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于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家庭成员的相互影响和帮助，对于党员领导干部预防和抵制腐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家庭是幸福的重要源泉。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单位的“顶梁柱”，也是家庭中的“主心骨”。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备受关注。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经不住考验，抵不住诱惑，稍有闪失就会失之于组织，失之于家庭，造成事业夭折、家庭离散，实在得不偿失。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破碎的家庭如何拥有幸福。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些人感觉自己不幸福，不在于他拥有太少，而在于他苛求太多。希望大家能形成共识，少攀比，常知足。如果真心关爱家人、想让家人过得幸福，就要对家庭负起责任，就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家庭成员发生违法违纪问题。家庭幸福美满，比什么都强。
廉洁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息息相关。廉洁自律，筑牢家庭拒腐的防线，不仅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本份，也是每一个家属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重要关口。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释义】旧日王谢堂前的燕子，现在飞进的是寻常百姓家里了。比喻繁华难以持久，兴亡易代。
本句诗歌主要通过燕子的栖息环境发生了变化体现了一个哲学道理：事情都是变化和发展的。燕子筑巢以后通常不会换地方，借燕子不换地方的特点来说明，过去风光一时的王谢大家族，今天住在那里的只是寻常百姓了。其中包含的哲理大概是说，没有长开不败的花，也没有永久的富贵年华。
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齐名，合称“王谢”。300年间，历经东晋、宋、齐、梁、陈，代有人才，是名副其实的“五朝门第”。王、谢世家曾经显赫一时，但最终“旧时王谢堂前燕”，已无法寻觅它曾经所依傍的住地，也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是燕子无意，而且历史无情。一个血脉相承、荣辱兴衰几百年的望族，就这样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
郭子仪是在唐王朝生死存亡之时率部打垮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使唐朝中兴的名将。他不仅被封为汾阳王，在他退休时还赏赐了大量钱财供他兴建王府。王府开工后，他老是怕建筑不牢固，三天两头拄着拐杖到工地上监工，不止一次地吩咐指挥砌墙基的工头说，墙基要砌得牢固才能永固千秋。这位听得不耐烦的工头对郭子仪说，请王爷放心，我家祖孙三代在京城承建各种府第建设，只见府第换主人，从来没有发生过承建房屋倒塌事件。聪颖过人的郭子仪稍加思索，立即领悟工头这番意味深远、充满哲理的话，扬长而去，再也不来监工，而是去着力教育自己的子弟，构筑子孙素质的牢固“墙基”去了。
在中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尽管在郭子仪的谆谆教导下，子女都很有出息，孙女曾是唐宪宗的妃子，而且亲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但最终还是在宣宗时，这个孙女因郁郁不得志而死，郭家从此一蹶不振，其后代子孙皆淹没在茫茫的人海之中，郭家名不见经传长达200余年之久。直至北宋庆历四年，宋王朝为了搞统一战线，寻找名人郭子仪之后当官参政，以树立包容海内的正统王朝形象，用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个已沦为普通平民的郭元亨，将其任命为永兴军助教。
《孟子·离娄章句下》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泽”是指一个人的功名事业对后代的影响；“斩”，意谓断了，没法再继承。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了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先天的后天的外在的内在的。郭子仪曾任中书令达24年之久，并被唐德宗尊为“尚父”，大概不会想到，只有200多年时间，自己的后代竟需要用一个小小的助教职务来荣耀门庭。充分说明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首先要树立以人民利益为重的观念，切不可把党和人民给予的地位和权力，当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谋私利的手段”。要过好“子女关”，重要的是加强思想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始终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对不能为家庭、子女谋私利。不为名利所左右，不为私情所制约，做到公正用权，谨慎用权。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教育和干部队伍建设。各级政府党员领导干部和每一个公务员都要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秉公用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谦恭待人
——《增广贤文》
【释义】用恭敬先去的态度对待别人。
古语说：“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一毫之恶，劝君莫作。”“助人者，人助之。”“退一步天高地阔，让三分心平气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些话都说明了在生活中恭敬待人不仅是道德修养的要求，会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会赢得友谊，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
恭敬待人是高尚的美德。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总要和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密切的，有些是一般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暂的。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能做到恭敬待人，的确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在我国，很多优秀人物都有恭敬待人的高尚美德。
毛泽东同志对宋庆龄同志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1957年，毛泽东同志访问莫斯科时，他是代表团的团长，宋庆龄同志是副团长。从莫斯科回国时，他们同坐一架飞机。毛泽东同志让宋庆龄同志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同志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同志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毛泽东同志对普通人也非常尊重。还有一次，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来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同志亲自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走台阶时，毛泽东同志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说：“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老太太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受之泰然，作为全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却做得如此自然。
周恩来同志有一次坐车外出，因急着赶路，汽车开得很快，路经一段积水的街道时，积水溅到了躲闪不及的行人身上。周恩来同志发现后，马上叫司机停车，亲自下车向行人道歉。又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致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同其他人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身后，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周恩来同志握着机械师的手笑着说：“噢，我没有影响您的工作吧！”
只有恭敬待人，才能在交往中得到别人的尊重。马克思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得到人尊重的人，都是他们自觉地尊重别人的结果。周恩来同志所以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人们心目中树起一座丰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时时处处都尊重他人。雷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佩，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他时时处处都尊重别人。
