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这样的例子。1965年，国家因光学工程需要，给科学院投资300万元，让科学院负责生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大玻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应该落到长春光机所的头上。光机所本身就是搞光学的，有现成的技术力量，如果再得到这笔投资，就可以大大地改善现有的科研生产条件。这是一件很令人为之振奋的事情。但谁也没想到，事到临头，这只已经煮熟了的鸭子却眼睁睁地飞了。竟是王大珩不同意！王大珩认为，这笔钱投在光机所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光机所虽然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批玻璃的生产任务，但光机所毕竟不是产业部门，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所投入的设备势必会因面临闲置而造成极大浪费。王大珩建议把这笔钱投到轻工业部门，这样既解决了光学工程的临时需要，又能充分发挥这些设备的作用，使其继续为国家创造效益。眼看到手的300万就这样白白地放弃掉了。许多人不理解，其实不是道理不好理解，只是心里不舒服，私下里就有人苦笑着说：王所长考虑起问题来，怎么总象个政府官员似的？后来那笔钱投到了上海新沪玻璃厂，果然造就了一个如今在规模、设备和生产等方面都居全国前几位的大型玻璃生产企业。
光机所的人都说，他们与其它单位争课题、项目的时候最怕有王大珩在场。为什么呢？因为有王大珩在场他们就打怵，就不敢把自己的优越条件讲得太过，讲过了王大珩就会毫不客气地当场纠正。还因为王大珩常常会把屁股坐到人家那面。常有这种情况，在家讲得好好的到那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课题争过来，但王大珩只要听到人家有更充分的理由，就会立刻反过来替人家说话。在这些事情上，王大珩好象不会分里外，不会打自己家的小算盘，不会给自己争好处。他只看谁的条件最适合做这件事，只看这件事怎样做才对国家最有利。
1963年4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北京召开了150工程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支持了王大珩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观点，决定由光机所从研制到提供产品全面负责下来，从而结束了“一竿子”与“半竿子”的争议。在王大珩的严密组织下，150工程始终进展得十分顺利，这项参加人数多达600人，历时五年半之久的大型科研工程竟一次试验成功，其中的几百个项目都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的鉴定。1966年4月，150工程正式整体通过国家鉴定。150工程成功地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尖端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后，长春光机所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在以后的许多年间，光机所多次承接国防科研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防科技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震憾世界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的大地腾空升起，它以惊人的姿态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古老国度所拥有的新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胆略和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印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光学部分研制工作的王大珩此刻也在激动的人群中，与人们一起忘情地欢呼着，跳跃着。蘑菇云不断地向高处升腾，滚滚的浓烟在天空中翻卷着变幻姿态，在王大珩的眼中幻化出一幕又一幕遥远而又清晰的图景：那里有鸦片战争的炮响，有甲午海战的硝烟，有卢沟桥的烽火，有南京大屠杀的枪声……
有一种很坚硬的东西突然在心中砰裂开来，化成一股灼热在胸中翻滚奔腾，不知不觉地眼中便滚出了汹涌的热流。
晚上，王大珩和在他带领下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工作的几个人聚在了一起，他们要悄悄地庆祝一下。两年多来，他们一直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来做这项工作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课题，连他们的家属也不知道。他们常常突然离家，却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往往一走多少天不给家里半点音信，回来了却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法说。今天，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他们所负责的光学测试项目在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取得了圆满结果。
王大珩带了一瓶红葡萄酒。每个人斟了一杯，血一样鲜红的液体便在高高举起的杯中剧烈地颤抖着。无言。许久，随着“砰”的一声脆响，那鲜红的液体便涌入喉间，一股火辣辣的绵甜立刻向全身蔓延开来。
那一夜，王大珩喝了很多。在微酣之时，王大珩说了一句谁也没听懂的话：“父亲，哪怕再晚半年，也好……”
王大珩的父亲在半年前去世了。父亲在世时不只一次地用感慨的语气对王大珩说：“你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好时候都让你们给赶上了。”
王大珩永远忘不了父亲在说这句话时，眼中那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来的羡慕和遗憾。
父亲！父亲！父亲！
1985年，鉴于长春光机所在国防领域中的一系列突出贡献，国家授予长春光机所“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先进单位”的称号。在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工作会议上，王大珩做了题为《为我国国防光学工程现代化而奋斗》的报告。同年10月，长春光机所历年研制的国防科技成果，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为总项目名称，获国家首次颁发的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由于他的特殊贡献而获得了个人特等奖。
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世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置身其中的人或许会因习惯而对这变化忽略不觉，但在外人眼里这变化便往往会显得格外地突兀和极其地不可思议了。
当历史走到八十年代的以后，当中国那扇紧闭的朱红大门终于开启了的时候，世界惊奇地睁大眼睛，发现东方伫立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光学大国！
中国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光学队伍。
从王大珩领到1400万斤小米筹办仪器馆起，中国的应用光学就开始在几近空白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王大珩创建和领导的长春光机所做为中国应用光学的发源地、摇篮和基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配套，科研生产条件齐备，技术基础雄厚，并具有光、机、电及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与开发优势的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几十年间，王大珩在领导长春光机所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又着手分别组建了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和四川大邑光电技术所，并倡导和亲手创建了一所专门培养光机人才的理工科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光机所一个老母鸡竟下了五个与她自己一样大的“蛋”！这成了流传在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真实的神话。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多达15万人的世界上最庞大光学队伍，并拥有了360个光学工厂和72个光学研究所，还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光学专业、22个大学设立了光学仪器专业。
中国有着许多令世界光学界瞩目的科研成果。
