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在选定专攻哲学之前，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愿，又适合自己的口味，苦苦地作了一段漫长的旅行。
他很早在中学作文中就把个人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学学法学时又试图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卡尔在学习法学和哲学中，将法学和哲学在“应有”和“现有”的对立中统一起来，把法学同哲学结合起来，写出了三百多页的“法哲学”著作，力图创造新逻辑体系。
可是，我们听卡尔的反省：
“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而且写得非常[……]（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这次哲学尝试的失败，使他感到苦恼，三百多页的著作被他丢进了废纸篓。
茫然之中，卡尔一时又对戏剧和文学的爱好萌发强烈的欲望。打算去柏林在鲍威尔和普藤堡的协助下办一个美学批评杂志，书商拒绝了他。又想将自己的诗歌收入夏米索主编的《诗歌年鉴》中，收到的却也是“作品不能采用”的复信。
“燕妮来了信，未婚妻来了信，一封，又一封……，她支持我专攻哲学，她说按我的爱好和生活兴趣去生活……”
卡尔高兴地跳起来，这时才真正抛开父亲要自己成为大法学家的愿望，钻进了哲学魔宫。
于是，中学的第一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又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萦绕着：
为什么世界上人类的生活不好？
为什么许多人贫困和痛苦？
为什么人要作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
为什么人们不为自己作工？而替他人打工？……
卡尔把自己关进了威廉大学（柏林大学）很近的米特尔街61号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日日夜夜埋头读书，想无论如何要向整个社会回答出他一直放心不下的问题。
房东很满意卡尔这样的住客。虽是年轻人，生活上从不打扰他。来柏林后，卡尔不再聚客酗酒，也不像其他一些大学生晚上常常深夜才回家。房东主人喜爱常来看看他，和他谈笑，有意调节他沉闷的学习气氛。
有一次，他走到马克思的房门前，正钩着指头想敲门，他的眉毛忽然竖起来，睁圆疑虑的眼睛，侧着头，用心地听。
房门里面传出奇怪的声音，像是在敲墙壁，打地板，又像是在怒骂什么似的。
房东主人向前伸着头、弯着腰，从锁洞里看进去——
只见卡尔的脸色也变了，从桌上抓着一些书向四下里抛，书被掷到地下，像扇子一般，一页一页地打开……
房东刚想抽转身来，门忽然哗啦一声打开，房东的额上碰出了一个大包。
卡尔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口里一边骂着，一边走到院子里去。
房东揉着头蹲了一会，然后站起身来，马上向街头跑去。
过了些时候，房东带一个医生回来。他们商量几句，两人才走进院子。
卡尔用两手捧着头，坐在苹果树下，身子左右地摇。
医生小心地走过去，坐到卡尔的旁边。
房东极力屏住自己的呼吸，靠着苹果树站着。
“今天的天气真好！”医生温和地说。
卡尔用乌亮的眼睛看了看医生，又转过来看房主人那个胆小可怜的样子，微微地笑了笑。这一笑，他那沉重的黑脸更加骇人。
卡尔黯然地说：“你以为我是疯了——可不是哩！怪我的头脑太清醒，能看清我读过的书里所有一切的糊涂、瞎说。”
他又气愤地说：“不合我们理智的书都是废书。遗憾的是这样的废书太多了，简直无法忍受！”
卡尔突然拉着医生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很兴奋地问道：“当你周围尽是贫困和苦恼的时候，你能很安然地过活吗？”
不等医生回答，卡尔已从长凳站起来，散乱着头发，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他述说他一人在那堆满了书籍和他自己的记录抄本的房间里，夜里睡不着觉，还说他，怎样要在这些书里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找不到，和他以后怎样愤怒怨恨这些书籍等等。
医生点头表示同意，趁着卡尔说话的间歇里插上一句，提议他回房里去。
医生用心诊察了他的身体，板着很庄严的面孔，说道：“呵，你过分地损害了你的健康，要知道，你一定要首先保重治疗你自己的身体，然后才能援救你要援救的人。”
医生给卡尔开了一些必要的药，同时嘱咐他绝对严格地安静休养一段时期。
卡尔听从医生的吩咐、劝告，暂时搬到柏林附近一个清静的渔村里。
离开他那“隐士的小房间”，搬到了施特劳拉住下。
风景如画的小渔村位于施普雷河的右岸，亨利希·海涅说，这条河“涤荡灵魂，冲淡茶水”。
在这里，他渐渐将他的思想整理出头绪来，发觉自己不应该是那样空空地气愤，首先一定要将哲学研究好，然后来摸索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原因，再想办法去消灭它们就比较容易了。凭几个月的工夫，这是做不到的事。……他有时同渔民打鱼，有时同村民上山打野猪，待身体强健了些，才回到柏林大学。
在农村的环境里恢复体力和精力期间，卡尔却开始了静心“从头到尾读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黑格尔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卡尔过去读过黑格尔著作的片段，但黑格尔的晦涩难懂、离奇古怪的表达形式使他不太感兴趣，他比较喜爱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
