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
这首诗写于一九二六年。这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并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竟加以武装镇压，死四十八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鲁迅曾怒斥“用钢刀的”屠伯段祺瑞说：“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走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六十八期上发表《闲话》，诬蔑当日参加请愿的爱国群众“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因而被“民众领W“盲目地引人死地”。像陈西滢这种“拿软刀的”屠伯，是“比刀枪更可以撩心动魄”的《见《华盖集续编·“死地”》）。鲁迅曾在《坟·题记》中说：“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麇。”这首诗是一九二六年冬季写的，这时距三·一八惨案已经半年了。半年来，人们悲愤的眼泪已经揩干，请愿群众的血迹已经消失，可是凶手仍然没有得到惩罚，那些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屠伯们逍遥法外，这怎么能不使鲁迅愤慨呢？于是，“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作者以愤慨的心情暴和声讨了禅些“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屠伯，让人民群众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笔血债；
同时，又深沉地感慨自己只能写“杂感”，而且连写“杂感”也受到了袁世凯反动当局的压迫和反动文人的攻击，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反动派的卑鄙和残暴。
一九二八年，鲁迅把这首诗作为《而已集》的题辞，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表示了鲁迅对反动派的强烈抗议。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勇敢地进行战斗，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一九三一年
好东西歌
南边整天开大会，
北边忽地起锋烟，
北人逃难南人嚷，
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
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
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
柑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过钱，
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
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浅析：
这首诗以辛辣的讽刺笔调，通过对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描写，揭露其消极抗战，甚至借机向人民骗取救国捐，大发国难财的真相。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致使大好河山沦于日寇铁骑下；另一方面因为争权夺利，分赃不均，内部争吵不休。十一月十四日在南京开场的国民党四大，就如一幕丑剧一般，蒋介石和胡汉民等人互相攻击，“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都把自己说成“蜜样甜”；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对外媚日卖国，对内压榨百姓；在他们的相骂声中，国土沦亡了，百姓捐钱了；而他们也声明误会，聚首一堂，以掩饰自己的卖国行径。“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他们心照不宣，知道谁也不是收复国土的岳飞，又要在人民群众面前互相粉饰，宣布：谁也不是卖国的秦桧，这句话巧妙地揭露了他们的航脏心理和卑劣手法。
公民科歌
何键将军捏刀管教育，
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
首先叫做“公民科”，
不知这科教的是什么。
但愿诸公勿性急，
让我来编教科书，
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
大家切莫耶耶乎。
第一着，要能受，
蛮如猜，力如牛，
杀了能吃活就做，
瘟死还好熬熬油。
第二着，先要破头，
先拜何大人，
后拜孔柯丘。
拜得不好就政头，
政头之际莫讨命，
要命便是反革命，
大人有刀你有头，
这点天职应该尽。
第三着，莫讲爱，
自由结姆放洋屁，
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
如果爹娘要钱花，
几百几千可以卖，
正了风化又赚钱，
这样好事还有吗？
第四着，要听话，
大人怎说你怎做。
公民义务多得很，
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
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
免得人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
浅析：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坚决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任务。鲁迅在这首诗里所揭露的，可以说正是奴化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的典型。当时，国民党军阀何键，在做湖南省政府主席，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主张在学校里设立“公民科”，蒋介石也正在竭力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即封建道德“礼义廉耻”。这首诗针对时事，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目的：企图把人训练成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牛马，以维持他们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勾欢出国民党官僚军阀把人民作牛马，专横跋鹿，男盗女娼的丑恶嘴脸，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他们的凶恶残暴和腐歜。
南京民谣
大家去谒灵，
强盗装正经。
静默十分钟，
各自想拳经。
浅析：
从一九三一年夏天开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到了十月份蒋介石迫于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不得不谋求妥协，统治集团表面上又“统一”了。于是他们一起去谒中山陵，假装正经，而心中各怀鬼胎，准备着一场更激烈的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斗争。这首诗揭露这种“强盗装正经”，“各自想拳经”的把戏，可以和《好东西歌》及下一首《“言词争执”歌》联系起来读。
一九三二年
“言辞争执”歌
一中全会好忙碌，
忽而讨论谁卖国，
粤方委员叽哩咕，
要将责任归当局。
吴老头子老益壮，
放屁放屁来相嚷，
说道卖的另有人，
不近不远在场上。
有的叫道对对对，
有的吹了嗤嗤嗤，
嗤嗤一通不打紧，
对对恼了皇太子，
一声不响出“新京”，
会场旗色昏如死。
许多要人夫屁追，
恭迎圣驾请重回，
大家快要一同“赴国难”，
又拆台基何苦来？
香槟走气大菜冷，
莫使同志久相等，
老头自动不出席，
再没狐狸来作梗。
况且名利不双全，
那能推苦只尝甜？
卖就大家都卖不都不，
否则一方面子太难堪。
现在我们再去痛快淋漓唱几巡，
酒酣耳热都开心，
什么事情就好说，
这才能慰在天灵。
理论和实际，全都括括叫，
点点小龙头，又上火车道。
只差大柱石，
似乎还在想火拼，
展堂同志血压高，
精卫先生糖尿病，