长春光机所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国家可以制造。而在长春光机所问世的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距世界上激光器的出现只晚了一年的时间。还有100多种的各类光学玻璃，有原子弹、氢弹、卫星中的光学设备等等、等等。著名光学专家、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时曾应邀在美国的一个光学会议上做关于中国光学情况的报告，后来，母国光教授在庆祝长春光机所成立四十周年的讲话中，详细介绍了那次报告后美国光学界对中国光学成就的反应。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讲话，现摘录如下：
在八O年的时候，美国还不了解中国光学是什么样子，当时相当多的美国专家是抱着这种心情来听我的报告的。我向他们讲了几件事实，来说明中国光学的成就。更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我说在中国有个长春，在长春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长春光机所，她为中国的光学工业，为中国的应用光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她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材料。熔炼了100多种光学玻璃，并把带去的光学玻璃目录、光学图打到幻灯上给他们看，大家热烈鼓掌。中国还会熔炼光学玻璃吗？还能熔炼100多种吗？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又接着说，在中国用我们的计算机、计算器，自己设计了复杂的光学系统，而且造出了这个光学系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弹一星”，这“两弹一星”所需要的光学仪器是谁卖给我们了呢？是美国人吗？你们回答：不是，美国不肯卖给中国！是德国吗？德国不见得有。日本吗？没有。苏联不卖！这样大型的、精密的跟踪仪器是由我们自己设计并把它造出来的！这仅是我们光学取得成就的一部分。大家为这个热烈鼓掌。我报告完之后，带着我去的一位中国籍教授，他本来是很不大愿意请客的，花钱很仔细，但这天他非常高兴，他说母教授今天晚上我要请客。我在美国25年从没有得到今天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是长春光机所争得的。在美国当了25年的教授，他没有得到这个荣誉，而我们这些平平常常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些人，通过党的领导，老同志的带领，我们取得了成绩，是值得骄傲的。
十几年之后，最近美国光学学会又邀请我们一定要写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我跟大珩先生讨论要不要写这篇文章，大珩先生说应该写，应该把最近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上介绍出来。所以，我就写篇文章寄给了美国光学学会的一个杂志，他们刊登了。但在我们还没拿到这份发表资料时，美国加州的中华光电学会很快就把这篇文章翻成中文，发表在他们办的“光电联络”杂志上。他们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发表这篇文章呢？因为这个学会是中华民族的，主要还是台湾去的一些人在美国成立的光电学会，他们以这篇文章为骄傲，觉得我们中国这十年来做的光学研究非常有成绩，值得向世界推荐。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是主要介绍我们所的工作。（注：母国光教授曾于1956年在长春光机所学习一年多，故称“我们所”。）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同时分享了你们的快乐。
长春光机所不仅以成果饮誉海内外，同时她也为中国光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非常良好的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光学、应用光学培养了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恐怕不好说，优秀人才是谁呢？是张三呢，还是李四呢？数量上一批又一批。我想还是引外边人对我们的评价好一些。大家都知道，六月份，南开大学授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吴大猷先生是国际上很知名的物理学家，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他在今年五月份跟布什总统一起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名誉教授、名誉博士。吴大猷先生在物理界，在科学界是一位既懂管理又懂学科的著名专家，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位专家。他是王大珩先生的老师。大珩先生与他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将国内情况作了介绍，给他看了一些国内成果的幻灯片。这里有许多是长光所的工作，如跟踪经纬仪、光学玻璃都是长春做的成果。他回到台湾在一篇报导里说：王大珩先生向我谈的中国光学界做的这些工作，真使我感到羡慕，在大陆上不仅成果累累，而且人才济济。我想一个四十多年没回国的人，他回过头来看国内光学的发展，他承认我们很多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但是做出了能在国际上站得住的成绩，这样的人才相当一部分是我们长春光机所培养出来的。长春光机所像母鸡下蛋一样，向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输送了一批一批的干部，使这些新的光机所很快地得到发展。
长春光机所四十年的光荣历史及其做出的很大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谁到长春来都知道长春有个汽车城，同时有个光学城。
……我为有你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一流的光机所而感到自豪！
在王大珩的努力下，世界性的光学组织国际光学委员会（ICO），于1987年正式吸收中国加入其会员国。
由于王大珩杰出的工作和威望，1990年11月，他被选为亚洲太平洋光学联合会（APOF）的副主席。这一地区性的学会包括以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七国为圆周的大片地区和国家。APOF只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
选择之六：躲进象牙塔还是介入政治。
科学的尴尬和历史的必然
科学中有着无数的命题，而生活中也并非只有科学一个命题。
1979年，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突然找到他最信任的两位副所长贾力夫和龙射斗，这两个人多年来一直与王大珩共处，相互之间十分了解，王大珩素来极敬重他们二位的人格。但当站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王大珩却突然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大珩才克制着内心的激动，语气郑重地说：“有件事我想与你们二位商量一下。”说到这里，王大珩略微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却再也掩饰不住眼里燃烧着的灼灼热情，语气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我想请你们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知二位是否有意……”
贾力夫和龙射斗吃惊地看着王大珩，看着这个当了整整三十年党外人士的老专家。谁也没想到，在心安理得地做了三十年的党外人士之后，在刚刚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劫难之后，王大珩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是入党。
“是时候了。”王大珩说。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是时候了。”
此时，王大珩刚刚参加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技教育研讨会。
此时，中共中央刚刚开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王大珩说是时候了！说这话的时候，王大珩已经年愈半百，五十有四了。
有许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从王大珩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不顾危险地从国统区跑到解放区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了。问题是，一个向往解放区，投奔共产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在三十年之后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再者，这三十年中，王大珩为国家、为祖国的光学事业做出了如此突出的贡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在漫长的三十年之后，才考虑接纳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呢？