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认为民众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样是民众的最大忧患，然而为他们撞钟、敲鼓、弹琴、吹笙，是不能解决这些忧患的，音乐不能使民众的衣食财物得到满足。
在整个社会上，大国攻击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壮的掳掠弱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鄙视低贱的、外寇内乱盗贼共同兴起而不能禁止。这些罪恶不是靠音乐就能制止的，天下的纷乱不会因为统治者喜好音乐就能得到治理。
因而墨子认为音乐对于“有利于天下，为天下除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既然“乐无实用”，当然应该否定。
墨子还认为统治者制乐，越是多样复杂、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就越大，所以乐对国家治理是不利的。音乐尽管好听，但不能解决人民“饥民不食，寒者不衣，劳者不息”的实际问题；制乐赏乐要花费很多物力财力；享乐会耽误上层人管理国家大事，影响下层人从事生产劳动。墨子从上述角度对音乐的否定，并不是否定音乐的本体，而是否定人对音乐的享用。这正好与儒家学说相反，墨子通过对音乐社会作用和价值估量，得出了“音乐无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观点。
墨子的非乐思想，虽然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和对老百姓的关怀，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他从狭隘功利主义出发，片面否定乐客观存在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这对音乐艺术本身的发展来说，并没有积极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趁机争夺霸权，纷纷实行变法，重用知识分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灿烂时代――诸子百家的争鸣时代！
音乐作为当时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一部分，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不但在理论上得到了一步阐述，在形式和内涵上也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诸子百家所争论的”音乐”并不是今天我们所通用的狭义的单纯音乐概念，而是一个复合性的整体概念，它是一种融音乐、诗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的歌舞乐同体概念。
儒家承继了西周以来乐舞和政治、宗教、习俗等密切相连的传统，充分注意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从不同角度阐发和肯定“乐”在政治、道德和社会风尚方面的教化作用。儒家还将“乐”和“礼”相结合，指出“乐”依“礼”而成，建立了为国家政治和教化服务的礼乐观。
音乐在政治、道德和社会风所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从这种角度来制乐赏乐，也确实能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满足民众的感情需。然而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当儒家的礼乐制度发展走向极致时，也就成为了繁文缛节，过分关注形式而渐渐远离了初衷。墨子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非乐”的思想。
所以，墨家并不是“五音不全”，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小生产者和老百姓的利益，矛头主要是指向劳民伤财、贪图音乐享乐的高层统治阶级。也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向墨家致敬。
五、重义的墨家
贵义是墨家学说的伦理总则和精神实质。墨家认为天下一切事情都没有义贵重。重义是墨家学说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墨子一生都行义，为“义”的实现奔走呼告。
在春秋战国时期，背义趋利成为盛行的不良风尚。大国侵略攻夺小国，强者亏人而自利；整个社会上强凌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富侮贫，在种种不义行为的干扰下，整个社会秩序趋于崩溃，天下纷争四起，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状态下，墨子勇敢的站出来，强烈呼吁重建社会的“义”，并将义的实现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墨家学说中，义和利是息息相关并且统一。一方面，墨子把实现义看作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一方面，墨子又把实现天下的“利”看作是最大的“义”。
作为一位平民哲学家，墨子宁愿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过着艰苦俭朴的生活去追求义，而不愿意用义做交易，换取高官厚禄、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在为义的过程中，墨子还主张不避毁就誉，为闲言流语左右。高石子背禄向义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墨子有位名叫高石子的弟子，墨子推荐他在的卫国做官。
卫国国君把高石子安排在卿大夫的位置上，并给予很丰厚的俸禄。高石子在国君上朝时，曾接连三次将自己的主张意图全讲出来，希望国君采纳，但却始终得不到国君的器重。于是他毅然辞去高官厚禄，离开卫国到齐国做官。
