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圳有感情，是因为看着深圳从一个穷兮兮的小毛孩长成一个靓仔的。
8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深圳，第一个写的深圳人，是光明农场的头儿，叫谢强。写谢强，因为他会养牛，把牛奶变成维他奶长驱直入挺进香港市场。现在港人深圳人没有不知道维他奶的，但是恐怕不会有人把维他奶与谢强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如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谢强自己喝奶的时候，怕也不会想到维他不维他了。当年的谢强不仅会养牛，而且他就是农场第一牛，一条开荒牛。“文革”时他还被关进牛栏千牛马活，还要淋着雨戴上高帽游街。后来妻问他有没有浇湿头，他说浇不湿，头上有高帽呢。说倒是红卫兵都浇湿了头。
从牛栏出来再割草开荒当农场第一牛，就不觉其苦，只觉得是锻炼了身体，更锻炼了意志。到国投后，用垦荒的劲头啃书啃新课题，一年年走到1994年。在元旦国投全体员工的晚会上，他举起话筒唱一曲《敢问路在何方》。这支歌，大家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时候都熟悉了，一边看孙悟空翻腾一边觉得歌挺好听。听谢强唱这支歌就听出了歌的“井深”，就好像看到谢强从昨天走到今天：“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一番番春夏秋冬/一场场酸甜苦辣……”
8月初我来深圳，谢强和我说及他喜欢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唱给他妻子的。他说他们是患难夫妻，越难越一流。我才知道，谢强刚到鬼门关前潇洒走一回。说白了就是头痛，但是痛得全家人都明白了什么叫痛不欲生。颅内血肿。如果做手术，可能大出血，可能全身并发症，可能永远昏迷进入植物人系列，也可能手术做到一半与家人不辞而别。但是如果不做手术，那只有一种可能：死亡。有的家属拿不定主意，病人说时迟那时快地就可能离去。谢强的妻对医生说：人生了病，不管他是谁，对于你都只是一个病人，你只管做手术。
如果镜头只对准谢强妻，那人们一定以为她说话的对象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不不，谢强妻之所以堪称越难越一流，还在于对方是一个她也只是在这次会诊时刚刚见到的学生模样的小医生，年方三十二，看上去或像二十三。
当然，深圳人民医院对这起鬼门关边上的病例非常认真，院领导都参加了会诊，还请来了广州医学院的教授。但是谢强的生命就交给这个三十二还是二十三的小医生？
下午五点半开始会诊，午夜就准备手术。小医生“骗”谢强家属说手术很简单，就是开一刀，把血放出来。后来手术成功了。记者要采访他，他又“骗”记者说小手术不要写。
如果晚一天手术，谢强就去了鬼门关的门那边了。家属们自然对这次“简单开一刀”的医生感激至极，不知如何表达。家庭成员之一送去一件小小礼物，想反正是手术做完了，这可不是术前的送红包。小医生写一信把话说得绝绝的：如果不收回，我天天晚上找你们直到把礼物收回去。
小医生叫陈建良，医学博士。深眼窝大眼睛，越发显出眉毛的浓和睫毛的黑，眼睛也越发毛茸茸地显示着丰富的内蕴。鼻梁好像是用尺子划出来的直而又直，像是正直的注释。五官的布局无可挑剔，像是用手术刀雕刻出来的。下嘴唇比上嘴唇略鼓一点，笑起来，丰润的下嘴唇透着诚厚，收敛的上嘴唇不失含蓄。嘴唇的周围有一圈青胡子茬，好像刚收割的庄稼地，好像收割起自己给予别人。
今夏朋友请他吃西餐，请他点菜。他要了两份牛排说大家吃。他不知道西餐是一人一份的。朋友笑他不会用刀叉，他可不觉得好笑。既然不知道怎么用是对的，也就不知道怎么用有什么不对。而且他拿起西餐刀就想起手术刀，他对着盘中牛排一刀刀割来，说脑神经外科手术这么切，这么切，这么切。切完他指着刀下的“脑神经”说大家吃大家吃。大家觉得真吃不下。事后朋友又笑他不会吃西餐。他说又没告诉我这是西餐。朋友说你是第一次吃西餐吧。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西餐。
陈建良一拿起手术刀，护士就觉得像是在看艺术表演。他读博士时也一直不离临床，所以有了十年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我8月4日到深圳，他刚为一位脑结核病人动完手术。这个病人在广东某医院诊断为癌，认为已不能手术，过不去8月，家庭做好了后事准备。医院为慎重起见，又请陈建良专程去会诊。陈建良说不是癌，转到深圳人民医院手术。术后呢？一天天康复呗。
7日大雨，我走到医院宿舍陈建良家那个二楼，门廊上摞着十几个纸箱的书，都用雨布遮着。雨布上都是雨，遮不住的纸箱上也都是雨。我说好心痛，他说是，可是家里再放不下了。家，也就是说一间房，用一根铁丝两块布帘把屋子隔成里外两半。外边有电视机、小矮桌，六只小塑料凳。我想胖子一下就能把这种凳子坐扁了。当然这里就是起居室、餐厅和会客室了。里边只有两只床，床的上边都有板子都堆了两堆各种换气扇、电扇的纸盒，手提包、大衣箱、大捆手纸、甚至折叠起来的钢丝床。我想，陈建良身上的压力真不小。
陈建良笑，说他家床上和地上一样干净，就是说床上让四岁的儿子丁丁搞得和地一样脏。丁丁正躺在冰凉的人造革铺的地面上，高烧四十度，没有了精神，像一只倦怠的猫咪。我想他是身上太烫觉得地上冰凉舒服？两个钟点后我走的时候，丁丁已经有了活气。或许他有医生的天赋自己躺在地上退了烧？
陈建良的妻子值班时，他就带上丁丁去查房。不是上午例行的查房，而是晚上习惯的查房。当初他在湖南，他的老师湘雅医院的院长术后每天夜里查房，陈建良做了十年手术就查了十年房。夜里，医院静悄悄。病人的病情有什么变化，往往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想拖到第二天上午查房时再说吧。可是病人对常见病痛的疏忽，常常就是对生命的疏忽。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条命一个生命啊。在病人的心目中，医生是最神圣的。当陈建良走进夜间清寂的病房，病人的眼里涌出了信赖和希望。陈建良心里涌涌地感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觉得此时无形价值比有形价值更有价值。
别人说陈建良每晚要查房一次到二次是一种境界。陈建良说不是境界是习惯。偶有友人邀他卡拉一番，他一番卡拉后就先告辞去查房。不是不喜欢聚会，但是有聚会没查房不行，有查房没聚会行，如果说白天的手术、查房是他的工作，那么晚间查房是他的业余爱好。一个人，当工作就是爱好、爱好就是工作的时候，自然没白天没黑夜了。
陈建良说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所以市人民医院把他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提为神经外科副主任，他相信医院会帮他解决住房，如同他相信他会做好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治病救命。富人穷人一样只有一条命。好比脑血管造影价格贵，有钱人可以做骨动脉插管造影，电脑控制。没钱的做不起。做不起的，不能眼看着他们不做。陈建良用一种省钱的老办法来做，做颈动脉穿刺血管造影。病人的钱是省了，但是做起来难度大，而且医生暴露在X光射线下。老有人劝他：你不要命啦？
陈建良说，既然选择了医生，就要准备辛辛苦苦一辈子。他笑了，那圈青胡子茬向两边脸颊扩展开去，那是收割不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