可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意识到康德和费希特不能帮助他解决理论探索中的难题，不能回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小渔村里，一家农户的窗口，卡尔挑灯夜读，再次钻进黑格尔那晦涩难懂的表达形式之中，寻找哲学的瑰宝……
于是，兴奋之余，卡尔的题为《黑格尔》的短诗又出现在他的诗箴上：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长地探索着，漫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遇到的日常事物。
卡尔终于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到了辩证法的奥秘，思想豁然开朗。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一切都互相联系，一切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都由低极向高级发展，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万古长存的东西，旧事物必然被新事物代替，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内在的矛盾。卡尔被黑格尔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发现他原先的观点和方法不对。他说：“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意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一天，卡尔相遇了士官学校的地理教员鲁滕堡，他也来到小渔村散步。
他们谈起黑格尔哲学来非常投机，鲁滕堡对这位还只19岁的人肃然起敬。他向卡尔介绍了首都的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聚会中心——“博士俱乐部”，卡尔被他欣然推荐加入了这个柏林精神生活的活动圈子。
卡尔在小渔村养病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天，回柏林大学后就很快走进了“博士俱乐部”的生活。
在“博士俱乐部”里，卡尔是最年轻的一个，大多数人的年龄比他大十多岁。活动中常常可以遇到有才华的教授、讲师、新闻工作者、作家、律师，以及戏剧表演家、戏剧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黑格尔的学生和崇拜者。
俱乐部成员定期在一家咖啡馆聚会，咖啡馆在耶戈尔大厅和夏洛丹大街的交叉路口上，正对着一座剧院，从大学来只需步行5分钟，因此，大学生、教师、评论家到这里聚会特别方便，在这里还可以读到在其他咖啡馆的店主所不准备的报纸和政治书刊。
那里的四壁总是糊成红颜色的“红厅”是当年咖啡馆的中心，它一直又是他们聚会的中心场所，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激烈辩论的主要讲坛。
“红厅”自然成了卡尔最活跃的地方，开始，前来聚会的人对卡尔的年轻投以藐视的眼光，认为他是谈不出什么见解的。
卡尔每次在发言之前都要站起身，在室内踱几步，沉思地把他的食指按在唇边，然后，就激昂陈词：
“只要还有一滴血在哲学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哲学就永远会像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喝道：‘那摒弃庸众听信的神灵的人，不是不敬神灵的人；那附和庸众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敬神灵的人。’”……
这时，连“博士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柏林大学的神学讲师鲍威尔也向这位年轻的小弟弟报以热烈的掌声，立科中学的历史教员卡尔·科本感叹地说：“这才是从自己心中说出来的。”
往往在这使卡尔最激动的夜晚里，他又会提笔立即给父亲和燕妮写信，告诉他们他在博士俱乐部的事情和目的。“这里在争论中公开了很多对立的意见，并且我总是紧紧地盯住现代世界哲学。”
当时的黑格尔学派已分成了左右派。右派称老年黑格尔派，他们用基督正统思想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左派称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和反对专制统治的结论。卡尔赞成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和政治观点。
卡尔往往有意这样发起频繁而激烈的争论，使自己的思想能与那些杰出朋友的思想进行比较，渐渐，这位俱乐部中的“小弟弟”有了中心位置。主要领导人布鲁诺·鲍威尔也成了卡尔的忘年之交。
卡尔在“博士俱乐部”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以致在他离开柏林之后人们还在经常谈论他。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当时卡尔已离开柏林，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的介绍中了解了卡尔，在他与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合写的一首长诗中对这位特利尔青年的英勇气概作了生动的描写：
是谁跟在他（布鲁诺）的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
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
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
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