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鉴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认真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隋炀帝不听别人的意见。李世民认为人君即使是“圣哲”，也当“虚己以受人”，决心察纳雅言，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他的臣下也很争气，例如魏征就曾经告诉李世民一条极其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李世民纳谏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书不胜书。例如他曾经征调兵役培修洛阳的乾元殿，用来做巡行视察的行宫，但被给事中张玄素劝谏之后立刻说：“这是我考虑不周”。又例如中书舍人李百药劝他放宫女出宫，他一下就放出了三千人。此外，为了能够让百官竭诚进谏，他甚至连自己的表情都控制住，总是微笑着听从对方的进言，鼓励对方大胆说话。正因为他的这种虚心纳谏的品质，所以贞观时期百官踊跃进言，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魏征。
魏征相貌不过中等人，可他很有胆量谋略，善于扭转君主的心意。有时遇到李世民特别生气，魏征的决心一点也不动摇，李世民也拿他无奈，只好收敛威容。魏征曾请假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人们说陛下您打算去南山，外面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完毕，竟没有出发，是因为什么呢？”李世民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意思，后来想想又怕你责备我，所以没有去！”还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很好的鹞鹰，把它架在自己的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怀里。魏征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等魏征走了，鹞鹰竟被闷死在怀中。
由于魏征忠诚敢言，李世民对他也非常器重。魏征病重，他送医送药，并和太子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魏征死后，他思念不已，对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他们君臣二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这段话也成为千古名言。中国的管理者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作出的决断不在少数，而来自不同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也会很多。管理者们首先要学会去做的就是听取和筛选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兼听”就是既听正面的意见，又听反面的意见；既听赞扬的意见，又听批评的意见。管理者不仅要虚心接受建议，而且更侧重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绝不能把反面意见当作耳边风，更不能对之反感。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对待一些问题和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总是不去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还只是听身边“贴身”工作人员或者自己赏识的人的“耳边风”，导致一些本来很优秀的下级或工作人员因此不明不白的受到冷落，乃至不能委以重用。一些正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乃至变成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手段。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古之有唐太宗以魏征直言纳谏为镜，今更要廉洁奉公，不要偏信一面之辞，被一些“小人”左右，要“亲贤臣，远小人”，兼听则明，多去实践，多调查研究，多听取群众意见，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国语·周语下》
【释义】顺随善良就像登山一样艰难，顺随恶行就像山崩一样迅速坠落。
从善如登，意味攀高。“善”，孕育人类最美好的品行；“登”，体现挑战自我的情操。登山难是自然现象，从善难则是社会现象，“从善”比“登山”更难。从善如登，需要奋斗。人生旅程，始终受到物欲、私欲的诱惑。从善就要不断地同超乎寻常的物欲、私欲作斗争，唯有战胜不断膨胀的欲望才能前进，才能登高，才能真正地实现从善。
因此，学好需要长时间的引导，以便渐入佳境，其养成过程必然艰辛，正因学好不易达成，乃特别珍贵，也较能博得他人的尊敬；而学坏则相对容易许多，几乎不待学习，便能够同流合污。也正因为如此，则学坏势如山崩，不仅毁灭自我，同时也拖累其他人。尤其是当人面对金权利诱时，往往便能见出人性之阴暗面。穷困者要拒绝一笔巨款并不容易，但往往也因为贫穷而懂得自我节制。但贫困者一旦登跻权势高位时，却反而贪求得比任何富人都要来得凶。这就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之意。
晋代的周处是江苏宜兴人，他力气大，喜欢骑马打猎，可是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和人争斗，做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不讲理也不管后果。在村子里为所欲为，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村里人讨厌他，把他和山上的猛虎、水里的蛟龙合称为“三害”。
