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职，尽到自己的职责，即做好职责范围内应做的事。尽职这是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首先应该做到的事情，这也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古话说：“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一个官员如果连尽职也不能做到的话，那更谈不上做利国利民的事情了。
到一个地方任职，就要热恋那里的山山水水，深爱那里的父老乡亲，认真履行责任，尽心竭力扎实工作，心为老百姓想，汗为老百姓流，满怀深情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倾心倾力把群众带上致富之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
【释义】：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苟正其身，假如一个人端端正正，让自己的身心品格清正廉洁，于从政乎何有？在做政治工作治世管理上你觉得还有什么难的吗？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身不正，他又怎么样去正别人呢？以道德建立治世的体系，这是孔子一再坚持的德政理想，在儒家的治世之道中，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的晏婴，是历史上的一个名相。他在齐国做大夫，身正廉洁，自己一直坐一辆破车，劣马拉车上朝，退朝。齐景公看在眼里，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不是你的俸禄太低？为什么坐这样的破车劣马上下班？晏婴说：仰仗现在这么一个好时代，我自己的家室都能安顿，我的朋友都有依靠，生活都不错，有这样的破车劣马，可以依托我每天来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
齐景公想，一个大夫高官，这么讲是不是一种谦辞啊？于是，随后齐景公专门找了一辆最华丽的车马，派一个叫梁丘据的人给他送去。但是，送到晏婴府上，就被退了回来。再送去，再退回来。如是再三，退了三次以后，齐景公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就把晏婴找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一定要坚持廉政，不坐华丽的车马，是不是逼着寡人也不坐这样的车马呢？
晏婴推心置腹地对齐景公说，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治世里，老百姓衣食富足，但是在富足以后，最怕的是没有廉政之心，不能以一种清廉正直来立世。光有外在的奢华，是不能让一个清明世道长久的。那些高头大马，那些华丽的车盖，您可以坐得，其他的高官也可以坐得，只不过我不想这样做。因为国家委我重任，我下临百官，如果我不能以身作则，又怎么去要求别人清廉呢？现在，有这么一辆破车劣马代步，我已经足够了。我担心的是老百姓的浮夸，我必须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晏婴的口碑流传很广，他所完成的，就是孔子说的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身正，政令就一定会畅达。
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只有端端正正，让自己的身心品格清正廉洁，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廉政。如果自己心术不正，为官只为求财求名，那么，你又如何去要求别人呢？只有清廉的领导者，才会有清廉的下属，只有清廉的内心，才能塑造清廉的政治。以德治世，这是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深思的。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
【释义】：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
子曰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自身行为不正，即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能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如果只图个人利益，必然会出现上行下效的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相反，如果每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做到清正廉洁，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一部分党员，这样给国家带来的就是贡献。
儒家学说在治理国家、管理军队时强调德治、礼治。儒家认为只有贤人、君子和圣人，才能充当国家和军队的管理者或领导者。真正的贤人君子是德才兼备者，在德中人格最为重要。
一个人威信的产生和影响力的获得，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品质、工作作风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
有一位值得敬重的古代母亲，儿子见邻居有肉吃也吵着要吃肉，做父亲的哄劝儿子：“明天爹就把咱家的猪宰了，你可以好好的吃。”儿子不闹了。第二天，或许儿子也忘了，但母亲却执意要杀猪，父亲颇有理由：昨天只不过哄哄小孩子，哪能句句当真呢？母亲更显理直气壮：如果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那在孩子面前就失去了信用，以后孩子长大也像我们这样什么事都随便说说而已，那不就成了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了吗？说过的话就要兑现，说到做到才是对孩子身体力行的教育。
这个范例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应该是值得认真学习、借鉴的。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只有首先保持自己身正，才能要求下属，才能领导他人；如果自己身都不正，那么任何一位领导者也无法做到让自己的下属身正。一个贪污成性的领导者，能否带出一群廉洁的下属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又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执政者自己要做到正，才能稳定地执政。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打造“豪华衙门”已成一种病态时尚。“豪华衙门”几乎遍布各级地方政府，已曝光的有如模仿古今中外各种“最高权力机关”而兴建的“小天安门”、“小人大会堂”、“小白宫”、“小巡抚衙门”等，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显然还有着更多典型案件有待挖掘，何况那些被新闻媒体和网路曝光的“豪华衙门”，下至小小村委会，上至第一区政府，至今还毫发无损。针对楼堂馆所的清查风暴，已经大大小小地反复刮起过多次，然而不但没有停建，“豪华衙门”攀比风愈刮愈烈。相信此次刮起的风暴，会随着各地查处进度的深入，那一栋栋高大耸立、气势磅礴，曾给官员带来无限荣光的“豪华衙门”，将可能变成他们的梦魇。
即使是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百姓生活困苦的贫困地区，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也有办法借助各种手段聚敛财富以满足自身的欲望。而在这种外化为巍峨建筑的权力威严的背后，却是政府与群众的疏远和隔膜。
针对各地争建豪华办公场所的原因，媒体、舆论已经多有论证。如：地方官贪图场面爱摆声势的官场虚荣；政府以建筑的等级感来威慑百姓的封建意识；借盖楼、包揽工程之机，大捞一把，借公肥私；地方政府借建设为名向企业筹募款项；有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盖楼象征着官职“更上一层楼”，所以建楼要选黄道吉日，选地要找风水先生；还有着一个或明或暗的悖论——改变落后面貌，就要招商引资，想招商引资，就要顾及政府形象，顾及政府形象，就不能不打造“豪华衙门”如此等等。
