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他久久地站立着，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间，彭德怀影影绰绰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又惊又喜又疑，想弄个究竟。他向专案组提出要看中央关于林彪总是的文件，却被断然拒绝了。
他气愤地说：“为什么不让我看？眼下我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虽然我在接受审查，可还没有给我下结论，还没有开除我的党籍！中央文件为什么不让我看？”
专案组的人不回答。
彭德怀盯着对方仿佛麻木的面孔，长叹了一口气：“那好吧，你们去报告，说我彭德怀要见主席、总理。我和主席将近10年没见面了，很想见见他，见见总理，我有很多话要和他们谈。”
专案组的人冲他摇摇头，走了。
彭德怀哪里晓得，他的命运不仅没有随着林彪的垮台而出现转机，反而继续顺着悲剧的高潮发展。就在林彪事件爆发不久，江青、康生等人造谣说：“林彪南逃广州时，准备从什坊院带走三个人到广州去任用，第一个是彭德怀，第二个是黄克诚，第三个是罗瑞卿！”并向卫戍区和专案组传训：什坊院警卫力量太弱了，要加强力量，营、团两级都要有主官进点。此后，监护点除原规定的“四个不许”外，又增加了三个“不允许”不允许关灯睡觉；不允许头上盖东西睡觉；不允许脸朝里睡觉。为预防监护人员被拉拢、腐蚀，约半月或20天就要换防一次。负责监护点的某团把勤务连、机枪连、炮连拉到什坊院轮流值班。
彭德怀无论怎么也意想不到，自从他在庐山遭难之后，在中国大地上每逢刮起一次政治风暴，甚至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总是要首先把他推向政治漩涡。批《海瑞罢官》，他成了现代的“活海瑞”；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成了这个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他又成了林彪的同伙……他的命运就是这样被无情地嘲弄。他的遭际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其挣扎、生存的某一阶段的一个缩影。
1972年12月底的一个寒夜，彭德怀被迁移到第4个监护点--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政法干校。
顺着封冻的枯竭的护城河环视，是一截截断断续续的坍塌了的古城墙。在这位满怀忧患、饱经沧桑的老人的眼里，这悲壮的蒙受屈辱而又雕刻着坚贞不屈的历史，就这样以残缺者的形象废弃在荒野之上，任凭风霜雪雨抽打着。
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长时期得不到申诉的冤屈，终于使彭德怀病倒了。他大量便血，于1973年春末住进了“301”解放军总医院。医院诊断为直肠癌。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家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并立即批示：“请301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叶剑英知道后，派人追查彭德怀的病情为什么发现这么晚，审查了有关医疗日记和监护日记。
然而，林彪的鬼魂和江青的魔爪并没有就此结束对彭德怀的迫害。江青声色俱厉地说：“我有预感，毛主席也预感到了，现在又有人想刮一股阴风，一股翻案风，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翻庐山彭德怀的案！我说这是白日做梦，我们不答应，毛主席也决不会答应！彭德怀多大了？75岁！还要活85？95？叫我们喊他万寿无疆？”
张春桥也再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谁妄想走回头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决没有好下场！”
4月12日晚8时许，彭德怀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了南楼14病室。他穿的仍是那身从成都押送北京时的黑棉袄、黑棉裤，前襟、袖口和膝盖的部位都打了补钉，隐约可见油垢的光亮；脚蹬一双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难怪当时目睹他这身打扮的一些医生、护士惊讶地议论道：怎么把一位掏大粪的老头送到这里来了？走错门了吧？
很快，医生、护士们便知道了：这老头是专政对象。他床头病员卡片上写的是：“145号”（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是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专案组定为“145”）。
专案组向医院布置：“145号”的病房里要有警卫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病人不得出病房；除卫戍区、专案组、医务人员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病房；医务人员进屋不准擅自和病人谈话，要服从哨兵的管理；不准任何人不通过哨兵给病人送东西。
于是，彭德怀住的这间10余平方米的病室成了医院一个特殊的地方。门口站着看守人员，门窗紧闭着，窗户用报纸从底下直糊到顶端，屋内一缕自然光线也见不到。为了限制他的话动，他的裤带被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许书籍和按规定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便是空旷、冷清和死寂。他常常仰天长叹，并喋喋不休地呼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他还多次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医务人员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那个彭德怀！”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医院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投入彭德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但出人意外的是，彭德怀坚决反对手术。此时，王金岭早因受“杨余傅事件”的牵连离开了彭德怀专案组，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负责。为了手术问题，彭德怀与这位专案人员发生了口角。
“彭德怀，你为什么不同意手术？”
“我岁数大了，用不着再做手术！”
“那不行，手术必须做，否则……”
“否则什么？你们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后，我就做。”
“你的问题不是马上就能搞清楚的。”
“有什么搞不清楚？不就那么点事情吗？”
“我说你彭德怀怎么这样固执呢？你的案是毛主席老人家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回来，我就做！”
“彭德怀，你的这个要求，我们办不到！你不要给我们出难题！”
“为什么办不到？你们什么事情办不到？我看你们是不想办，不愿办！你向上级汇报去吧，就说我彭德怀坚决不做手术！”