恭敬待人，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人与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决定了任何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任何人都应该尊重别人。所以，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使尊重他人成为现实，形成社会风气。
在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里，有的人之所以会受到大家的尊重，同样也在于他们能够尊敬别人。反之，一个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唯我独尊的人；一个事事要别人迁就自己、服从自己的人；一个处处嘲笑别人、讽刺别人，甚至取笑别人生理缺陷的人，是没有可能得到别人尊重的。不懂得尊重别人，也就不懂得尊重自己；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为政做人要学会谦和大气，遇事胸襟博大，诚恳待人，厚德容人，用谦和凝聚人心、整合力量、营造氛围、推动发展。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
——《增广贤文》
【释义】不要求家里有多少富贵，只希望子孙个个贤良成才。
以德治家，历来都是被重视和推崇的。绝大多数古代士大夫，都懂得“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的道理，把家风的好坏、子女是否有出息作为人生成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而“家门不幸”则是人生的不幸。《红楼梦》里的贾政多次痛打“不争气”的贾宝玉，即是此理。在古代，俭仆是一切美德之首，奢侈是恶行之源，所以，以德治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家人提倡俭朴，反对奢侈。
《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北宋名臣司马光，堪称典范。他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告诫儿子司马康要崇尚节俭，不要追求奢靡。因为“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所失。”居家处世，还是朴实，平淡好。司马光如此治家，可谓深谋远虑；司马氏之家风，也可谓当时之表率。《宋史·司马康传》记载，“途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之子也。”
堪与司马光媲美的，是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乃赫赫有名的“湘军”统帅，官居大学士，两江总督，钦封一等毅勇候。然而，却丝毫未敢轻视以德治家。被毛泽东同志盛赞过的《曾氏家谱》，是一本以德治家的好教材。曾国藩以圣贤之道去教育家人，“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因为“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以，“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曾国藩还专门为家人制订了四条为人处世的准则：“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要做到这些，仍然必须崇尚节俭。曾国藩在给儿女们的遗书中说：“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他深深知道，积攒家财，只能磨损子女的意志。正如林则徐所言，“子孙胜于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重视以德治家“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如今的党员领导干部以德治家，其意义比古代要更为深远，即不仅仅使家庭具有良好的家德和家风，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人民，着眼于国家，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肌体的健康，取决于家庭细胞的健康。而以德治家，正是家庭细胞充满健康活力的血液。可见，一个有着良好家德和家风的家庭，对于党，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意义是多么重大，因而以德治家自然就十分重要。如果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以德治家，就可能道德沦丧而导致家门不幸，严重的会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进而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重视以德治家，党员领导干部本人是关键。只有先重视“修身”，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才能带头树立好家德和家风。党员领导干部“修身”，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异化为“发家致富”的工具。其次，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做自觉遵守党纪条规的典范，树立好的家风，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并自觉执行党纪条规，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造福一家”。再次，要严格管好家人。严是爱，宽是害。一味地纵容配偶，溺爱子女，想方设法为他们聚敛钱财，只能是“益损其志”。
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用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美德教育家人，使他们以一颗平常之心对待贵与贱，贫与富，高与低，荣与辱。同时，对子女、配偶身上反映出来的错误言行，及时提醒，坚决纠正，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自觉抵御不良风气的侵蚀。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所欲为。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用自己清正廉洁的言行，才能带动家庭成员，树立起良好的家风。
妻贤夫祸少
——《增广贤文》
【释义】妻子贤惠，丈夫灾祸就少。
无论是史书上的文字记载，还是尘世中的现实存在，一个好男人的身旁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反之，一个不成功男人的背后也大多是有一个类似于泼妇、刁婆的妻子。家有贤妻，内政顺畅，外交和谐，家就是男人的一个人造温馨港湾。当男人感觉到家的温暖时，他就时时刻刻想回家，那男人在外漫无边际混的时间就少，男人无事早归的概率就大，男人惹是生非的几率就低。不是说“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吗。
鲁迅先生说：“母性和女儿性是天生的，妻性是逼出来的。”一个女人为人妻后，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也可能往坏处走。为妻者贤，不仅能帮丈夫免灾避祸，还能使其功成业就。纵览古今，贤妻委实不少。贤妻的标准也因时代的不同和各人的境况不同而显现出层次上的不等。
较早记载贤妻的书是《后汉书·列女传》。内中记载着乐羊子妻断织劝夫的故事：河南郡的乐羊子出门寻师求学，一年后回到家里来。妻子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出门久了，想念家人，没有别的原因。”妻子竟然拿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匹绸子是由蚕茧生的丝，一寸一寸地累积织起来的。如果将它用刀割断，则前功尽弃。你去求学，每天都能懂得一些新的学问，养成美好的品德，如果中途而废，与刀断匹绸有什么两样？”乐羊子被妻子这一番话感动了，立刻回到老师那里，勤奋苦学，终于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
比乐羊子之妻高一个档次的贤妻当属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婆长孙皇后。李世民从谏如流，开一代明君之先河。其实，这与长孙皇后的直言匡君、宫中规谏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史书上均有生动记载。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曾悲痛地说：“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是位超过一般贤惠标准的妻子。当年，她放弃舒适豪华的生活，甘心贫苦，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同马克思结合。婚前，她给马克思的信上说：“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的一切障碍。”婚后，她除了辛勤地操持家务外，还尽力替丈夫抄写手稿、校对清样、处理邮件、联系出版事务等。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坐在卡尔的小房间里转抄他那些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如今，妻子被界定为两大类：一是“贤内助”，二是“贪内助”。丈夫奉公守法、清正廉洁、工作积极，人们便称其妻为“贤内助”；丈夫因违法乱纪而“栽跟头”，众人便斥其妻为“贪内助”。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近年来，从媒体上所披露的贪官来看，他们的身后十之八九就有一个“贪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