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幸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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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幸福宜居环境(2)

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存在紧密相关的传导机制,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陷入不良循环,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带来巨大的考验,也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关键点。高房价、高物价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抬升了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且还会形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汇率风险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高成本反过来又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生活成本。

解决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问题,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需要采取渐进、平衡的综合性措施,将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当前经济发展环境比较复杂,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面对百姓生活带来影响的“三高”,政府应做好宏观调控,出台切实有效民生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民生政策,不仅要保持经济增长,还要维护物价稳定。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保证就业;也只有物价稳定,才能使经济的增长转变为百姓的好生活。

让“碳排放”成为约束性发展指标

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五年前,中央在全国两会上首次提出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五年后,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实现在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作为又一项环保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是新增约束性指标。该指标的提出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证明了国家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心。

目前,电厂燃煤发电仍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因此,必须通过节能改造和创新技术使燃煤机组更加“绿色”。华能等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机组供电煤耗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约为320克/千瓦时,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克/千瓦时。如果全国降至这个水平,每年可节约4000万吨以上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亿吨以上。

据测算,物流业的油品消耗占全社会油品消耗总量的1/3,节能减排会对物流业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会加速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适度超前,要求综合运输体系做到便捷、安全、经济、高效,将有利于推动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运输管理的大布局格局。中国国土面积非常大,要大力发展铁路运输,推进大综货物重载化和联运,加快货物周转速度,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提升海运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调整优化公路运输、特种车辆运输,加快公路运输的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有效提升运输企业的规模和效率,减少空载率。目前中国货运汽车油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要进行技术攻关,发展节能减排的运载工具。节能减排对绿色物流已形成倒逼机制,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汽车是碳排放的主角之一,一辆普通的1.6L轿车,如以每年2万公里的行驶里程计算,一年下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达4吨。中国每年将新增1200万~1500万辆汽车,加起来的碳排放量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自然,生产汽车这种碳源的汽车生产行业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排放原罪”压力。碳排放的约束性指标面前,不想担负全球变暖罪责的传统行业,只有一条路:成为绿色革命的先锋。

发展低碳经济,既要有经济领域加快转型、全社会节约能源的理念,更要抓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欠缺导致的问题已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中露出了苗头,比如我国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但是许多新的研发成果都在国外,一旦技术更新换代,庞大的产能就会转变成落后的产能。

十二五规划形成之际,各地方政府的规划目标已经表明,低碳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广东、上海、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发展较快的安徽、山西、内蒙等地也已将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的约束性指标体现在主导产业当中。

政府应通过多种政策推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加强规划引导,完善扶持政策。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和相关发展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同时,全面落实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强化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加快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力争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十二五”期间,继续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未来的发展中,如果我们能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们对世界的承诺的话,我国将成为清洁能源的领先国家。

从“易居城市”到“宜居城市”

一座城市怎样才算是宜居城市,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发布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宜居城市概括为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六大标准。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我国首次出现“宜居城市”的概念。同年7月,国务院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地把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宜居城市至此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国家建设部2007年通过《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后,国内很多城市把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通过争创宜居城市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时下,国内一些城市争先恐后打出“宜居”牌,推出“宜居指数”,一时间,“宜居”成了评价一个城市的关键词。

首部《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中,北京位列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指数第一。但因交通、住房等公共问题的影响,却没有被评为宜居城市。在城市排行中,北京综合排名第一,又是最“宜业”和“宜游”的城市,那么,北京为什么无缘宜居城市呢?原因很简单,受到交通拥堵、房价过高等原因的制约。北京的交通拥堵是众所周知的,“首堵”是首都的代称,拥堵程度可见一斑;北京的房价之高,更是让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多项调查显示,九成以上在北京居住的人认为北京目前的房价太高,无力承担。

在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中,生态环境指标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城市住房、市政设施和城市交通,体现宜居城市易居、逸居、康居、安居的内涵,强调以人为本。创建宜居城市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长期过程,空气质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寿命、政务公开、就业率及流动人口就业服务等都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一个城市是不是宜居之地,重点是看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百姓幸福指数。

萨摩亚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它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东侧,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日出的国家。萨摩亚总人口只有21万多,是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是在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上却很靠前。萨摩亚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是理想中的宜居之地。经济发达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幸福指数”最主要的核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环境保护”。国家的生活环境越好,人民的幸福指数就越高;反之,如果环境污染严重,人民的幸福感会大大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可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呼吸的是汽车尾气、喝的是含有超标细菌杂质的污染水、吃的是含有残留农药和化学添加剂或是转基因的食品,那么,人们在这里生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一个城市或国家是否宜居,人民是否幸福,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一定要满足,要有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的食品,这也是环境保护的目标。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百姓安居乐业。毫无疑问,城市宜居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易居”,就是说这座城市应当首先能让老百姓住得起。一个城市,只有达到了“易居”的程度,才能谈论是否宜居。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许多城市都是不“宜居”的。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高烧不退的房价让普通百姓望而生畏,当一家人倾尽所有都未必能拥有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这样的一座城市只能对少数富人而言是宜居的。如果一座城市中只有少数富人能得到心满意足的宜居感,至少说明政府在为全民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是有欠公允的,这种局面急需改变。因此,在今后的宜居城市发展规划中,应将房价纳入宜居城市的指标体系,否则空谈宜居是没有真实意义的。

建设宜居城市,关键是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着眼于民生,设身处地体察市民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多层次、全方位来规划、建设、管理城市,将宜居的各项标准细化为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富民工程、惠民工程和民心工程,从而真正做到最大化地满足市民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城市居民。

有人说,城市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首先应该满足人居住的需要。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宜居不宜居,仅凭自己的切身感受就能得出结论。因此,各级政府少喊一点“宜居”口号,多做一些让百姓“易居”的事,才是最实在的,也是老百姓更为企盼的。城市的建设规划和发展目标归根结底,都是以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为第一要义的。居民的幸福感是衡量城市的惟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宜居是城市发展的底线,每一个城市都应该从宜居做起,最终让居民拥有幸福感。

城市化的副产品—“城市病”

有了和谐城市,有了宜居城市,才可能有国民幸福。“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在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越来越低。

城市和人一样也会生病。城市病是指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问题已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专家认为我国已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居住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城市本该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一点点流失。于是,在生活问题和难题越来越多的时候,“幸福”的城市人终于发出了“幸福在哪里”、“幸福了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