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解密北京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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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载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

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

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8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4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10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9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