中国古代就讲“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的道理。当今现实社会，国家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也要加大预防力度，治“腐”于未发之前，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崇廉尚廉”的良好风气。所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值得每一位领导者牢记。
自律不严，何以服众
——（元）张养浩《风宪忠告》。
【释义】：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能让众人服从呢？
自律是人们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自我警戒、自我完善的行为。自律是一个人自立、自爱、自重、自强的表现。自律是高尚的，也是神圣的。
自律的基石是信念。我们的祖先是非常看重自律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摆在首位的是修身。我以为修身就是自律。修身是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反过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了修身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当然，志向也不是越高越好，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内心有足够的定力，有坚强的信念，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就可以了。古时候，有种人被称之为“士”，这是一个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即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孔子认为，“士”的最低标准是说话讲诚守，行为果决，虽然这种人不一定能分清是非，但毕竟说话算数，行为坚定，勉强可称为士。“士”的次高标准是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友爱。“士”的最高标准是对自己的行为有廉耻之心，在社会上履行一定的职责能做到“不辱君命”。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高的标准。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党的干部，与封建社会的“士”有本质的区别，然而传统文化中修身为重、律己以严的精髓是必须汲取的。将“士”的标准赋予时代的内涵，用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加以诠释，我看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我们呼唤这样的有识之士、有为之士。共产党人乃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战士，站在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更加注重自身修养与锻炼。
周恩来总理在廉洁自律方面堪称党员领导干部的典范。20多年前，百万首都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想必很多人还历历在目。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其一，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其二，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对待个人生活衣着方面：周恩来仅有的几套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破损的还要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
饮食方面：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大多持的是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账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方面：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方面：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自律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自律之道是一种人生之道。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有惑而勤学，其惑必解。人的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人生理想的形成，人生志向的确立，人生价值体系的构建，更离不开学习。我们党之所以重视理论学习，之所以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武装全党，就是要塑造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世界，以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这一关把不好，自律是难以实现的。从治党的角度来讲，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就是一种自律，这种自律是将加强党员教育--使每个党员都严于律己和加强党的纪律--用组织这种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他律，促使党员严格要求自己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所说，人格是一切价值的根本，宇宙间只有人格具有绝对价值。自律是圭臬，自律是法宝，自律是无价的。
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放松或放弃自律，让他律大到对其进行处分、处罚时，他必然会为此而懊悔。不少腐败分子在被“双开”，被“判刑”，甚至被处决时，往往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每每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哀叹！他们在寻找犯错误甚至犯罪的原因时，都会把忽视学习，丢掉了思想武装，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列为第一条。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加强学习对于坚持自律的关键作用。
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要做到自律，没有自律就没有廉洁的官员。一个不能自律的官员，其治下必然会乌烟瘴气，其下属必然会上行下效，廉政自然也无法谈起。不能自律，必然无法抵制诱惑和考验，不能抵制诱惑的官员，又如何做到清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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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毅然脱离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旧唐书》本传），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一见到他，就像见到老相识一样，立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并以他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