之中。皇帝翻脸，朝廷失宠，内外夹攻，贾府完蛋，连锁反应便接踵而来，声誉贬值，信用降低，内库空虚，收支失调，头寸奇缺，周转不灵，告贷无门，拯救乏人，这场没顶之灾，便把两府搞垮了。
大快活，必伴着大不快活，穷奢极欲的省亲活动，是使荣宁两府败落的直接原因。其实，柳湘莲对贾宝玉说，贵府除了一石狮子干净外，其他真是不敢恭维，确也道出旁观者清的真实想法。贾府上上下下的挥霍浪费，腐败浮糜，道德沦丧，人心颓废，也早埋伏下失败的祸根。
当我们随着林黛玉小姐，投靠其外祖母家，舍船乘轿，来到金陵这条街上时，看到门口有石狮子蹲着的敕造宁国府和荣国府，看到那十来个门房、传达、警卫、保安之类的人物，已是气度不凡。便不禁疑问，这样气派，这样豪华，是什么经济力量在支撑着的？《红楼梦》一书就是从这里揭开序幕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贾宝玉先生出现，众人像捧着宝贝似的簇拥着。那么，究竟是谁养活这位公子哥儿？还有，除他以外的上自两府最尊崇的老祖宗贾母太君，下至府里最低层近似白痴似的傻大姐，男女数百口人的衣食住行，这一笔庞大的开支，若折合今天的计量单位，究竟是怎样巨大的数字，大概很少有读者能说出个所以然的，至今也不见哪位红学家给我们指点迷津。
第五十三回，那个庄头乌进孝千里迢迢来到宁国府，向主子缴纳田赋，和许多贡物，看到那一长串物品清单，这才略略领会，能够维系这两府财政运转的主要支撑力量，正是那些离京城路程大概要“走一个月零四日”的众多庄园。是那些农民所创造出的财富，才使得他们有肆意挥霍的可能。
现实主义大师曹雪芹和前辈杜甫一样，不惮其烦地将物品与数量一一写出来，使我们知道，这种封建社会里贵族地主的庄园经济的许多细节。连“孝敬哥儿姐儿玩意儿：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也未在笔下遗漏。那么可知主子们一切吃的、用的、玩的，无一不是来自庄园农民。
从书中看，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之上的。两府主要靠庄园维持，没有其他工业、手工业、商业收入。只有薛姨妈家是皇商，还开设有若干当铺，算是例外。那个未过门的儿媳妇邢岫烟，就因穷困，将衣服送进了自家的当铺里过。还有王熙凤放高利贷，甚至连过手发放的工资，也拿出去放款收息。这种由她出资，而由娘家陪嫁人来旺和来旺家的管理的资本经营，也可算一个畸形的例外，除此，两府的全部欢乐，是建筑在庄园农民身上的。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些押送大批农产品进京贡献的役夫，仅大米柴炭一项，重量也达数百吨之多。那时没有集装箱，没有高速公路，全靠马车人力，踩着四五尺深的雪，长途跋涉，就绝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了。比之时下的新马泰十日游，在芭提雅看人妖，在牛车水吃海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可见，贾府里上上下下的浮华奢侈，糜费消耗的生活，正是靠剥削这些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才使拥有封建特权的贵族阶层，那荣宁两府里的数百口人，吃香喝辣，锦衣饫食。
乌进孝是宁国府委任的在“外头”经营庄园的代理人中的一个。“外头”，显然指关外的东北地区了。听贾珍的口气：“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他原计划这个乌进孝能给他带来5000两银子，约合人民币315000元。但由于“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灾，方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所以，只收到原计划数的一半数目，这使西府里的贾大老爷，很有些不高兴了。
我们权且这样折算一下：假定不发生任何灾害，假定宁国府的每个庄园的面积，大致相等的话，那么贾珍每年从田庄的收入，除实物外，光田赋一项，应该有40000两银子，也就是人民币252万元的进账。而那府，也就是荣国府，收入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因为乌进孝说过：“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这样一来，我们知道荣宁两府每个年度要从关外庄园，获取到的货币总量（实物不计在内）约十万两银子，也就是630万元人民币左右。
这是个巨大的数字。贾府全部的快乐，是建筑在这十万两银子上面的。而且，事实上贾府的资财来源，并不仅仅就是这些。还应包括元春娘娘的宫中赏赐，尽管按他们的胃口认为不算什么，但也不会太少。皇家对贵族的年俸和例银，我们知道八旗制度下的这种恩赏，也足以使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才渐渐变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以及其他的隐形收入，例如江南甄家为逃匿官方抄没而转移来的存银，例如林黛玉的父亲死后，那位盐政官的肥缺所积累下的巨额财产，自然要随着遗产的得益者而归属于贾府。
如许万贯家财，养活着从主子到奴才的一干人众，摊在每个人头上，每年近万元之多。然而只有无穷无尽的消费，从未考虑再生产和增值，焉有不败之理。薛宝钗替史湘云操办螃蟹宴，一顿下来，吃掉了七八十斤，按时价计算，至少也要一万多元，那些吃得开心的人，压根儿也不想“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铺张浪费。所以，穷困，对一个人来说，自然是不幸；但能不能由此断言，富裕，就必定会带来幸福呢？生活的复杂变化，有时是绝无规律可循的，穷困，说不定产生出自强的动力；而富裕，倒会使薄弱的意志，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陷入败亡的危机之中。
这样一个年收入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贵族家庭，即使超量消费，也不应该造成这种寅吃卯粮的局面。但由于一个个过着浮糜无节、醉生梦死的生活，花钱如流水般地大量耗费，以耗费为荣，以耗费为乐，最后，物极必反，走到尽头，天怒人怨，于是，抄家籍没，削爵充军，两府也就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金钱在促人腐化、诱人堕落、使人失败、走人歧途方面，具有特殊的催化和加速作用，这是古今都验证了的真理。现在那些坐在被告席里的贪官，无一不是因金钱的驱动而犯罪的。正是贾府这大量钱财，才使得荣宁两府遭到覆灭的命运。