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后只剩下一个。周处就背着弓箭，带着钢刀，迈开大步，爬上了南山，用弓箭射死了张牙舞爪的猛虎。他又来到了河边，纵身跳下了水，去擒拿蛟龙。那蛟龙异常凶猛，周处和它在水中搏斗起来，蛟龙顺水下游了几十里，周处紧追不舍，三天三夜没上岸。村里的人见周处一去不回，以为他与蛟龙同归于尽了，大家就互相道贺，庆祝三害已除。
可是周处凭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最后杀死了蛟龙，爬上了岸，回到了村里。他一见大家正在庆祝三害已除，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三害之一。他难过极了，心想：一个人被看作和吃人的老虎、害人的蛟龙一样，还有什么意思。他痛下决心，改过自新。
周处去访问了名师，经名师指点，他回到家乡，振作起来，改变了以前的所作所为，不再专横无理，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尊老爱幼，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忠厚老实的人，终于成为一名忠臣。
从善要有“千难万险只等闲”的精神，面对挫折不屈服，遭受失败不潦倒，越过坎坷，披荆斩棘，趋向成功。从善不轻松，从善不容易。有时可能遭受误解，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令人委屈作罢；有时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令人心灰意冷。因此，要有自我净化的毅力和坚守的节操，面对阻力、打击、陷害，不屈心灵，不泯信念，把住操守，立定脚跟，不弃从善之心，不坠攀高之志。
从善如登，需要踩实。人生在积累变化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必须迈得坚实沉稳，每一处都必须做得标准规范。只有迈得沉稳，才能不断前进；只有做得规范，才能持久牢固。心动在行动，积善贵实践。实践悟真知，实践成大道；不实践无以积善行，不实践无以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而然，方是自觉。一些腐败分子曾经是声名显赫的权贵，也曾经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但正由于他们在从善、从廉的道路上没有能认清方向，没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踩实，或是走旁门左道，或是走捷径，或是耍花枪，终致失足坠崖。从善踩实，一足一步不辍，一点一滴不虚，足下可致千里，平凡能起高山。
古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就是说，人们的思想作风由差变好，有如登山，十分困难；由好变坏，如山倒塌，极其容易。在新形势下，面对各种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要做到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不丧志，就要持之以恒地加强思想改造，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武装头脑，提高党性修养，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坚强的意志和自律的毅力。只有牢固确立起正确的理想信念，自觉地用坚强的党性、崇高的信念和人格力量来约束自己，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约束自己，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才能真正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为物累，不为名惑，不为利迷，不为欲诱，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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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虚伪奸诈，往往会在政治上成为两面派，在社会上成为图利弃友的市侩小人，这样的人是没有朋友的，有也只是利用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罢了。
下面的两个小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北宋大词人晏殊还没有成年时参加殿试。他看过试题，说：“我十天前已经做过这个题目，而且文章草稿还保存着，请皇上换别的题目吧。”宋真宗非常喜欢晏殊的这种诚实。
有一年，宋真宗允许臣僚们挑选旅游胜地举行宴会。各级官员都踊跃参加，连市楼酒店也都设置帷帐以供宴会和旅行住宿需要。晏殊这时手头拮据，没钱出游，便留居家中与兄弟读书论理。
这天，宋真宗挑选辅佐太子的官职，出人意料地在百宫中选任晏殊。宰相问真宗用意，真宗解释说：“我听说各级官员，无不游山玩水，大吃大喝，通宵达旦，歌舞不绝，唯有晏殊闭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谦厚正可担当辅佐太子的重任。”晏殊听说后，便老老实实向真宗说：“我并不是不喜欢游乐吃喝，只是因为我现在没钱。如果有钱，这些旅游宴会我也会参加的。”宋真宗越发佩服晏殊的诚实，又因为晏殊懂得为臣之道，便越来越受到真宗的重用，到宋仁宗时，晏殊被任命为宰相。
三国时，孙策任用吕范主管东吴财经大权。孙策的弟弟孙权此时年少，总是偷偷地向吕范要钱，吕范则一定要请示孙策，从来没有独自答应孙权。因这事孙权对吕范很有意见。后来孙权任阳羡县令，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以备私用。
孙策有时来查账，周谷便为孙权涂改账目，造假单据，使孙策没有理由责怪孙权。孙权这时很感谢周谷。
后来，孙权接替孙策统管东吴大事，因为吕范忠诚，特受到孙权的信任，而周谷却因为善于欺骗和更改账目，而始终没有得到孙权的重用。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释义】君上要按礼的要求对待臣下，只有这样，臣下才会以尽忠的态度侍奉君上。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君臣之礼的主要内容。只要做到这一点，君臣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孔子是侧重于对君的要求，强调君应依礼待臣，还不像后来那样：即使君主无礼，臣下也应尽忠，以至于发展到不问是非的愚忠。