这位专案人员气得脸色煞白，最后只好搬出周恩来的批示来，“彭德怀，我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是总理批准的？”彭德怀追问。
“对！”
“那么，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吧，我有话要跟总理讲。”
“彭德怀，你，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说什么？我无理取闹？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叫真理吗？--正确地反映客观事实，实事求是。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
这位专案人员见这般情形，只好退了出去，向专案组作了汇报，并建议，让彭梅魁来做彭德情的工作。
4月23日，当彭梅魁突然接到去医院看伯伯的通知后，竟一下子呆愣在那儿，情疑自己的思维神经是否错乱了直到专案人员一再催促她赶快动身，她才“哇”地一声哭起来，顾不得换件干净衣裳、梳理一下凌乱的头发，即刻跟着这位专案人员上了车。
自从容不迫967年彭梅魁在北航批斗会上惨不忍睹地看到伯伯被红卫兵强制做“喷气式”后，一晃6年没有得到伯伯的音信，也不知伯伯是死是活。万般无奈，彭梅魁直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不久，周恩来派人找到彭梅魁，转达了总理的问侯，并告诉她说：“周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你伯伯的身体很好，东西还可以照常送。”当彭梅魁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告诉了彭钢、彭康白后，兄弟姐妹抱头痛哭。他们为此感到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啊！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得不到伯伯的音信的原因，除形势所迫、专案组从中作梗外，其中也有他们的伯伯唯恐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株连而有意回避同他们联系的因素。他住院前，曾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纸条，说明彭梅魁所以在他看押期间送来粮票、衬衣、鞋袜等物品，是因为仓促押来北京，“成都和北京气侯不大相同，我穿单薄，到京时已感冒，到期1967年月日月下旬皮肤发炎大发，疼痒异常，已成溃疮，后经军医注射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才向侄女求援的。他还特别说明1962年6月，他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他还不止一次地向专案组申明：多大的罪状由我一人承当，我与浦安修以及我的侄女早已没有了往来，请不要因为我的问题加害他们！
此刻，彭梅魁心惊肉跳地跟着专案人员向阳花14病室走去。她一心只想快点见到伯伯，她不知道伯伯患的是什么病，病情怎样，因为来人没有把“底”透露给她，只是说伯伯的病需要动手术，让她做做伯伯的工作。
病房门打开了，一股阴沉郁闷的气息袭上彭梅魁的心头。在对门的沙发上，一位瘦弱的老头静静地却很吃力地看着报纸。他那清癯的面孔没有一丝血色，头发枯白，那爬满皱纹的额头上被造反派灼下的烙印隐约可见。彭梅魁简直不敢粗信这老头就是自己的伯伯！她嗓子眼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伯伯！伯伯呀”她哭喊着扑到老人眼前。
听到这多年不曾听到的声音，这亲切而又凄楚的呼唤，彭德怀不由自主地硬撑着站了起来，呆呆地看着彭梅魁，继而一阵惊喜：“啊，梅魁你来了！你怎么来的！”
彭梅魁指着身旁的专案人员说：“是他让我来的。”
彭德怀“哼”了一声，便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再说什么。他伸了他那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侄女的手，慈爱地端详着她。
彭梅魁迫不急待地问：“伯伯，您哪儿不舒服？”
彭德情说：“从这月初开始便血，越来越厉害，上厕所都起不来，就被送到了医院。”
“便的血是鲜的还是黑的？”
“鲜的。肯定是痔疮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见彭梅魁焦急不安的样子，马上又说：“好啦，好听啦，我们多年不见说点别的吧。”
“这些年来，您生活的怎样？挨过打吗？”彭梅魁把多年来的忧虑凝成简单的问句倾吐出来。
彭德怀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伯伯一辈子吃苦的命，生活再甘也是不怕的。打是挨过，不过总算没有把我这把老骨头毁了”说着，说着，他怕侄女难受，又转过话题，“梅魁，这些年来，我一直担心你们受牵连。不过见你们一直级我送东西，才放了一点心。送那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啊！”
彭梅魁问：“伯伯，给您送东西，您为什么不写个回条？”
彭德情指着专案人员喊道：“问他们吧！写回条？连支铅笔都不给！”又指着窗户说：“看这房子，封得这样严实，连窗外的景色都不让看，住在这比月婆子还难受。我不愿意住，非要我住不可。
这时，站在一旁的专案人员见爷儿俩净谈些别的事，没往预定的正题上谈，便极不耐烦地说：“彭梅魁，该走了，走吧！”
彭德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而后松开侄妇女的手，把脸转向一边：“梅魁，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看我啦，免得他们找你们的麻烦。”
4月25日上午，专案人员又要彭梅魁去医院，不得不把“底”透露出来：“你伯伯患的是癌症，必须尽快动手术，手术方案是经周总理批准的，希望你能说服你伯伯。”
其实，作为医生的彭梅魁在前次探望伯伯的当晚，就和爱人张春一查了很多医书，觉得伯伯可能患的是直肠癌。要是早期手术，做得比较彻底，也许还能多活几年……她不愿意朝这方面多想，她盼望自己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
尽管她有预感，但当事实确凿无疑地摆在她面前时，她仍感到像睛天霹雳在脑海里炸响：伯伯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啊！天哪，为什么对伯伯这么不公平！
她要哭，她要喊，可她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任泪水默默地在心里流淌……
彭梅魁进来时，正是大夫查房的时候。只见彭梅怀坐在床上，紧闭着嘴唇，凝视着墙壁，俨然一尊雕塑。看得出，他刚刚发过火，此时怒气未平。彭梅魁喊他，他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将脸扭过来，看了彭梅魁一眼，点点头，声音嘶哑地说：“梅魁，我知道，是他们让你说服我的。梅魁呀，你说我得的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做手术吗？哼，我要求出院，不做手术！”
彭梅魁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思忖了半天，低声问：“伯伯，您害怕手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