如果找寻《红楼梦》里这个大家庭破败的原因，除了元妃省亲造成可怕的泡沫经济和全体成员陶醉在假繁荣中，失去最后一点清醒外，那么，更具体地推究起来，第一，应该归咎于这个群体中，属于统治阶层的男性成员，大多数已经蜕化为惟知享乐、无能弱智的一伙，都在比赛着昏天黑地，胡吃海花，乃至荒淫无耻，胆大妄为。这些人对于家族的经济运作状况，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明白人，都是糊涂蛋。
惟一正经的，应该算是当家人的贾政，也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庸碌之才。由于他的低能，当官未见其有何政绩，为文也从来没写过什么作品，那么退而当一家之长吧，可实际权力又被他妻子的内侄女王熙凤把握，他不过是个牌位。除了在书房里和那些清客们下棋，见了他儿子贾宝玉瞪眼睛外，简直无所作为。作为一个社会人，缺乏最起码的理财观念，不一定表明他多么清高，相反，倒证明他的糊涂与愚蒙。尤其担负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领导者，置经济事务于度外，等到出了事，才在那里跌足哀叹，做悔之晚矣状，那完全是在装孙子。严格地说，贾政不仅是不称职的官员，也是失职的一家之长。当然，一棵大树已经从内部蛀空了的话，即使他有补天之才，也是无能为力的，但他的了无作为，信任非人，坐而论道，治家无方，其实不过使这个家庭败落得更快罢了。
第二，把具体掌管钱财的重任，委托给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敛财成性、权势嚣张的王熙凤手里，实际等于将一群羊交给一头狼来管理一样，只有任其屠宰了。这个女人心毒手辣，多谋善变，瞒上欺下，行为狡狯。一方面，她让鸳鸯从老太太那里，偷出来东西，押到当铺里换出钱来用；一方面，她又让来旺儿替她放高利贷，榨取暴利；一方面，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破坏人家婚姻，收取大量酬金；一方面，疯狂报复，杀人害命，连眼皮也不眨。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一旦权力落在了一个不正派的人手里，而失去任何监督与制约的话，就要出纰漏。尤其像王熙凤这样，上有贾母、王夫人的保护伞，下有一群为虎作伥的爪牙，权力便如虎添翼，使她更加作恶多端而不可收拾。贾府的败亡丧钟，自抄家开始正式敲响的。其实，秦可卿死前的托梦，已经警告过她。可她机关算尽的聪明，全用来聚敛个人的财富，而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却是经她的手，将其推下了深渊。因此，用什么人管钱，或者将财权交到清廉的人还是贪婪的人手里，是主政者不得不费思量的大题目。
第三，也要看到，整个大观园里的那些小姐丫鬟、主子奴才，除了那位三小姐探春有一点经济头脑外，余下的，皆浑浑噩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知钱财为何物。邢岫烟的一张夹在书里的当票，被史湘云发现了，不知为何物，和晴雯病了，付大夫诊费，麝月却不知戥子如何用，也许不该受到苛责，但像贾政全不知经济，手下的李十儿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而听之任之，这与他儿子贾宝玉对麝月说，你就随便拣一块给他就是了，如出一辙地懵懵懂懂，正说明了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在经济上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一个家庭，一个社团，甚至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居安思危的准备，不知开源节流的重要，更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连一点紧迫感也不具备的话，那么，除了坐吃山空外，也就只有等着家败人亡了。
探春是看到这个家庭败相丛生的殆境，才在她受命与李纨、薛宝钗三驾马车对大观园实行领导的过程中，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改革。草归谁修，花归谁种，鱼归谁养，竹归谁管，这样，王熙凤那里的财政拨款，每年可少支出四百两银子，而且经营者能够小有获益，必然肯尽心尽职。虽然宝钗开探春的玩笑，说她利欲熏心，但大家还是认为她兴利除弊，做了一件好事，予以肯定的。
但是，任何改革，作为试点采样，在小范围里实施，取得成效以后，但若是无全局的改革思路为指导，和随之而来的大规划地推开，那么，探春的这种杯水车薪的努力，便注定是短命的行为。这些小修小补，小改小革，对于这个将要倾倒的大厦来说，独木难支，根本无济于事。四百两银子，不过两万多块人民币，对于每年十万雪花银千万元来说，简直太不算个数目了。
一个不事生产，惟知消费的群体，是注定要没落的，衰微的。《红楼梦》中贾府的这种必然失败的命运，是任何人也挽救不了的。经济是基础，基础垮了，上层建筑也就“哗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结果自然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历史的可贵，就在于提供人们教训，这个贵族之家的覆灭，不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嘛！《红楼梦》的伟大，对每个时代的读者来说，都有其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所以，《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有许多人终生在捧读它，每个研究者，无论从哪条途径，何种方位，什么角度，任何基点去接近它，去深入它，谁也不会从这座宝山空手而返的，这正是它的不朽之处。多年来红学家的努力，对这部书和书作者，在史实的考据，谱牒的开发，评点的探讨，版本的搜集，续作的推敲，文学性艺术性的深入开掘，政治价值社会意义的评价估计……各个红学分支，都有了可观的发现和进展。但若是对于《红楼梦》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考察，能够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多的研究，产生更多的成果，这样，对于这部传世之作的认识，大概才称得上近乎全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