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
清朝建立后，将降将有功者分封管理在一些南方省份：吴三桂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镇守广东；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后，其子耿继茂袭封，镇守福建，后传位其子耿精忠。上述三方势力合称三藩。三藩在所镇守的省份权力甚大，远超过当地地方官员，并可掌控当地军队、税赋等。因此，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廷与三藩之间互相猜疑，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公开化。
就在吴三桂志得意满、做着世守云贵美梦的时候，清廷却在积极筹划撤藩事宜。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自请撤藩，从而拉开了撤藩的序幕。针对这一意外情况，康熙深感求之不得，欣然批准。吴三桂和耿精忠获悉此消息后，心中惶恐不安。为了以退求进，吴三桂和耿精忠都违心地先后给康熙各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以试探朝廷虚实。谁知道竟然弄巧成拙，康熙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们的撤藩申请。当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云南时，吴三桂顿感茫然、不知所措。他长期盼望朝廷会让他世守云贵的美梦转瞬间化为肥皂泡，清朝廷对他的崇高礼遇，除了“亲王”这个空头衔外，将失去实质性内容，他将从权力的高峰迭人权力的低谷，他将从人生的辉煌走回人生的起点，他内心里确实有一种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当然，这一感觉，耿精忠也不会例外。那么，他们还能一如既往、忠于大清吗？
撤藩不仅从根本上触犯了三藩的既得利益，而且违背了当初朝廷许下的诺言。对于前朝之事，康熙既无经历亦无体验，他不懂得在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如何珍惜与三藩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三藩的既得利益即如何履行“君使臣以礼”的义务。而撤藩表明“君使臣以礼”的义务烟消云散，既然礼臣又是臣忠的前提，那么，“臣事君以忠”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吴三桂就对云南华丽的宫殿、丰厚的产业、娇艳的美女和显赫的权位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吴三桂的部下对在云南所拥有的一切同样难以舍弃；吴三桂及其属下数万人早已心仪于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安土重迁”已成为他们的普遍心理。这样，利益的诱惑与民族情感交织使全军上下发出了同一个声音，用武力对抗撤藩，用刀箭反抗清朝。因为撤藩对三藩集团属下数百万人的前途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三藩之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上分析得知，在解决三藩问题上，康熙不顾“君使臣以礼”的道德人文关怀，这是“三藩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康熙应该负主责。而传统史家无视道德中的人文关怀，把一切责任归咎于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头上，是有失公允的。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要对人民、对下属有感情，以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去对待他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情商”的问题，更是对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必然要求。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切实做到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对此，做官的人要铭记于心，尚未做官但将来可能做官的人也要认真思索，真正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释义】选拔正直的人，罢免那些不正直的人，人民就信服你。选用不正直的人，罢免那些正直的人，人民就不会信服你。
封建社会治理国家，为人君讲究公平正义，推崇正直透明，公开公正，有利于百姓臣服，国家政令执行，有利于国君社稷江山长远，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追求平等民主自由的企业公民意识则更强了，不管什么样性质的企业，客户时代超越竞争对手，要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持续发展，就要使得企业公民信服，而企业公民信服的关键就是选拔正直无私的人，才能令大家信服，愿意更好的执行企业政策，群策群力解决问题，每一个企业公民都中也能知道自己如何从士兵到将军，并为此打拼努力，没有公平正义，也就没有人信服，企业失去企业公民的信服，从长远讲，也必然丧失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看来，古今一理，治理国家管理企业，都是关于人的事情，有相同的地方，不管是社会公民还是企业公民，公平正义标准和原则都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