经过鲁国时，高石子拜见老师，对墨子说：“我舍弃了高官厚禄，卫国的人都骂我发疯了。”墨子说：“如果你离开卫国，合乎道义，那就随别人怎么说吧。”高石子说：“老师您曾教导我说，天下无道仁人志士就不能贪恋厚禄高官。如今卫国无道，如果我贪恋爵禄，那和叫化子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墨子听了很高兴，就让自己的大弟子禽滑厘记下来，说：“我常听说有背义向禄的人。而背禄向义，高石子就做到了啊！”
墨子为了推行墨家的学说，把自己的学生推荐到各国去做官为政，以实现墨家的政治主张。如果墨家之法不被当政者采纳，那就应该向义而背禄，放弃高官厚禄，而到有利于推行墨家之主张的国家去做官。当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墨子坚决的站在了义的立场上。单从这个方面来看，墨子的行为是儒、道、法等诸家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贵义，但同时也十分重利。《墨经》中这样定义：“义，利也”，在墨家学说中，义和利是相一致、统一的，义利合一的观点十分符合墨家学会说的精神实质。
更为可贵的是，墨子所谓的“利”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人私利、物质之利，而是指“功益之利”。墨子“利”的内涵是那些对人民、国家起到良好作用的、对人民利益有好处的事物。不但如此，墨子还对个人的自私之利进行了批判，把自己的私利建立在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所谓的”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更不能称之为义，相反却是“恶”、“害”。
在墨家学说中，义不是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以利为内容的，凡是好的、善的、合理的、能给人民带来效用的东西，都是合乎义的。他把关心人民疾苦、兴天下之利看成是义，教导人们应该去做那些对人民有利的事，自己也率先垂范，摩顶放踵而不改信念。
墨子对义和利进行了精确而深刻的辩证分析，认为利是义的内容，义是利的规则。墨子的义利合一观中，公利是义，利他是义，而窃人桃李的私利不能称之为利。
儒家也十分关心义和利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的学说中，义和利关系实际上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利益和道德是辩证的统一体，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只讲利不讲义不行，只讲义不讲利也不行，因为道德和利益是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所必须的。只讲“义”不讲“利”，人和社会都将失去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只讲“利”不讲“义”整个社会将背欲望所支配，失去了精神支撑。横流，虽然儒家主张”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但也不否认义利合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还是要重义，义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下面的故事也许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义的可贵。
吴乃宜是苍南县霞关镇三澳村的一位老人。
2006年，虾皮捕捞特别赚钱，吴家的4个儿子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借了60多万元，筹够100多万元买了艘钢质渔船，成了霞关镇第一批拥有钢质渔船和先进捕捞工具的渔民。
没想到，就在那一年，“桑美”台风在霞关港登陆了。渔船翻了，除了二儿子吴秀全，3个儿子再没能上岸。二儿子也因为在海水中泡了太久，暂时失去了劳动能力。
台风过后不久，有不少债主上门讨要债款。但当他们看到吴乃宜老人的境况时，都觉得开不了口。
这时，吴乃宜老人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对每一个债主承诺：“我会想办法还债的。”
3个儿子过世后，苍南县政府给台风遇难家属分发了一笔补助。有两个儿媳妇拿走了其中大部分补助，把年幼的孙女留给老人抚养后，回了娘家。
老人拿到了24万元的保险赔付。加上之后出售打捞起来的渔船，一共有将近40万元。这些钱老人一分都没留下，全部拿来偿还了当地农村合作银行的贷款和私人借贷及利息。
背负着20多万元各类渔具的赊账款，攒钱、还债成了吴乃宜老人4年多来生活的唯一目的。这几年来，他一直过着难以想象的清苦生活。
一盏15瓦的节能灯，几件看不出颜色的陈旧家具，这就是老人现在所有的家当。
4年多，他每天只吃两顿稀饭；平常摘一棵拿盐水煮一煮就是一道菜；过年的时候，要靠好心肠的朋友或亲戚送来一点肉，老人才能开个荤。
4年多来，吴乃宜老人一家没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衣服袖口和裤脚磨出了毛边，还在继续穿。两个小孙女的衣服也是亲戚朋友送来的。
他们的年纪大了，不可能去打工赚钱，怎么办？吴乃宜和老伴决定，编织渔网赚取一点收入。
眼睛看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还是要织。织一张网，能卖100元，却需要两个老人2个月的时间，算下来每天只能赚几角钱。这样的收入实在微薄，两个老人却经常织到晚上12点才休息。
这期间，台风中受伤干不了重活的二儿子吴秀全不忍心再让老父亲一个人承担债务。2006年，他拖着病重的身体和妻子外出打工。踩三轮、开机床，什么工作都接；为了省钱，他没有回过家。夫妻做得辛苦，一年多省下1万多元，给父亲去还债。
就这样，吴乃宜老人一家勒紧腰带，一点一点地积攒，够一笔欠款后就立即拿去还债。
老人的故事，感动了霞关镇的每个人。家住邻村的谢月娥，与吴乃宜家非亲非故，吴乃宜却称呼她为“干女儿”。当年谢月娥从别人那里借了5万元给吴乃宜，事情发生后，她没跟老人提还钱的事情，自己默默地替老人还上了这5万元债务。