国难一时赴不成，
虽然老吴已经受告警。
这样下去怎么好，
中华民国老是没头牖，
想受党治也不能，
小民恐怕要苦了。
但愿治病统一都容易，
只要将那“言辞争执”扔在茅厕里，
放屁放屁放狗屁，
真真岂有之此理。
浅析：
这首诗极其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的丑态，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和孙科，在广东的胡汉民和汪精卫等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在国民党一中全会上公开互相漫骂，当时的报纸上称为“言辞争执”。这种“争执”，当着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就说对方“卖国”，仿佛这么一来，自己就成了爱国的了；事实上，“卖就大家都卖”，他们的争吵只是为了统一卖国的步调而已。国民党反动派尽管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但他们在剥削压迫人民和实行卖国主义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们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赴国难”，而实际上是一同“赴宴会”，鱼肉百姓，商讨卖国之策；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安慰孙中山在天之灵，而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们这种“言词争执”，只配扔在茅厕里。诗里用了吴稚晖常说的两句话，“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作结，巧妙而痛心地指斥了国民党，充分显现了鲁迅“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和一九三一年写的《好东西歌》中所反映的国民党内部矛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着极为精辟的分析：“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鲁迅正是十分注重把反动营垒间的一切矛盾，峡口统统集中起来，利用这些矛盾给反动派以致命抨击。
鲁迅笔名简介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以笔为武器，着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近七百余万字的小说、杂文、诗歌、散文作品及翻译着作。由于鲁迅的作品大多是直面社会和人生的战斗榭文，因此经常遭受到旧中国当权者们和榔用文人们的围攻和谩骂。在反动派疯狂地反革命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面前，鲁迅并没有被吓倒而退却，而是不断变换着同敌人展开斗争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向大寒介缙的鲁迅笔名，也是鲁迅先生这方面战斗生活的一个真实写厢。鲁场是迄今为止中外文学作家中笔名最多的一个。这些笔名生动地反映了鲁迅在旧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写作鞠战斗的艰辛，其中有不少的笔名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擧镰性，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迅离尚的人格、文化修葬和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
鲁迅诞生时取名樟寿、宇豫山，后又曾取幼名长庚。鲁迅晚年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回忆道：“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一个和尚为师了。……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且介亭杂文未篇》附集。后又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遂改为豫亭，再改为豫才。1898年5月，鲁迅寄居叔祖椒生家中，准备投考江南水师学堂，因叔祖周椒生认为本族后辈进学堂当兵是不体面的，不宜拿出家谱上的名字，所以就把鲁迅的本名“樟寿”改为‘御人”（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由此看鲁迅幼名、学名、别号的变换与其家族长辈们落后的认识观念有关。
鲁迅笔名的战斗性和思想性则表现在他最早自署的别号上。1898年5月鲁迅以戛剑生为名作《戛剑生杂记》，当时，“他刻下两个图聿，一个叫‘文章误我’，一个叫‘戛剑生’……”（周建人《回忆鲁迅》）戛，是古代的一种兵器。1907年、1908年间鲁迅在发表《人间的历史》、《文化偏至论》时又分别署名令飞、迅行。这都是取了前进之意，说明了鲁迅立志报国积极进取的志向和精神。
“鲁迅”是鲁迅先生着作一生，战斗一生用得最多，也是最卓具影响的笔名。1918年4月鲁迅作小说《狂人日记》，通过塑造一个反抗迫害者“狂人”的形象，有力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封建统治和礼教迫害的觉醒，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挣脱精神枷锁，冲破黑暗牢笼的愿望。这是鲁迅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小说创作。发表时第一次署名鲁迅。关于这个笔名，据鲁迅说，是因为“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同时由于“（一）母亲姓鲁，（二）周鲁连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笔名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诞生，它一直伴随着革命文学家鲁迅战斗了一生，而彪炳史册。
鲁迅先生为了更好地同旧中国当权者们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不断变换笔名，这些笔名同时也是同论敌作斗争的武器。如某生者、隋洛文、何家干都是寓意深刻，直指论敌的。以某生者为例：就是对当时自称为国学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一种讽刺，这些人喜欢用XX生一类的笔名自命高雅，鲁迅则反其意而嘲之。
当然，鲁迅由于受到当时反革命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的迫害而不得不随时变换笔名，以利于同反动派不停歇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曾在1927年9月《通信》中这样描述自己在广州的境遇：“来时是大开其欢迎会”，接着，“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理签的，请演说的，阑得不亦乐乎。”后来则是“静悄悄”，“战斗”和“革命”的头衔“似乎已经革去”，“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甚至“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和我认识的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这些文字生动地反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广州的环境和气氛，以及鲁迅与鲁迅有关的人所受的迫害。这种块通在鲁迅的整个战斗生涯中是并不鲜见的。但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气氛下，鲁迅却从未放下过手中战斗的笔，他仍然以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笔锋犀利、战斗性很强的文聿，震据着整个旧营垒。
总之，我们在完成了《鲁迅诗释读》的编着工作后，顺便把我们收集到的鲁迅笔名简介给读者，目的是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多的，更深刻地了解鲁迅、熟悉鲁迅，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