霞关镇上卖渔船绳索的黄敬瑞，当年吴家兄弟在他店里赊了7万元的绳索。4年多来，黄敬瑞从来不跟老人提这笔赊账，反而是吴乃宜主动先还了2万元。
黄敬瑞对记者说：“老人坚强，很厚道，不管多苦多难都重信义、守信用，这一点让我敬佩。”
重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石。我们应该发扬墨家的“贵义”思想。
六、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这个字眼实在是太熟悉了，勤劳者人们大都会毫不吝惜地把赞美和尊重献给他们。历史的发展也得益于勤劳，可以说，勤劳创造了人类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
墨子作为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小手工业者，他所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在墨家的学说中的很多主张和观点，都是站在下层百姓的立场上，为了实现民众的利益而提出的，比如说他主张任人唯贤的平等的人才观就是为了下层有才干的人能得到任用而提出的。他的经济思想也是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因而有自己独特的生财观念。
在我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如果把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剥削掠夺考虑在外，农民所获成果的多少和自己所付出劳动的多少是成正比的，是真正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财富的多少直接体现在劳动所得的成果中、一个人如果勤劳，那么就能多得，相反，那些懒惰的人则不能获得劳动过失。在这种自然经济条件下，勤劳是致富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墨子提出了自己的生财之道——勤劳、节俭。
勤劳是创造财富的手段。
和儒家“至君尧舜”的选择不同，墨子把大禹作为和自己主张相一致的上古时期的圣人。
墨子对于大禹提倡节俭的个人生活、勤劳的工作观念十分推崇。认为辛勤劳动以使人丰衣足食，并且，勤劳的人因为经常参加社会劳动而得以长寿，安逸享受的人也因此而短命；勤劳的人学有才干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给别人带来好处，从而得到神明的赞同和奖赏，而安逸享受的人因毫无才干对人们和社会没有贡献，从而得到鬼神的厌恶和惩罚。
在古代社会，土地和人口是国家能否富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而当时的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国家要想实现富裕，所采取的方法只能是通过“强力从事”，即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实现，也就是所说的“勤劳”。在没有先进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农民们只有加大自己的劳动量，才能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统治阶级要相稳固自己的统治，也必须有坚实的武汉字基础，因而，勤劳就成为自然经济条件下创造财富的手段。
墨子就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趋势，提出了自己“赖其力者生”的生财主张，在墨家看来，一个人每一天所耗费的衣食，如果能与他白天所付出的劳动相匹配，就会得到他人的认可和鬼神的赞许，这是因为他是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而如果一个人安逸淫乐而不做事情，鬼神也会对他进行惩罚。因此不但劳动者要辛勤劳动获得生存必需品，统治阶级也应该把勤劳工作当做治国施政的方法。
勤于国事的古代帝王，勤于革命事业的缔造者，勤于各行各业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勤于创新发明的科技工作者，勤于学习的学生……毫不例外地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发展到今天，勤劳永远不减其魅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勤劳的劳动者，我们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与之相反的懒惰也随时随地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只要稍微松懈，懒惰就乘虚而入，侵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知不觉就变得如行尸走肉，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刚进入高中的学生，懒于学业，听人说他在小学和初中非常勤奋，也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和赞美。不知什么原因，上了高中后，他突然变得懒惰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成绩下滑，精神委靡，斗志丧失。家长的好心规劝，教师的严厉批评，同学的热心帮助，都无法将他从懒惰的泥沼里拯救出来，他沦落了。大家为一个很有学习天分者惋惜，而使他变得懒惰的原因竟是这样简单：他结识的一个混混用鄙视的语言说，你这么勤奋，还不就是比我多得了几张无用的纸，但你却失去了生活的乐趣。这简单的话语就使一个还处在世界观尚未成熟阶段的孩子落入了懒惰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荒废了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